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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丁玲情书 (1)

致 陈 明

陈明:

我从昨天起病了,现在还躺在床上。又是那个可厌的感冒,现在已经退热了,准备下午起床。我为什么会病的呢?一半是由于前天骤冷,一半由于感情把我压倒了。我要告诉你,我对宋村有了感情,我在大前天晚上的代表会上,哭了。我说了我对于那些穷苦者有了被子,有了袄,有了瓮后我的高兴;我说了我对于那些不满意得了绿票的同情;我可怜他们的觉悟不高,我恨我工作做得不仔细,教育不深入;我说了我对于满圈的同情。当我走到他房子里的时候,我只在他炕上找到一床破席和一床破被,一口破箱子里有几件小孩衣服,我才明白为什么当他在贫农团盖着没收来的地主的被子时,是那样的在炕上爬来爬去。可是他连一张纸也没往自己家里拿呀!当评阶级评到他家里,他坚决而迅速的说了“三等贫”。他母亲因为家里人多钱少,就没有买被子,只买了一些旧棉花套。他感觉别人对他提意见是不公平的。我说我不责备他,一个刚刚培养出来的农民干部能这样就已经非常好了。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忍不住眼泪就流了出来,我非常感动,代表们也受了感动。本来对扩军工作表示沉默的,也就热烈地讨论起来了。昨天开小组长会,布置扩军工作,号召参军,我扶病参加,做了一段热烈的讲话,在我讲话后,有两个人自动报名参加,我更兴奋透了。我爱他们!可是这里面没有满圈。满圈没有报名,却矛盾激动到极点,在会上不知说什么好,拥抱了这个又拥抱了那个。我看他百分之百想去,可是他是他父亲最爱的幼子,他怕他父亲。会后他回去给父亲说了,提出自己的要求,但被父亲骂了一顿。下午他颓唐地坐在我房子里。晚上,散了会他在纠察队大声地唱着秧歌。那时夜已很深,我叫了两次张来福,想去制止他;张来福他们都睡得很熟。后来我也想,他有烦恼,让他唱吧。我躺在床上一直听了两个钟头,呵!这淳厚的人呵!

昨天下午和今天上午我都躺着(昨晚仍去开了会,我觉得不去开会舍不得什么似的)。躺着也不想什么,总觉得能写首诗也好。我这个人实在太感情了,你说是么?

明天我们开大会欢送参军的人,同时广泛的号召,有一个仪式,很热闹。你和肖白商量,看他肯来么?你如果能来,带一个照相机来也好。

绒布很好,可惜现在无用。棉裤拆了无用,可惜,放在那里吧。黑绸衣怎么能改祖慧的衬衣呢,莫名其妙。××买这么些东西,退还给你,叫你做手帕用吧。

问候你,亲你,希望你好!

丁玲

廿五号(1948年)

(注:写此信时,丁玲正在河北省获鹿县参加土改工作。信中提到的“绿票”,指分地主浮财时发给贫雇农的票证中可分浮财较少的一种。“张来福”是工作组的勤务员。“肖白”即李肖白,时为《晋察冀日报》的记者。)

丁玲小传

丁玲(1904-1986),原名蒋伟,字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社会活动家。

1930年5月,丁玲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成为鲁迅旗下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拘禁在南京。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罗曼?罗兰等国内外著名人士,曾发起抗议和营救活动。敌人对她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国民党做事,都遭到拒绝。同时她积极寻找地下党组织,终于在党的帮助下,于1936年9月逃离南京,奔赴陕北,成为到达中央苏区的第一位知名作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欢迎。

在苏区,丁玲历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等职务。创作出《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许多思想深刻的作品。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鼓舞下,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用文艺形式积极反映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1948年,丁玲写成著名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2年荣获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各国读者中广泛传播。

新中国建立后,丁玲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先后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和《人民文学》主编等职;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妇联理事、中国文联委员和党组副书记、全国人大代表等社会职务。繁忙工作之余,她写出了大量散文和小说,并扶植了许多文学新人。

1955年和1957年,丁玲两次遭受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被错划为“反党小集团”、右派分子,下放到北大荒劳动12年,“文革”中又被关进监狱5年。粉碎“四人帮”后,丁玲的冤案逐步得到平反。1984年,中央组织部颁发《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彻底推倒多年来强加给她的一切不实之词,肯定她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丁玲在晚年,不顾体弱多病,勤奋写出了《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等100万字的作品,创办并主编《中国》文学杂志,热情培养青年作家。

1986年3月4日,丁玲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名人婚恋

丁玲与陈明

1917年,陈明生于江西鄱阳湖畔,父亲为儿子取名陈芝祥。

1934年,陈芝祥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一二?九”时,他是上海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创始人和组织者之一。193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他离开上海,奔赴延安。从此,他开始使用笔名陈明,将自己的本名陈芝祥留在了白区。

