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倭名将俞大猷
在东南沿海抗倭斗争中，最著名的抗倭英雄有两个：一个是戚继光，另一个便是俞大猷。
俞大猷，福建晋江人，他出生在海边，熟悉沿海防务，家乡人民受到倭寇的侵犯他也耳闻目睹，十分痛恨倭寇的罪行。自幼习武，准备随时保家卫国，报效自己的祖国。
后来浙江都御史王忏在巡视海防的时候，发现了这位武艺高强、立志报国的人才，便竭力推荐保举他任备倭都指挥（专门巡查海防、阻止倭寇入侵的小官），由于他功绩显著，不久便被提拔为宁波、台州诸郡参将，在王忏的支持下，他大胆地改进了明军边防，征调和建造了大批船只，准备随时抗击来犯的倭寇。
他还看到了明朝军队的腐朽，不能抵御倭寇的进攻。便招募熟悉水性的民工，经过充分的训练来充当水军的骨干力量，同时修造大量的内河战船，在船上准备标枪、火药、铅弹等，并且改进战术，遇有倭寇入侵，就放倭寇的船只由海上进入内河，再用海船封锁海口，堵上敌人逃跑的归路，然后围住歼灭，这种战术大胆而有效，使倭寇胆战心惊。
1553年（明世宗三十二年）3月，在王忏的指挥下，俞大猷率领精兵夜袭普陀山倭寇的老窝，放火烧了敌寨，倭寇死伤无数，余下的便夹着尾巴灰溜溜地逃跑了。这就是明代东南沿海军民抗倭史上有名的“普陀山大捷”。
由于俞大猷抗倭的战功显著，在1553年被提升为副总兵。同年，在闽浙总督张经的部下，带领自己训练的军队，奋勇杀敌1900多名，取得了抗倭战争的又一次大胜仗。从此俞大猷成为抗倭的名将，让倭寇闻风丧胆。
但是，不久总督张经被奸臣严嵩、赵文华陷害致死，俞大猷也受牵连，被关进监狱。一时抗倭的领导权落在奸臣赵文华、胡宗宪的手中，东南沿海的倭寇一时又猖獗起来。成群结队的倭寇乘船大举进犯浙江、福建、广东沿海。这些地方告急的文书像雪片一样飞报朝廷，在此情况下，经过一些人的营救，俞大猷便死里逃生，重被派到沿海抗倭。
1562年（明世宗四十一年）11月，倭寇猖狂地陷落了东南重镇兴化，不久又攻陷了平海卫，朝廷便任命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前往抗倭，同时任命戚继光为副总兵官。
俞大猷到达福建后，急忙从漳州招收6000农民武装，加紧训练，同时命令戚继光再次回到浙江义乌招募民兵1万余人，在行军福建的途中便开始训练。这样，便可以用战斗力强的新训军队代替腐朽的旧军队，以便提高战斗力。不久这两支军队会合，在广东援军的配合下，大破平海卫倭寇，接着又破兴化的倭寇，恢复兴化。不久福建的倭寇基本被肃清，同时俞大猷被调往江苏抗倭，很快又驱逐了江苏的倭寇。俞大猷的大名也响彻福建、江苏两省。
1564年（明世宗四十三年），俞大猷调任广东总兵官。俞大猷被调动到这里来以后，就急忙招募农民武装数万人，训练这些军队，不久便带领这支军队大破盘踞在广东海丰的倭寇。
1565年（明世宗四十四年）8月，在戚继光的配合下，大破汉奸吴平带领的海寇。至此东南沿海的倭寇基本被全部消灭。
抗倭战争的胜利，使广东、浙江、福建等地日趋安定，保证了当地的生产。俞大猷、戚继光领导的抗倭战争，建立了卓越的历史功绩，受到当时乃至后世人民的称颂。
闽浙烽火
明朝中叶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比前期更加残酷苛重，阶级矛盾尖锐起来，人民开始大规模地起来反抗。
浙江庆元的叶宗留，原来是一名矿工，他有一身高强的武艺。为了生活，他不顾明政府的禁令，多年来率领着一批矿工，冒着生命危险，在浙江、福建、江西三省交界的仙霞岭这些被封禁的地区开采银矿。官府派兵追捕，他们就展开斗争。对于官府的镇压，叶宗留和矿工们不但没屈服，反而向官军挑战说：倘若要战，可约定某日大战一场。叶宗留和矿工们在明英宗在位的时候，他们从浙江来到福建采矿，终日辛劳，所得甚微，维持不了最起码的生活，而且还得同官军周旋斗争。在这样的状况下，叶宗留号召矿工们向那些贪官污吏和地主老财夺取钱财，供自己食用。这样，在叶宗留的率领下矿工们就在福建的政和县举起了义旗。
起义军回师攻占了庆元，开始发展壮大队伍，进行军事训练，在七月份攻入了福建，占领了许多地区。
俺答兵在北京郊外抢掠了几天之后，见明政府军队不做抵抗，就大肆横行了一阵，押运着抢来的大批男女牲畜和金帛财物，志满意得地引兵西去了。
