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过分的不均衡现象出入意外地发生，那么，使这些现象得以矫正的因素必然同样地会按事物的正常趋势来防止其发生，必然会在所有毗邻国家里，使货币与每个国家的技艺与工业始终大体相称。要是在任何一处水位升高时，升高处的引力就会失去平衡，必须降低，直到取得平衡为止；同理，矫正已发生的不均衡现象的因素，也一定总是不依靠暴力和外部作用来防止其发生。
现在，凡是同西班牙和葡萄牙做生意的国家都大得其利，除了货币的积聚只要超过其应有的水平就不可能不流动这一原因外，到底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呢？这些国家的君主已经表明，他们不想把金银都留在自己身边，只求保持适度实用的水平。
货币只要利用任何物质的或有形的障碍来切断交往，在这种情况下，就可能出现货币的异常不均衡。在手工业品和工业品方面，欧洲的技巧和构思一般地说或许要比中国高明，可是迄今为止，在这方面的贸易，我们总是蒙受巨大的不利。要不是我们从美洲获得源源不断的补给，欧洲的货币量就会迅速下降，中国的货币量却会上升，直到两地的贮存量大致拉平为止。
为了说明这种作用的必然性，我们不必求助于物质的诱惑力，只要举出人们的兴趣和爱好所产生的那种精神上的吸引力，就足以充分说明问题。
货币的分布保持均匀，亦即货币不能超出同各省的劳动和商品的比例而任意增减；在这个问题上，当一个心情忧郁的约克郡人把通过纳税、缴给当寓公的地主时的租子以及购买商品等渠道流往伦敦的金额加以估算和扩大，发觉到相形之下这些同他作对的东西是多么卑劣时，他一定是百感交集、悲观失望？
正如杜·波瓦神父在《被误解的英国利益》中所说，一旦贸易开放，苏格兰很快就会把英格兰的宝库搜刮一空；在苏格兰方面却有一种相反的担心；对于这两种顾虑，时间真是天公地道。
一小部分活动的事情，必然在人类大部分中出现。罗马帝国的各省在彼此之间以及同意大利之间，无疑是不受立法机构的制约而保持了这种平衡的；今天，任何到欧洲去游历的人，都会根据商品的价格看到：尽管君主们和各国政府的戒备提防十分荒唐可笑，货币还是接近于均衡分布，国与国、省与省之间的差别，并不太悬殊。人口自然而然地向各个首府、港埠以及通航河流集中。
如前所述，货币量的差别与同工业和商品量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比例，这样就使贸易均衡得到正常的维持。
英国对法国所抱的恐惧和敌意是极其深的，这种敌意给通商带来了无数阻碍和刁难，但是这种敌意会使我们失去了可以销售我们的毛织品的整个法国市场，转向西班牙和葡萄牙去购买酒类，——这是一种以高价进口劣质饮料的买卖。
然而，如果我们摒弃一切偏见，就不难证明：凡事有一弊必有一利。为了给英国提供酒类，在法国每增加一英亩葡萄园，法国人必然要从英国取走一英亩的小麦或大麦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样的贸易活动，显然是我们掌握了主动，并且获得了质量较高的商品，得到了良好的收益。
法国国王把粮食的价值看作高于其他一切作物的价值。
有两种权宜措施，可以使任何国家的货币超出其平均水平状态而增减。
发行钱币的纸质等价物，流通全国，替代金银，相应地提高了劳动和商品的价格；这样一来，或者把一大部分贵金属钱币排挤掉，或者防止了硬币的进一步增加。
任何个人，假如他的货币贮存量增加一倍的话，就会富裕得多，因此，随之而来的有利结果，就是人人手里的货币都同样地有所增加；至于这会引起一切商品的相应涨价，从而使人人的实际境况最终又下降到同原先一样，这一点姑且不论。只有两国政府进行谈判和交易时，货币储备较大一方才是有利的，这时纸币毫无价值，所以单凭货币储备来讲，数量的多少占全部的效力和作用。
如果纸币能够保持有效，那它必定有金银可供兑现，只要我们不因这种纸币的新发明而阻碍金银入口的话。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获得金银，如果国内的货币低于其均衡水平，那么就应从邻国吸收货币，直到无法保持再多为止。
很明显，法国存有大量的金条和银锭，是为了维持纸币信用，因为在法国期票并不可以流通，高利货，或放利生息，是不允许公开的，结果造成大量现款和金银餐具都存放在保险柜里。这种做法，使法国的劳动和粮食，较之金银储备较少的国家，保持着较低廉的价格。类似法国的贸易国家一旦发生紧急状况，这种金银储备的好处就一目了然了。
