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分析的方式说，有方面分析、阶段分析、层次分析等。从分析的方法说，有特征分析、条件分析、因果分析；有辩证分析、阶段分析；有比较分析、趋势分析、典型分析，还有统计分析、构成分析、系统分析、综合分析、架构分析等等。
我们着重讲辩证分析，是从建构逻辑框架，严守逻辑方阵，如何获取胜辩的角度来考虑的。
《韩非子·说林上》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也可说是一个笑话：
有个人进献“不死之药”给楚王，负责通报接待的官员赶忙拿着药进宫去。
路上遇到一位卫士问他：“这药可以吃吗？”接待官慌慌忙忙的应了一句：“可以。”卫士就抢过药来一口吞了下去。
楚王知道后大发雷霆，立刻派人去杀卫士。卫士托人劝说楚王，受托的人转达卫士的话给楚王说：
“我询问过接待官，他说‘可以吃’，我才敢吃下去。这件事我实在没有过错，罪过全在接待官呀！再说客人进献的明明是‘不死之药’，我已经吃了，如果大王杀死我，那就证明这是‘死药’了。这是客人欺哄大王啊！这样一来，大王既误杀了无罪的臣下，又让世人耻笑大王的被小人欺哄，与其这样，大王还不如宽恕了小人呢。”
楚王于是赦免了这个卫士的死罪。
炼仙丹、求仙方、求永生、求不死，历代帝王，莫不如是。
多少饱学之士、有识之士劝阻，很多身首异处，下场十分悲惨。
比较起来，还是这位“中射之士”一“夺”二“食”来得痛快，来得美妙！
当然，更痛快、更美妙的，还是他的三“辩”：
其一，问可吃不可吃，接待官明明说“可”，所以罪不在我。
其二，明明说是“不死之药”，大王要杀死我，马上就成了“速死之药”，这不说明你大王受了欺骗，受了蒙蔽吗？
其三，无罪的我你要杀，有罪的人（接待官和献药人）你不杀，杀了无罪的我。反让众人知道‘不死之药’是人家骗你的，比较得失，权衡利害，还是不杀我的好。
体系严密，攻守自如，环环相合，丝丝人扣，这就是辩证逻辑的力量，让你的辩论充溢着无可辩驳的魅力！
见仁见智妙趣横生
有则土耳其童话，听来颇让人寻味：
一个巫婆守护着一面魔窗，过路的人只要交一块番薯或一块乳酪，就可以透过魔窗看一看。人们从中看到了什么呢？白发苍苍的老人看到的是年轻小伙子，年轻的小伙子看到的是美丽的姑娘，美丽的姑娘看到的则是华丽的新嫁妆……实际上，魔窗里一无所有，只是一间空空如也的小屋。
这则美丽的童活，同皮格马利翁效应有异曲同工之妙：希望看到什么就能看到什么，希望成为什么样的人就能成为什么样的人。辩论中的道理其实一样：抛开约定俗成的含义束缚，从对己有利的一面另作新解，达到攻其不意、出奇制胜的效果。
一个夏天的晚上，大哲学家、天文学家泰勒斯仰望着天空的星辰，边走边思考着天文学上的问题，一不小心掉进了坑里，引起周围的人哈哈大笑。其中一个饶舌汉幸灾乐祸地奚落泰勒斯说：“你自称能够认识天上的东西，却怎么连地上的坑都不认识而掉进去了呢？”泰勒斯从坑里爬起来，镇定地“回敬”说：“只有站得高的人，才有从高处跌进坑里的权利和自由。没有知识的人，本来就躺在坑里，又怎能从上面跌进坑里呢？”饶舌汉哑口无言，面红耳赤。
人从地上往坑里跌，从坑里往地上爬，这地面与坑里的高低差，使受奚落的泰勒斯联想到自己同奚落者水准的高低差，人品的高低差，于是从另一方面一坑的方面想，从而回击、讽刺了原来的奚落者。
为什么很多时候会有像这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故事产生呢？同一作品，为什么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看法？同一问题，为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见解？这是由于人们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的文化教育影响下，具有不同的素质和素养，具有不同的观察和思考问题的视角和视点。巧答巧辩，正是利用这面“巫婆魔窗”，做出各种各样的、有声有色的文章来的。
里根当总统时，决定恢复生产新式的B1轰炸机，引起了许多美国人的反对。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面对一帮反对他这一决定的记者责问时，说：“我怎么就不知道B1，是一种飞机呢？我只知道B1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维生素。我想我们的武装部队也一定需要这种不可缺少的东西。”里根这一语双关的回答，一时间使那些反对者们不知所措。