面对俺答兵的撤去，仇鸾属下的10多万军队面面相觑，没有一将一卒发放一箭。只有在俺答兵退了很远之后，仇鸾才带着军队尾随其后，假装追击一番。这时，俺答汗本想从白羊口那个地方出塞，结果受到了明朝守将的阻扼，又只好拥众返道东南，在昌平北面突然与假装追击的仇鸾军队相遇。仇鸾出乎意料他自己差点被俘去，军队也大乱逃溃。俺答骑兵破阵而入，杀伤明军，1000多人，又带领他的部下从古北口出塞了。仇鸾溃败后，为了向世宗邀功请赏，杀了几十个百姓的头充数，世宗也没加核实，就加封他为太保，赐给他一些金帛。
世宗感到这次失败是一场奇耻大辱，为了泄愤，就把兵部尚书丁汝夔抓来问罪，投入监牢里。丁汝夔立即向严嵩求救，严嵩安慰他说：“不要害怕，有我在，一定不会让你死的。”后来，看到世宗真的发怒，要处丁汝夔死刑的时候，严嵩却噤若寒蝉，一声不吭了。这时，丁汝夔才明白过来，临刑时大声呼喊：“这都是严嵩把我给断送了。”
因为这件事发生在世宗在位第二十九年，那年是庚戌年，所以这次事件被称为“庚戌之变”。
张居正改革
明世宗死后，由他的儿子朱载继位，改年号为隆庆，这就是历史上的明穆宗。这一次皇帝的更替和以前皇帝的更替一样，又给下面的大臣有一个革除弊政的机会。张居正就利用这种机会，进行了一场改革运动。
张居正很早就走上了宦途。一开始，他在翰林院任编修，当时正是严嵩当权的时候，他看到天下群盗涌起，贪风不止的局面，感到国家的形势很不妙。他认为这种形势非得有一个磊落奇伟的人不可，只有这样，不拘常规才能廓清天下这种混乱的局面。但是，当时皇帝昏庸，奸臣执掌朝政，他的思想也就比较悲观，认为世上即使有这种磊落奇伟的人，当政的皇上也未必了解他，即使了解他也未必肯起用。这样，张居正就只在翰林院当了7年的编修，然后就称病辞官回家了，在家里闭门读书。
就这样，张居正在家整整又读了6年书，由于他的父亲很希望他能够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他只得又进京当官，任国子监司业。张居正的性格比较深沉，而且很有胆略，这次进京后，他就怀有更大的抱负。在办完公事之后，他就注意研讨历代盛衰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留心观察社会现实。明穆宗登位那年，他就被遴选入放内阁。第二年，他针对世宗以来的种种弊端，向穆宗上了一道奏疏，指出当时朝政已经是积习成弊，颓废不振了，如果不及早实行一些改革，结果会积重难返。
张居正在那道奏疏中陈述了他的一些政治主张，是很有见识的，在当时也是势在必行的，穆宗皇帝对这个也深表赞赏，可惜的是他在位仅6年就去世了，那时候，张居正还不是内阁首辅，所以他这些主张暂时不能得到实行。
穆宗去世后，由太子朱翊钧继承了帝位，开始了明神宗治天下的时代。这时，张居正联络宦官冯保，撵走内阁的首辅高拱，在皇太后的支持下，出任了内阁首辅，拥戴着10岁的神宗小皇帝。张居正已经大权在握，年幼的小皇帝又对他言听计从，于是，张居正就把他昔日的政治主张，在神宗统治的时候，逐一地付诸实施，掀起了一番雷厉风行的政治改革。
张居正改革首先整饬吏治，他认为当时朝野拖沓成风，吏治不清。于是，他就提出了考核吏治，要求为官清廉，政治清平，让老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他又制定出一套考核官吏政绩的办法，通过考勤，来分别官员们的勤惰、贤愚的状况，把那些办事拖拉的官员毫不留情地罢免或者黜陟了。张居正在选拔和任用官吏的时候，主张唯才是用，不受毁誉、亲疏关系的影响，人要有真才实学，就加以破格重用。对那些没有军功，能力又十分低下的，即使是皇亲贵戚，也决不滥封爵位，轻授官职，这样就使整个官僚机构不十分庞大。
张居正在改革的过程中，为了改变赋役严重不均的状况，减轻无地或者少地农民的赋税，后来又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这样，又为明政府的财政增加了不少收入，也减轻了农民的许多负担。
张居正在进行这些改革的同时，还做了许多加强边防的工作。明世宗时发生庚戌之变，那时，张居正也在北京，他目睹了俺答军队围困北京的局面，他内心深有感触，他就决心对边防加以整顿，加强力量。
