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国家的人应该知道国家动乱的征兆；通常当人民已无上下之分时，动乱的征兆就最为明显；这就好像自然界的暴风雨在昼夜交接的时候最大一样。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国家将有大动乱之前也是这样。
“暴风雨知道前兆，祸起阋墙有暗争。”
对国家的诽谤和放肆的言论如果太多而无所顾忌，流言四起，损害国家利益的歪曲报导，都是暴乱的征兆。罗马诗人维吉尔说，流言女神是巨人家族中的姐妹之一：
“大地的母因为怀恨诸神，生下一女起名流言；她是巨人家族中最年幼的一个，她是巨人西亚斯和安塞拉多的妹妹。”
流言好像是过去煽动的残留物，实则是未来煽动的前奏。不管我们如何明白辨别，暴乱的煽动与流言的煽动都是如同兄弟姐妹般平行的事；国家的良好政治和合理的措施本可令人满意的，但一经流言的打击，恶意的中伤，便成了百无是处，正如塔西托所说：对于政府的不满如果普遍存在，则好的政治与坏的政治将同样遭到攻击。切勿认为流言只是骚乱的象征，只要加以压制就可以补救，只有不轻信流言才是制止流言之上策；如果不断地压制，反而会使流言传播得更久。塔西托说顺从自然也不是部下对长官那种俯首从命的服从，而是要有所辨识地顺应。纷争、辩论、对命令不满，都是摆脱束缚的方法、不听命令的表现。尤其，当台上的人以温文畏缩的态度发言，而反对者却以大胆放肆的态度讲话时，不服的表现更是明显。
主张权谋的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弗利说得好：国家应为民父母，如果有所偏袒，便会像一条载重不均的船倾向一边去，例如法国亨利三世起初介入消灭新教徒的联盟，不久又倒戈，自己反受攻击。假使国君成为某种运动的同谋，而当其他方面的势力大过国君时，国君的名位已就名存实亡了。
假使纷争公然兴起，政府的威信便会失去。政府最重要的行动应该是像行星在天体中的运行，每一行星都是由一主动力推动而迅速前进，自身的运转却是缓慢的。假使大行星运行过猛，塔西托则说：“太放任了，以致有违服从（顺从自然）的原则。”这也表示整个轨道已经出了毛病。威信像是上帝赐给国君的束腰带，可随时放松，维护政府的四大纲领：宗教、法律、议会和财政，如果发生了动摇或减弱的征兆，人民就会祈求清明政治，就像祈求一个晴朗的天气一样：我们暂且不谈这些，先来谈煽动的因素，再来谈谈煽动的动机，进而再谈补救的办法。
关于煽动的因素是值得研究的事。如果时间允许的话，防止煽动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消灭煽动的因素。例如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就要熄灭那星星之火。煽动的因素有二：极度的贫穷和不满。当然，如果大多数的财产被吞没了，大多数的人便会赞成骚乱。罗马诗人鲁肯描写罗马内乱以前的情形说：“财产因高利贷而被吞没，信用动摇了，许多人因战争而获利。”
“许多人因战争而获利”的投机取巧心理，就是国家将乱的必然征兆。假使较有名望的人都遭遇了贫穷的处境，平民又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则危险就会紧迫而扩大，因为饥饿而生的叛乱是最激烈的。至于，民众对于政府的不满，如同人体内的体液很容易发高热，以致皮肤肿胀一样。做国君的不要以民众不满的情绪是否正当来判定危险性的大小，因为这样会作出过于理性的估计。其实，他们的不满往往伤害自己或损害自己的利益。也不可拿造成不满的痛苦来衡量危险的大小，因为民众的恐怖心理大于痛苦的感受时，他们的不满会更加增大。这是说，“痛苦是有限的，而恐怖却不然。”并且，当政府对民众的压迫太重时，那种被激起的不耐情绪可能变成勇气，恐怖的情绪则不然。同时，不要因为不满的情绪常常发生，并且时间闹得很久，都不曾引起什么乱子，就认为可以高枕无忧。并不是说烟云一定会变成暴风雨，暴风雨也未必会骤然而至，可是最后或许会出乎意料地涌现。正如西班牙俗话说：“吹灰之力可以断弦。”
煽动的原因和动机是宗教改革、重税、法律和风俗的改变、某种特权的丧失、一般的压迫、不公平的升迁、起用平庸或陌生者、饥饿、散兵游民、剧烈竞争，以及其他惹起公愤的事都足以使得民众团结起来从事革命运动。
关于补救的办法，有一些基本的预防法，至于适切的补救办法，必须对症下药，这项工作与其说是统治者的事，不如说是议事者的事。