在热那亚曾风行用中国的瓷器代替金银餐具，然而，上议院预见到其后果，乃明令禁止，不准这种易碎器皿的使用超出某种范围，至于银质餐具的使用则不受限制。这一法令的好处就是在穷困之际体现出来。
纸币的出现取代了金银的流通。在殖民地商业上惟一有价值的就是工业品和商品，但是人们向往硬币，但是没有人能保证硬币会不会取代纸币。
贸易和货币方面的具体问题都是特殊复杂的，取缔硬币和金银在国内的流通是正确的。不过，金银和硬币倒是无足轻重的，重要的是不准从工业和信贷的发展中提取补偿，也不准其发展过头失去平衡，这样，就能通过正确使用纸币促进它们的发展。
有时，要是期票能够贴现的话对商人是多么有利，这种情况是人所熟知的，因为凡是便利硬币流动的事情都对一个国家的普通商业有利。但私营的银号钱庄可以将它们所收存的存款为担保开出这种期票，而英格兰银行同样地根据它所拥有的特许权，发行钞票作为支付物。
银行信货的发明一直是商业史上的巧妙灵活运用。这种发明的好处是，即一个人的具保开户往来可以接近其全部财产，这样银行期票就等于现款。银行信贷只有动用时才需付利息，以极低的利息借钱一样有利。
同样地，商人从这一发明中获得了极大的方便，用以维护彼此的信用，也是避免破产的相当有力的保障。如果一个人自己的银行信贷用光了，可以去向没有用光的诸亲好友乞援；借到钱之后，可以在他方便的时候归还。
格拉斯哥的商人组织了几家银行，发行了十先令的小额钞票，用以支付各种货物这些钞票，随着这些公司的信誉的确立而流传全国，用作支付货币。依靠这个办法，五千镑的本钱就能起到六、七千镑的作用，从而使商人得以扩大经营，薄利多销。
这种发明在为信贷提供了极大的、然而也有风险的便利的同时，排挤掉了贵金属。在统一后的硬币回炉重铸时，人们发现苏格兰的硬币约有一百万枚：尽管财富、商业以及各种制造业有了巨大的发展，但是，人们仍然认为，如果没有英格兰的刻意搜刮，现如今流通的硬币肯定是当初的三分之一。
如果把发行纸币的设想认为是一种权宜之计，那么，它的目的就是把货币量压缩到均衡水平之下。但是，如果把现款锁起来，这样就会造成货币量积聚到商出均衡水准以上，我们应该竭尽全力的反对。利用这种手段，与周围环境不相往来的流动资金可以积聚到任意的高度。在这种情况下，流动资金积聚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致把盛钱的容器都胀破毁坏了。于是，这些钱同周围环境发生混合，迅速下落到应有的均衡水准。
正是由于以上这一原理，我们还是不能接近历史学家对哈里七世所积聚的大量财富高达二百七十万镑，而宁愿承认一个迎合我们根深蒂固的偏见事实。可是，对于一个狡诈贪婪、视钱如命的专制独裁君主专制独裁的君主在二十年之间积聚起这么大一笔财产，又有什么难以设想之处呢？它也不可能使人们明显地觉察到在流通中的货币的减少，或者让人们蒙受某种不利。因为一切商品的跌价就会立即给予补偿，而且还为英国在同邻国通商时提供有利条件。
我们必须看到：根据古代作者的记载，雅典的人口和财产，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开始时，并不比在马其顿战争开始时为多。在菲利普和珀修斯时代，希腊的货币略多于英国哈里七世时代的货币，但是这两个希腊君主在三十年间从小小的马其顿王国所搜刮的财宝，超过了那个英国君主。保勒斯·伊米留斯带回罗马的钱大约有一百七十万英镑。据普林尼说，则是二百四十万英镑。而这只不过是马其顿金银财宝的一部分，其余的部分因珀修斯的抵抗和逃跑而失散了。
我们通过斯坦尼思的记载可以了解到：在伯尔尼州放贷生息的钱有三十万镑之多，相当于瑞士国库的六倍。至于当时囤积起来的现金则达一百八十万英镑，起码相当于在那个小国家里自然流通的货币的四倍；按常理推测，在这样一个土壤贫瘠的弹丸小邦，必然货币奇缺，相反，在法国和德国本土上却很少见到有这样的内地省份，那里的居民如今也是那么富裕。
阿庇安在《引言》中将托勒密迈伊的宝藏描写得天花乱坠，妙不可言，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其所以不可信，是因为这位历史家说：“亚历山大大帝的继任者们也都崇尚节俭，而如果他们多数人的财宝是毫不逊色的话，那就更不可信了。”他所提到的数目为七十四万塔兰特，根据亚布斯诺特博土的计算，折合一亿九千一百一十六万六千六百六十六镑又十三先令四便士。阿庇安本人是亚历山大里亚人，他自称材料均来源于历史档案。
