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仁杰刚而不折
狄仁杰，字怀英，太原人，唐高宗时，曾任侍御史，武则天时，官至地官侍郎。他为官清廉，以不畏权势、敢犯颜直谏、精于断案著称，在中国历史上有“狄青天”之称。
仪凤年间，狄仁杰任大理丞，每年断案无数，涉及人数一万七千多，从来没有一个人有怨言。有一次，武卫大将军权善才因为误砍了昭陵的柏树而犯了罪，被拘押在大理寺监狱。狄仁杰依法断案，判定此罪应予以罢免官职的处罚。狄仁杰上奏高宗皇帝。高宗却命令立即斩首示众。狄仁杰并不畏惧皇帝的权势，犯颜直谏，奏道：“权善才之罪，依国法不应处死。”高宗十分恼怒，说道：“权善才砍昭陵的柏树，是使我陷于不孝的境地，一定要杀掉他。”朝廷上的左右两班文武大臣都注视着狄仁杰，等待着他按皇上的意旨，下达处死权善才的命令。谁知狄仁杰并不屈服，却对高宗说道：“我听说违背皇上的意旨就是逆龙鳞，自古以来人们都认为是不祥的事，我认为不是那样。若在夏桀、商纣时期，这样做是有杀身之祸的；若处在唐尧、虞舜的时代，这样做就是忠臣。我今天很幸运地遇到像唐尧、虞舜一样英明的皇上，就用不着担心像比干那样进逆耳忠言而被处死。过去，汉文帝时，有人盗取汉高祖庙中的玉环，张释之在朝廷上直言进谏，使得盗环人仅仅受到斩首示众的处罚，而没有株连全家。明主是可以用道理说服的，忠臣是不能用威势压服的。今天陛下若不采纳我的谏言，我死后实在无颜见；长释之于地下。陛下制定的法令，已公布于众，是流放，还是处死，各有不同的规定，岂有未犯死罪而被处死的道理？若不依法办案，则民无行事的准则，就会失信于民。陛下若想改变法令制度，就请从今天开始。当年张释之曾经问汉文帝：‘若偷盗高祖庙中的玉环就杀掉全家人，要是盗掘了高祖的长陵，陛下又该如何处治呢？’今天，陛下若因为昭陵的一株柏树就杀掉，一名将军，千载之后，人们会说陛下是一位什么样的君主呢？这是我不敢奉旨杀掉权善才、陷陛下于不义、给陛下造成桀纣之君的坏名声的原因。”
武则天是一位很有作为的皇帝，她在经过了艰苦复杂的努力后夺取了帝位，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她任酷吏，施酷刑。在这种情况下，要犯颜直谏，就更加不易了。然而，史载和传说中的狄青天就出现在这一特定时期。狄仁杰的作为不仅在武则天朝难能可贵，即使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常见的。
垂拱四年（638年），狄仁杰任文昌右丞，出京城任豫州刺史。当时，武则天临朝称制，越王李贞与韩王李元嘉、鲁王李灵夔、霍王李元轨以及李元嘉之子黄国公李撰、李灵夔之子范阳王李蔼、李元轨之子江都王李绪、李贞之子琅邪王李冲等人秘密联络。都有扶植李唐王朝、扫除武则天的意思。不久，琅邪王李冲与众王约定，起兵匡复李氏。李冲首先起兵，然而，众王都没有按约响应，只有越王李贞，因与李冲有父子之情，起兵响应。武则天派宰相张光辅率军三十万前去讨伐，经过了二十余天的激战，李贞兵败，服毒自杀。李冲及其家属全都被杀，无一人幸免。
李贞兵败之后，受牵连被治罪者六七百人，被籍没入官者五千余口，朝廷委派的司刑使逼促行刑。狄仁杰同情这些人，认为他们胁从犯罪，应暂缓处治。于是秘密上表章向武则天申奏道：“我想公开申奏，却又不敢，怕被认为是替叛逆之人申辨；若知而不言，又恐怕违背了陛下存恤臣民意旨。我几次写成奏章又毁掉，犹豫不决。这些人造反，实际上都不是自愿，而是属于胁从犯罪的，我恳切地希望陛下同情他们的一时失误。”武则天见到狄仁杰的秘表之后，从自己的利害考虑，竟然同意了他的意见，特意降旨，从轻处治这批人，免去他们的斩刑，而将他们流放到宁州。这些囚犯被押解到宁州（治所在今甘肃省宁县）驻下来时，宁州的父老迎候他们说：“是狄使君救活你们啊！”他们互相扶持着在狄仁杰的功德碑下哭拜，吃斋戒酒三日以后才起程。豫州的囚犯到达流放地宁州以后，又一起集资立碑颂扬狄仁杰的功德。
宰相张光辅率军平定了李贞叛乱，部下将士居功自傲，胡作非为，到狄仁杰的辖区内勒索财物，狄仁杰一概不答应。张光辅恼怒地对狄仁杰说道：“你一个小小的州刺史难道敢轻视我这个大军元帅吗？”狄仁杰说：“扰乱河南的，仅仅是一个越王李贞罢了。现在，一个李贞刚被平定，而上万个李贞又出现了。”张光辅听了，十分恼火，质问狄仁杰说这话是什么意思，狄仁杰说：“您率领三十万军队，平定一个乱臣，不收敛约束军队，却放纵军队乱施暴行，残杀无罪之人，使百姓肝脑涂地，这不是又出现了上万个李贞吗？况且，李贞倚仗他的威势使百姓胁从，百姓不由自主，到朝廷官军来到时，登上城墙，顺着绳索滑下归顺官军的人数以万计，城四周都踩出了许多小路。您怎能为了邀功求赏，纵容部下滥杀归降之人？只恐怕喊冤之声响彻云天。若是尚方宝剑架到您的颈上，您也一样会很轻易地被处死。”狄仁杰一席话说得张光辅哑口无言，但他心中却极其忌恨狄仁杰。