里根佯装不知“B1是一种轰炸机”，联想到符号相同或相仿的“B1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维生素”，说：“我想我们的武装部队也一定需要这种不可缺少的东西”，一语双关，摆脱了自己的被动和尴尬的局面。
运用“巫婆魔窗法”，不仅仅可以在语义的多义上打圈子，有时还可以类比、联想等书中曾经介绍过的技巧。
一个人在市场上买了六只来自中国的麻雀，决定用它们去讨好国王。
按照这个国家的习惯，七是大吉大利的数字。要是送去六只，国王兴许会不高兴，要是国王真的发怒，那就更加麻烦了。
但是，中国麻雀只有六只，怎么办呢？他想了半天，决定混进一只本国麻雀，凑足七只献给国王。
国王一见，果然高兴。他仔细地把它们逐一玩赏了一遍，突然发现有一只本国麻雀混在里面，立即大怒，责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你自恃博学多识，欺我寡陋无知？”
那人吓了一跳，但他马上回答：“陛下果然是火眼金睛，洞察分明，可这只本国麻雀是另外六只中国麻雀随行的翻译。”
这个人利用类比思维，做出了巧妙的别解一人出国需要有翻译，那么麻雀也不例外，那只本国麻雀就是一位翻译。正中有歪，歪中有正，几分正确，几分荒谬，国王见他奉承得体，便嘉奖了他。
这一策略的运用不仅适于辩论，很多时候还能起到促进沟通的效果。
一位光彩照人的女演员上台演唱，曲毕谢幕，可没走两步，就被麦克风的电线绊倒，娇美的身体与当时的狼狈相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观众有笑有叹有哄。
这位女演员急中生智，站起身来，拿起话筒说道：“我真正为大家的热情所倾倒了！”
顿时，噪声变成了笑声和掌声。
女演员急中生智，以“美”补“丑”，换回了自己的面子。
还有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富翁，左邻是铜匠，右邻是铁匠，成天叮叮咚咚的吵得很。富翁特地备了一桌酒席请他们搬家，左右邻居都答应了。等到两家都搬了家之后，叮叮咚咚声还是照旧，原来是左边搬到了右边，右边搬到了左边。富翁所说的“搬家”是指搬到一定距离之外的意思，可是照字面讲，只要把住处挪动一下就是搬家，两位高邻也确实没有失信。问题在于“搬家”这个词语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铜匠、铁匠就是利用这一点巧妙地愚弄了富翁。
可见，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我们也不妨用“巫婆魔窗法”看看这一节中所有的故事：幽默，还是诡诈？幼稚，还是狡猾？就看是谁往“魔窗”里看了……
理正义坚正名有术
举火燎天就是指辩论中要抓住关键问题，与之针锋相对，迅速造成声势，迫使对方乖乖就范。
运用“举火燎天法”，首先必须“举火”，举起光明火炬，驱除黑暗蒙昧。因为辩论的任何“理”，都有表、里、正、反四方面。表与里是“言”与“意”的关系，正与反则为“是”与“非”的关系。针对对方之“理”。提出我方之理，与之针锋相对，才能造成气氛。
先回忆一下《唐唯不辱使命》的故事。从这一节的视角看，为何国土面积仅五十里的安陵君使者唐唯，敢在大国国君秦王面前，不卑不亢地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迫使秦王“长跪而谢之”呢？
他在这场外交辩论中，就采用了“举火燎天”之术。
任何“理”都有表里正反诸多方面。秦王“理”之“表”是以五百里之地易五十里之地，而“理”之“里”却是吞并这个已被秦国灭亡的魏国的一个附属小国。因而秦王之理是“反”的，唐唯之理是“正”的。
唐唯出使秦国，就是肩负着反对以强凌弱、维护安陵君尊严的神圣使命，因而具有正义性质。
在这场辩论中，唐唯抓住关键问题，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秦王假意尊重安陵君，什么“以君为长者，重提以十倍土地换安陵而不肯，是不是小看我？”唐唯针锋相对回答：“否，非若是也”；秦王以“天子之怒”来威胁，唐唯就以“布衣之怒”来相浩；秦王以“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恫吓，唐唯则以“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作回答，迅速造成声势，使秦王就范。
粗略的了解了“举火燎天法”的涵义之后，我们来看另外一场辩论：1903年在上海曾发生的轰动一时的大案，即《苏报》案。