通过以上原理的分析，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欧洲国家在贸易方面要设置障碍和关税。那是因为货币一流通，就决不能超出它的均衡水准而大量积聚；或者唯恐丧失自己的货币，其实，它决不会低于均衡水准。
我们废除了大量囤积货币的政策，接受了使用纸币，同时采纳了五花八门的发明设计；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只会阻碍工业的发展，使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邻邦都失掉在技艺和自然方面的共同利益。
事物具有特殊性不能把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各种关税一律看作偏见或无用之举。比方说，对德国亚麻织物征收关税，就能鼓励本国制造商，使从业人员和工业成倍地增加。由于征收关税必须依靠政府的支持，把关税加在外国商品上是比较方便的，在港口码头上是极容易拦截外国商品进行强制征课的。
不过，假如酒类进口税降低三分之二，政府的收入无疑要比现在多得多，而我国人民也就普遍地都能喝上比较有益于健康的好酒，对于我们老是为之提心吊胆的贸易平衡问题，也就不会产生什么偏见了。这样，超出本国农业能力制造淡啤酒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让少数人去经营就是了。酒类和谷物的运输自然也不会成为主要问题。
如果国家失去了贸易、工业和人民，就不能指望保持其金银，因为这些贵金属总是要同前面这些有利条件保持一定的比例。只要政治中心有变动，只要在远方还维持着开支浩大的军队，只要巨额的资金还掌握在外国人手里，这些因素自然会造成硬币的减少。一般说来，最终会伴随发生人口和工业的转移。不过即使这些情况依然如故，货币的外流却不会继续下去，它总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设法回流。
多少年来，一直有一股公开而明显的潮流，使欧洲的货币流向罗马，可是这些钱又通过许多隐秘而看不见的渠道从罗马流走：由于缺乏工商业，罗马教皇领地如今已成为全意大利最穷的地方。
总之，一个国家的政府有充分的理由爱护其人民，保护其工业。既然保护工业、爱护其人民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必须做的事务，那么，它就不必为货币而担惊受怕，从而可以依赖政府的信用度。
论赋税
人们最不易觉察加到消费品上的捐税，尤其是奢侈品上的捐税。在某种意义上说，人们交纳这类捐税是自愿的，因为一个人在使用上税的商品时可以量力而行有所选择，捐税就在无形中一点一滴地被交纳了。
长期以来，在论者中流行着这样一条准则：每增添一种捐税会使国民产生一种新的能力采承担，随着社会负担的每一次增加，人民的吃苦耐劳精神也会相应增长。正因为这条准则其真实性不能完全肯定，所以很容易被人滥改，然而必须承认：如果单从一定范围来讲，无论从道理以及经验上来看，都是有所根据的。
倘若，对黎民百姓的日常用品征收捐税，我想，可能有三种结果：一是，穷人不是节衣缩食。二是，提高工资，以使课税负担完全转嫁到富豪头上。三是，穷人提高其生产积极性，以保持原先的生活水平。
大多数商业国并不总是具备幅员辽阔的肥土沃壤，相反地，它们一直是在不利的自然条件下惨淡经营。推罗、雅典、迦太基、罗德斯、热那亚、威尼斯、荷兰等都是这方面的有力例证。
在所有历史进程中，地大物博的贸易国中只有尼日兰（荷兰）、英国和法国。尼日兰（荷兰）和英国似乎一直致力于发展自己的海上优势，认为只有经常出入外国港埠才能获得本国的自然条件所不能出产的货物。至于法国，贸易发展很晚，看来象是一个机灵而又有事业心的民族，注意到了航海及商业发达的邻国发了财，经过思索和观察，才决计效仿的。
曾经有人认为，不利的自然条件可以被认为有利于促进劳动积极性。威廉·谭普尔爵土把荷兰人的勤劳完全归因于他们的不利自然条件的逼迫，为了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作者列举了那些古今商业十分繁荣的地区，如所公认，那些地方都是蕞尔小邦，因而促使人们必需勤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