第一种预防就是除去一切足以引起叛乱的本质上的因素，那就是国家的贫穷问题。为了消除贫穷，就得使贸易平衡、培植工业、消除游荡与懒惰的习尚、以法律节制浪费、改进耕作土壤、调整物价、节制税收的浪费等等。一般说来，我们必须预先筹划，使国内的人口数目不超过生产总量所能负荷的程度。人口的计算也不要单以数目来作限制，因为人口少而消费量多时，反比人口多而生活较节约、储蓄较丰富危险得多。所以，贵族显要的增加和平民的比例过高时，国家必然贫乏。僧侣增加过多也是这样，因为他们对生产毫无补益。饱学之士过多也会发生同样的弊病。
我们也要记住：某国的收入就是另一国的损失（因为一处有所得，另一处就必有所失），只有三种东西可以从甲国销售给乙国，一是天然产品；二是工业制造品；三是交通工具。所以，如果这三个生产的轮子转动起来，财富就会源源而来。经营和运输较物品本身更有价值，更易充实国库，这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例。荷兰在这方面的成绩就很卓著，他们把最佳的矿产善加经营和运销而带给国家财富。
最重要的是政策的运用要最佳，使一国的财富不要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不然的话，即使有大量的生产也会有饥饿的现象。金钱好比肥料，除非散开，否则是没有用的。要达到这个目的，主要的办法就是对于高利贷的剥削、货物或某些事业的垄断，以及大牧场等应加以控制。
为了清除不满的情绪，我们必须明了一国之内有两种国民，即贵族（或类似贵族者）与平民；如果他们之中只有一部分不满，危险性就不会太大。因为平民的情绪没有贵族的激动，它是非常迟缓的；并且广大的平民如果不自动发出不平的呼声，贵族的力量也是很小的。当贵族等待着平民方面不满的怒潮掀起时，那么危险性就大了。所以诗人（荷马）曾杜撰了神话来警示我们：天神周比德听说众神有叛意，便听从智慧女神派拉丝的意见，派人去召唤百手巨怪布莱阿鲁斯来协助，否则，天神早就被众神缚起来了。这个寓言自然是讽刺一国之君若想安安稳稳，必需要得到平民的拥戴才行。
对于民众的痛苦和不满的情绪，应该给予他们适当的自由，让他们发泄出来，这才是一个安全的政策。人体内的体液如汗水等如果不让它排出，或是受伤的淤血倒流体内，就会有生疮或恶性肿毒的危险发生。
天神周比德处置普洛米修斯，对于普洛米修斯在预防不满这一点来看是很适切的，这是防止不满的最佳策略。当痛苦和罪恶的病菌从盒子里飞出来的时候，普洛米修斯把盖子关上，却把“希望”留在了里边。的确，用熟练的政治手腕培养希望，把人们从这个希望转到另一个希望，可以说是防止不满毒素的惟一良药。当一个政府不能使民众心满意足时，却能以希望来取得他们的拥护，这也是贤明的政府。政府在祸患来临时，利用一线希望妥为安排，这个策略做起来并不困难，因为不论个人或政党，都容易以希望来自我安慰，或至少会故意装出不相信有祸患来临的样子。
政府方面一定要使民间没有适当的祸患中的首脑人物，使那些不满现状的群众无所依靠。这种未雨绸缪的办法是大家熟悉的，也是防范未然的最佳做法。我认为一个适当的作乱事件，首领应该是个伟大而有声望的人物，他是获得不满者的信任与人民的拥戴者，但他对于自己的一切也是不会满意的。这种人可以用迅速而诚恳的办法加以笼络，使之与政府妥协，或让他和他的同党互相倾轧，这样就可以达到分裂的目的。一般说来，分离反对党，使他们不致过于亲密而保持距离，或说至少使他们互不信任，这种办法并不坏。如果执政者意见分歧、党争频仍，而反对者却协同一致的话，则局势就变得极为凶险了。
我曾注意到国君发表机警而锋利的演说，而抬高了叛乱者的气焰。凯撒说：“西拉不学无术，所以不知如何称霸世界。”这句话闯下了大祸，因为他把人民的希望击破了，以为他只知独裁，不知其他。迦尔巴说：“我不收买士兵，而是征用士兵。”他也惹来杀身之祸，因为这话使士兵们失去了获得犒赏的希望。同样，普洛巴斯说：“有我活着，罗马便不需要军队。”这话使士兵们大为失望。这类事情不胜枚举。国家在动荡不安的时候，国君出言不能不慎，尤其是像刚才提及的演说言辞，虽短短几句，却比长篇大论更引人注意，那有如飞矢不胫而走，激起了他们的心声。
最后，为了应付一切事变，国君必须有一个或更多的骁勇之士来保护他，压制煽动，防患于未然。否则，纷乱一起，朝野震惊，一发而不可收拾，这种危险就像塔西托所说的：“一般人的性情是这样的，少数人喜欢恶作剧，多数人爱看恶作剧，而大众却会承认恶作剧是事实。”在军事方面的人物须有信誉，不可喜爱争端，不可讨好群众。另外也要与政府的其他官员保持友好的关系，否则，正如不当的补药，反而比疾病对身体更为有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