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参谋他们离开了三天秀兰就去世了，从此丫丫就真成了吴参谋的孩子。他们给她取了个大名叫吴兰生，是为了纪念她的亲生父母。但是大家都丫丫、丫丫的叫惯了谁也不知道她的大名。吴参谋真是有情有义的人，后来他坚持月月给苏生的父母寄钱，直到他们二老去世。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由于吴参谋要照顾苏生的父母，又要照顾丫丫，因此对玉秀的照顾就相对少了，特别是在玉秀的父母有病期间，吴参谋总想她的父母有她的哥哥、姐姐在跟前照顾，再加上玉秀也请假回去照顾了一段时间，因此他除了在去看望苏生父母时顺便去看望了一下玉秀的父母，没有专程去过，直到玉秀的父亲病重时他才去看了一趟，玉秀的父亲刚有些好转他就匆匆赶了回来。在这一点上玉秀对吴参谋有些意见。在后来小丫丫的成长过程中，吴参谋对小丫丫有些溺爱，很娇惯她，玉秀和他的观点不一致，两个人经常为这事发生争吵，人总是这样，一旦吵开了头也就很难收住。还有一点就是吴参谋和玉秀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有人说是吴参谋曾在朝鲜战场上受过伤，这伤对他的生育能力有影响，也有人说是玉秀有病，不能生育，总之，玉秀没有真正做过母亲。如今到了更年期，玉秀的脾气也就越来越大。
那么作为小丫丫呢，孩子总是这样谁娇惯她，她就和谁亲，因此她总是和爸爸亲热些，她越是这样玉秀也就越生气，因此娘俩也产生了一些隔阂。这不，如今丫丫长大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丫丫也找好了一个对象，是我们师宣传队的，写一手好文章和好字，人也长得很帅气。吴参谋长和玉秀正在家里商量丫丫的婚事，吴参谋长怕委屈了丫丫，想把丫丫的婚事置办得好一点，玉秀说什么也不同意，于是又把玉秀的火气勾了上来。吴参谋长还是老办法，不管玉秀怎么吵他就是不吭气，可是他越是不吭气她就越生气，她就越来劲，甚至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有两次她甚至跑到党委会上闹，但吴参谋长就是不吭气，因此吴参谋长在团里落了个“怕老婆”的名声。
其实玉秀这个人还是很好的，但是团里的家属们都看不惯她，原因是，团里大凡随军的家属，都是农村没有工作的妇女，她们虽然来到部队，但是仍然保持着农村妇女的勤劳、朴实、勤俭持家、相夫教子，伺候丈夫也很周到。而对于吴参谋长和玉秀这号洋派夫妻（她们是这样称呼吴参谋长夫妻）她们是看不惯的，并经常用玉秀的例子来教育丈夫、警告丈夫，你假如把我甩了，找个城市的，你就会像吴参谋长那样受气，还没有人伺候你。因此只要吴参谋长家一吵架，用不了多长时间全团就都知道了，尽管她们并没在跟前，她们也能把场景描绘的如亲历一般。玉秀从心里来说看不上团里这些随军家属，她认为她们是些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土包子，她对于她们的白眼也是嗤之以鼻，以一种傲然的态度对待她们，她们感到非常生气的同时也有一种自卑感，她们想在吴参谋长跟前戳点什么是非是戳不进去的，一是吴参谋长每天很忙，没有时间和她们打交道，二是吴参谋长太爱玉秀了，那真是爱到骨子里，因此玉秀对他发火，他则认为玉秀是在对他撒娇，是对他爱之至深的表现，他总是以一种父亲般的宽容来对待她。那么这伙家属就在丫丫身上下工夫，丫丫有时从学校回来吴参谋长不在，她们就东家叫西家请，拉到家里吃饭，使丫丫觉得部队这个大家庭很温暖，也喜欢到她们家里去和她们的孩子们在一起疯。对于自己的身世因为她到吴参谋长家里时年龄很小自己也不记得了，但团里这些家属，她们是知道丫丫的身世的，尽管她们的丈夫再三嘱咐她们不要跟小丫丫说，但是由于她们对玉秀的看不惯，也或多或少地透漏一点，因此丫丫也对玉秀有了看法。但是丫丫并不知道父亲的想法，玉秀和吴参谋长吵的次数多了，丫丫就站在吴参谋长一边也和妈妈争吵，这样就更激起了玉秀的不满。吴参谋长总认为丫丫只是个孩子，你玉秀是大人了怎么能和孩子一般见识，往往到了这个时候吴参谋长就站在丫丫一边，这就更加深了玉秀内心的芥蒂。就这样吴参谋长和玉秀以及丫丫都感到身心疲惫，丫丫甚至不愿意回家，玉秀也不愿意回家，这使吴参谋长感到很孤独，他只好自己往县城跑，跑去后再把丫丫也拉到玉秀在县城的家，一家三口在县城团圆。