张光辅回到京城以后，诬奏狄仁杰袒护叛乱的罪犯，狄仁杰被贬为复州刺史，后来，又改任洛州刺史。
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杰升任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武则天对他说：“您在汝南时，颇有优良政绩。您想知道说您坏话的人是谁吗？”狄仁杰辞谢道：“陛下若认为我有过失，我一定改正；陛下若知道我没有过失，这就是我的幸运。我不去了解进谗言诋毁我的人是谁，周围的人就都是我的好友，我请求不要让我去了解这个人是谁。”武则天对狄仁杰的胸襟豁达坦荡深加赞赏。
荀子曾经说过：“柔自取束，强自取折”。苟于是教我们要学会使用“柔道”，要躲避矛盾。的确，在中国历史上，态度强硬，敢于犯颜直谏的人往往没有好下场。然而在武则天当政的恐怖时代，狄仁杰却能屡屡犯颜直谏，刚而不折，却得到了武则天的信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进谏与纳谏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年），著名的大诗人元稹被任命为左拾遗。这个官名本身就是拾遗补缺之意。元稹是一个关心民生疾苦的人，他就谏官的职任问题上书皇帝，奏章中说：“过去，太宗任命魏征为谏官，自己无论宴饮游观，还是寝息就餐，时时刻刻都让他跟随在身边，还命令三品以上官员入朝计议重大政务的时候，一定要派遣一位谏官跟随，以便检验各种议论的优劣，当时天下政治修明，与此有很大的关系。现在的谏官，其状况就不同了。首先，不能得到圣上的召见，其次，不能参与当前的政务，只是跻身于朝班的行列之中，按时上朝拜见圣上罢了，谏官不能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实际上形同虚设。希望陛下经常在延英殿召见谏官，让他们尽其所能地发表意见，怎么能够将他们安置在谏官的职位上又对他们弃置不顾，并且疏远贱视呢！”
唐宣宗读了他的奏章，似有愧意。
不久，元稹再次上疏，他在疏中说：“在政治修明与祸乱危亡的初期，都肯定是有苗头和迹象的。疏通直言进谏的道路，拓宽接受意见的范围，这是政治修明的萌芽。喜欢阿谀逢迎，被自己亲幸的人蒙蔽，这是祸乱危亡的迹象。自古以来，在君主继位的初期，肯定会有敢于直言进谏的人士，奖赏他们，君子便愿意奉行他们的理想，小人也就不敢做奸邪之事了。如果能做到这些，那么上下之志相通，上下之情畅达，即使不打算政治修明，能够办得到吗？如果君主抵制直言上谏的人士，惩罚他们，君子便会藏身隐退，缄口不言，但求明哲保身，小人便会曲意迎合，从而窃居君子的地位了。像这个样子，要办的事情就是近在十步之内，也完全有可能做出欺上罔下的勾当来，即使不打算招致祸乱危亡，能够办得到吗？”“在太宗刚刚执政的时候，大臣孙伏伽就一件小事进谏，说得很有道理，太宗大喜，便重重地奖赏了他。所以在这一段时间里，谈论政事的人就多起来，而且唯恐自己讲的不够深挚切实，从来不曾有人担心触犯忌讳。这是太宗认为顺心适意是小事，而国家危亡的祸殃才是大事的缘故。”
元稹还直言不讳地说：“自从陛下登基以来，至今已满一年，没有听说过有人受到孙伏伽那样的奖赏。我等在谏官行列中聊以充数，空费时日，不能够得到陛下的召见，每当站进朝班的位次之中，屏住呼吸，曲身行礼，连抬头看上一眼都没有胆量，又怎么能议论得失、诤言进谏？在皇帝周围供职的人尚且如此，何况其他职位疏远的臣下呢！我真是为陛下感到忧虑啊！”
元稹虽有忠诚之心，但大厦将倾，不可力挽，唐朝已经开始走向无可挽回的衰落，他虽有此心，却无回天之力。
在中国历史上，君主是否能够纳谏，确实是一个朝代的政治是否开明的重要标志。因此，有远见的士大夫往往十分注重进谏和纳谏的问题。诸葛亮在他的著名的《出师表》中就曾以披肝沥胆的心情来规劝后主纳谏，他说：“亲进贤臣，疏远小人，这是先汉（西汉）所以兴的原因；亲近小人，疏远贤臣，这是后汉（东汉）所以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的时候，常常和我谈到这件事，没有一次不对桓帝、灵帝（东汉末期的皇帝，任用外戚和宦官）表示嗟叹、痛恨。侍中郭攸之、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等人，都是坚贞、诚实的人，是一些能够以死报国的臣子，希望陛下来亲近他们，信任他们，那么，汉室的兴旺，就指日可待了。”这一段话，几乎成了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