《苏报》是中国人在上海租界办的华文报纸。面对苦难的中华民族，它鼓吹革命，唤起民众，思想激进。邹容出版《革命军》一书，《苏报》予以热情推荐。《苏报》刊载章太炎先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矛头直指清帝：“载淞小丑，未辨寂麦。”《苏报》为国内同胞与海外华侨争相传阅，影响极大。
清政府气急败坏，勾结帝国主义租界当局查封《苏报》，拘捕章太炎和邹容，并在英国租界内公审。
7月15日，各国领事来到会审公堂。本案“原告”清政府由江苏候补道俞明震代表出庭，并雇请了洋律师古柏、哈华托为化哩人。“被告”章太炎、邹容也延聘了博易、雷满等律师为辩护人。
会审官讯问“被告”。
邹容毫无惧色，坦然说道：“因为愤恨清政府专制统治，所以我写了《革命军》一书。又听说公堂要抓我，我就特地到这里来报到。”
章太炎则在对手的公堂上尽情发表演说，义正辞严地痛斥清政府勾结帝国主义迫害革命志士的卑劣行径。他指出：
“你们自称为中国政府，以中国政府来控告罪人，却不在中国法院，而在别国所管辖的最小的新衙门，真乃千古笑谈！”
第一场辩论以章、邹胜辩告终。
7月21日第二次开庭。古柏按照清政府的旨意，在发言中借口此案另有交涉，要求改期会审，意欲将此案移交清政府。
被告辩护人博易律师当即反驳：“此案发生在租界内，按照《公共租界章程》，理所当然应归租界公堂审理。”
清廷代表及古柏搜索枯肠，也没能找出反击的论据来。这时博易律师又抓住时机，反守为攻，提出一连串的洁问；
“按照法律，凡是诉讼必须原告被告两方齐全才行，倘若只有被告而无原告，则诉讼不具。现有人控告被告有罪，那么，我们要问堂上各官：今日之原告究竟是何人？是北京政府呢？还是两江总督？是江苏巡抚呢？还是上海道台？请明白宣示。”
清廷代表俞明震瞳目结舌，无言以对。
古柏犹豫半天，含含糊糊地说：“这个……这个……当然是中国政府……”
博易立即驳洁道：“以堂堂中国政府，竟然向属下之低级法庭起诉某个个人，受其裁判，岂非笑话？”
俞明震抓耳挠腮，不知所云。
博易不容对方有喘息机会，又连连进攻：
“这样看来，原告尚无定人。既无原告，如何审案？再者，章、邹等人不过在报上写了几篇文篇，并无违反租界规则之举。你们指控被告，有何证据？另外，刚才你们就要交涉，交涉什么事，应向法庭公布。如果政府律师既不能指出章、邹等人犯的什么罪，有什么证据。又不能说明交涉之事，则此案应立即注销，方为公平妥当。”
在被告律师有力的驳沽之下，会审官与清廷代表面面相觑，汗流浃背。第二次审讯又只得匆匆收场。
邺寸，《苏报》案轰传全国，清政府迫害革命党人的行径遭到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举火”已成“燎天”之势。
12月3日、4日、5日、第三次连续开庭。
原告律师除重复前两次陈词滥调外，又出示刊载有章太炎文章的那期《苏报》作为其犯案的“物证”。
被告斥：“这种东西算不得什么证据！”
博易律师不无讥讽的说：“众所周知，凡是有教化的国家，办案都得有真实凭据，方可定罪判刑。若无凭据，何来罪名？又岂能判刑？否则，就算不得文明之国！”
一番话说得清廷代表脸上红一阵，白一阵。
古柏又气势汹汹的狡辩道：“他们印这些书报都是大逆不道的！如果不是谋反，那么为什么要写《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样的文章？用意何在？”
章太炎慷慨陈词：
“我在爱国学社教书，经常读到康有为编写的东西。一看都是些反革命、祖护满人的胡言乱语，实属害人子弟。所以起而作书，据理驳之。”
“既然教书，为什么攻击圣上是‘小丑’？难道你不知道圣上之讳应该回避吗？这难道不是大逆不道？”古柏自以为抓住了把柄。
“哈！哈！”章太炎大笑道：“什么圣上之讳，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古汉语里，‘小丑’一词本作类，字讲，也可以作‘小孩子’解，根本不含诽谤之意。关于什么‘避圣上’讳，我遍读西欧各国法律，并无此语。我只知道清帝叫载淞，不知所谓‘圣讳’。写写名字又有何不可呢？”
清庭代表气得七窍冒烟，又无计可施。
古柏又转而责问邹容：“《革命军》一书出版后，到处被人出售，又为什么不出来禁止？”
“我既不是巡捕房巡捕，又不是上海县县官，别人要售书，我又有什么权力去禁止呢？”
就这样，章太炎、邹容及其代理律师在公堂上多次据理反驳，把“原告”驳得体无完肤，使清政府从“原告”变成了“被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