俺答汗的部落多，力量强大，历来是明朝北部边塞的劲敌。庚戌之变发生后，明朝又和俺答部发生过几次交锋，当时在边境的老百姓一直都深受战乱骚扰之害。在穆宗在位第四年的时候，俺答汗把外孙女三娘子从她的未婚夫袄儿都司手里抢来做为自己的妻子，为了消除袄儿都司的怨恨，又将自己的孙子把汗那吉的未婚妻赏给了袄儿都司。这下子触犯了把汗那吉，他在恼怒气愤之下，联络部属阿力哥等人，一起跑到大同归附明总督王崇古那里。王崇古一面善意款留，另方面派人上报朝廷，请求优抚把汗那吉他们。他的建议得到了张居正的赞赏，就极力主张采纳王崇古的建议。于是，明政府封把汗那吉为指挥，阿力哥为正千户。事情发生后，俺答汗会集各部人马，重兵压境，要求明朝遣还把汗那吉。当俺答汗得知孙儿把汗那吉归顺后受到明王朝的礼遇，心中也就十分喜悦，就从此息兵和好了。
后来，张居正的父亲死了，按照当时的风俗，他必须离职守丧尽孝三年。当时神宗小皇帝还很年轻，治国没有经验，而且张居正也不甘心因守孝的事，中断自己谋划已久的政治改革。于是，由皇帝出面，下诏书挽留，说是公务需要，不必离职守丧，这在当时是被看作“夺情”的。这一来，一些反对改革的政敌就用这个做借口，趁机群起而攻之。张居正虽然有宦官冯保和皇太后的支持，最后由明神宗做出裁决，把这些反对派惩处了结了，但反对派们的斗争没有止息，张居正就是在多方阻挠和诽议的情况下，推行他的政治改革的。
神宗十年时，张居正死了。他死后不久，就又遭到反对派的诬陷，结果封号被革除了，家产也被抄没。他的长子张敬修被逼自杀，次子张嗣修和他几个孙儿被发配到边远地区充军。就这样，在他执政10年间所进行的一些改革，像皂沫一样地幻灭了。
连中三元的商辂
商辂（1413年～1486年），字弘载，号素庵，浙江淳安县人。出身于一个比较贫穷的家庭，他自幼聪明好学，沉默寡言，有志向也有一股子犟劲儿，读书刻苦，后来考取功名，官至内阁大学士，为官清正廉洁，是一代名臣。
“连中三元”是商辂考取科举中的有名故事。到底何为“三元”呢？
我国封建时代，自从隋文帝杨坚开科取士以来，历经隋唐两朝科举制度确定下来，就是规定考试科目，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明代以前考试的内容各代大体相同，但是时间不固定，到了明朝以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统治，驯服天下文人，便与大臣刘基重新制定了科举制度，考什么，什么时间考，文章如何写（必须写成“八股文”）都格式化了。
封建统治者也重视“人才”的培养，有一整套的建制和规定。在中央设有太学（国子监），是全国的最高学府，地方上的府、州、县都设有学校。在校的学生称为生员，也称秀才。他们读的书都是四书、五经，作业就是写诗文，对对联。朝廷规定每三年在各省督府（布政使司所在地）举行考试，叫做“乡试”，被录取的人称为“中举”，也称“举人”。每次“乡试”的第二年，全国的“举人”要到京城参加礼部主持的考试，称为“会试”。考中的人还要参加皇帝亲自在皇宫大殿里举行的考试，叫做“殿试”。“会试”这一年也称作“大比之年”。
考取“乡试”的第一名称为“解元”，“会试”的第一名叫“会元”。殿试根据成绩分三等录取。一甲只取三人，头名状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赐给他们进士及第的名义。二甲叫赐进士出身，三甲叫同进士出身，这二三甲录取的名额也各有一定数量。
谁要是在“乡试、会试、殿试”这三次考试中连续获得第一名，就叫“连中三元”（解元、会元、状元）。连中三元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整个明代276年的历史上，只有商辂一人，获得“连中三元”的殊荣。
且说，商辂在淳安县读书的时候，学校每年的考试中，他都名列榜首，得到县令的赏识和资助。
宣宗十年（1435年），三年一度的乡试日期来临了，22岁的商辂就打点行囊，辞别父母，告别家乡父老乡亲，乘船来到浙江省首府杭州。来杭州参加考试的读书人成千上万，然而录取的名额只有30人，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三次紧张的考试结束，商辂和其他读书人一样，心里十分不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