1937年5月初,陈明看到了宝塔山。他从上海经北平、太原、西安来到延安,成为抗大十三队的一名学员。那一年他正好20岁,青春年少,风华正茂,浑身上下洋溢着一股勃勃生气。

1936年6月18日,苏联作家高尔基病逝,延安文艺界举行了高尔基逝世周年纪念会,介绍高尔基的生平。晚上是文艺演出,在文艺演出的节目中,有一个是田汉根据高尔基小说《母亲》改编的同名独幕剧,正在抗大十三队的陈明扮演剧中的儿子巴维尔(伯夏)。

陈明那挺拔的鼻梁,机敏的眼睛,带磁性的嗓音和娴熟的演技,引起了一位女观众的注意。她30出头,一双聪慧的大眼睛,像聚光灯一样紧紧盯着陈明,放射出欣喜的光彩,她就是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丁玲。她觉得这个小伙子表演好,台风好,很会表现人物,这样的人才,当年在延安并不多见。演出结束了,她和吴奚如夫妇一起走回住处,路上,还为剧情激动着,她已经很久没有这样激动过了。她回味着剧情,回味着舞台上那一幕幕场景,情不自禁地在内心里轻轻呼唤着:“伯夏!伯夏!”伯夏是剧中巴维尔的爱称。

后来,丁玲一直把“伯夏”作为对陈明的爱称。

不久,西北战地服务团成立后召开第一次会议,丁玲和宣传股长握手时,一下子就认出了这是“巴维尔”。在四目相视的一瞬间,他俩都感觉到一种热流漫遍了心田。

在西战剧团里,他们每天行军、演出,朝夕相处,相知日深。1938年春天,西战团去西安。丁玲带着几个人先行,去打前站。从涧关车站上火车的时候,陈明胃部疼痛,脸色灰白,头上直冒虚汗,大家张罗着想找副担架抬他,却一直找不到。丁玲见了,把身上的挎包塞给身旁的同志,一下子就把陈明背了起来,噔噔噔踏上火车,直奔卧铺车厢。

卧铺车厢里坐得很满,丁玲找到乘务员,给陈明找了一个空铺位。把陈明安顿好,丁玲松了一口气,她又找来止疼药,给陈明吃下去,看到他的病情稍微稳定,才回到硬座车厢去。火车在沉沉夜色中向着西安开去,乘客们大都入睡了,丁玲却毫无睡意,她一直在惦记着陈明。

车到西安,丁玲第一件事情就是把陈明送进医院,又拿出自己的津贴,托人去买布料和棉花。晚上,忙完一天的工作,丁玲就着电灯,一针一线地给陈明缝起了新棉裤。因为她看到陈明的棉裤在工作中磨烂了。她特意把裤腰裁得长一些,把棉花絮得厚一些,这样可以暖胃。

陈明拿到了棉裤,深感意外,他轻轻地抚摸着,厚厚的,软软的,穿在身上一定很暖和。他领悟出丁玲对他那种超过一般同志的感情,除了母亲,还没有哪一个女人给予过他这样细致深厚的爱呢,一阵热流在他的心头荡漾开。就在这不知不觉中,爱情的种子悄悄地萌生了。

他们在西战团一起生活了十个月,在这十个月里,丁玲和陈明相识了,相知了,也开始相爱了。他们的关系发展得很快。他们不回避也不掩饰:革命同志之间真诚的感情,是很纯洁很正常的,有什么不好意思呢?陈明问:“你为什么爱我?”丁玲回答说:“和你在一起我觉得自己变得年轻了。”

1938年7月,西战团凯旋而归,在延安经过三个月的休整,再次开赴晋察冀敌后进行宣传演出活动。丁玲没有率团出去,留在延安,陈明因胃病还没完全好,也留在延安参加学习。当时,丁玲住在山下,陈明住在山上。每天,丁玲把设法买来的鸡蛋和牛奶送上山去,给陈明增加营养。

陈明心中明白,丁玲送来的不是牛奶,分明是她的执着的爱情。他实在不敢接受。在他看来,年龄并不是他们的阻碍,而是他越来越觉得,她无论是成就还是地位都太高,自己配不上。他甚至自责自己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他只能敬重她、崇拜她。他情不自禁地在日记里写道:“让这些日子快过去吧。”

1939年陈明担任了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政治部宣传大队的大队长,这个大队又称烽火剧团。陈明带着烽火剧团长时间地在边区各地演出。丁玲则在1939年11月调离马列学院,任陕甘宁边区文艺协会副主任。

陈明总觉得自己不能接受丁玲的爱,这份爱太沉重,可是他又忘不了她,也不忍心伤害她。他想逃避。于是,他长时间去边区巡回演出,试图让时间来冲淡这浓浓的情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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