六
我们乘坐着用嘎斯六○改装的汽车来往于县城、火车站和我们部队之间。我们先到火车站去接我的老乡邓参谋两口子，我们很顺利地接上了他们。我这是第二次见老邓的爱人，他老婆具有比较鲜明的我们四川女子的特点，长的小巧玲珑、皮肤白净，说话细声细气的。不过，我发现他爱人白得有点吓人，给人一种惨白的感觉。因为当天我带车，我坐在驾驶室，我就跟驾驶员说：“我们回部队。”可我们刚想走，就看到不远处路边站着个瘦瘦的军人，我们车开到跟前一看真正地吓了一跳，原来是柴军医，这怎么可能呢，柴军医原本是一个胖胖的人，由于她是江南女子，长得很白、很干净，可是眼前的柴军医如此之瘦让我们真的认不出来了，她的脸色是黑黄色的。我赶紧跳了下来，把驾驶室让给了柴军医，我们一路把柴军医送到团里的家，如今家还是这个家，但是已物是人非，没有了往日的欢乐，柴军医的老母亲默默地为她准备饭菜，柴军医留我们吃饭，我们也想陪一陪柴军医，就没坚持要走。听柴军医给我们讲述了黄副政委从去上海看病到去世的过程。讲起黄副政委，柴军医哭得不能自己，她说她自己光顾了工作，顾了孩子们，忽视了自己的老伴，说自己对不起黄副政委，没有尽到一个做妻子的责任。我们则劝慰她说：“我们认为您对于黄副政委也尽到责任了，看你为黄副政委熬得都瘦脱了形，我们都认不出您了。副政委得了这病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柴军医说：“不是的，你们不知道。”
原来柴军医将黄副政委送到大军区总院后，总院专家经过会诊后认为必须将黄副政委转到上海治疗，柴军医也就随着到了上海。正在准备给黄副政委做手术的时候柴军医却突然晕倒了，医院经过紧急抢救，人虽然抢救过来了，但给柴军医一检查，发现她的胃癌也已经比较严重了，也必须做手术。于是柴军医在黄副政委之前做了手术，不过由于发现及时，做的也及时，柴军医还是活过来了。黄副政委的手术实际上是打开以后又缝合到一起了，因为他的癌症已经扩散得很严重了。由于柴军医的手术只比黄副政委的手术早一天，大家都没有把黄副政委的这一情况告诉柴军医，只是说，黄副政委手术也很成功，让她安心养病。可是谁知仅仅过去了三天黄副政委就去世了。柴军医看到孩子们及师里、团里的领导都到病房来看她，她多少有点感觉，她感觉黄副政委的病凶多吉少，但是她没有想到他会去世。因为孩子们都要上学，于是就留下大儿子黄超在医院陪着她，她总是说你赶紧去陪爸爸，黄超强忍悲痛躲出去转一圈再回到母亲的病房。柴军医能下地了她坚持要去看黄副政委，最后黄超只好骗妈妈说由于黄副政委的手术比较成功，现在转到军区总医院休养，柴军医半信半疑，但是自己这个样子想做什么也无能为力。她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把大儿子黄超赶走，赶到他父亲身旁去，大儿子没有办法只好含着泪离开了母亲。这样柴军医才安心了一点。
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她还是提出要回军区总医院，大家看到实在瞒不住了，于是就把实情告诉了她。没想到柴军医一听到这一消息以后病情急转直下，医院紧急对她进行了抢救，抢救过来以后，这个坚强了一辈子的女人彻底被击倒了。她总是自言自语，自己对不起丈夫，没有把他照顾好，自己对丈夫的身体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组织上看到这种情况，觉得如果让她回到部队，跟母亲在一起，跟孩子们在一起，特别是跟战士们在一起，可能会好一些。谁能想到柴军医听到这一消息之后，既没和医院打招呼，也没和部队打招呼，自己悄悄坐火车回来了。部队想到她可能在北京转车，派到北京接她的人也没接上，结果她鬼使神差地自己跑到了军区总医院，和谁也没打招呼自己又回来了。这无疑是她对自己的一种惩罚。但是，当看到自己的老母亲时，她似乎感觉到自己的责任，感觉到黄副政委走了自己肩上的担子的沉重，这个家还需要自己支撑，官兵们也需要自己坚强，她想到此，便止住了哭泣，站起来招呼我们，正在这时团里首长听说柴军医回来了也都跑过来看望。他们一个劲地埋怨柴军医自己悄悄回来，大家都说，如果路上出个事怎么办。他们哪里知道柴军医此时的心情。
首长和我们坐了一会儿就出来了，大家都走了之后，老母亲给她端上来饭菜，她哪里吃得下。但是她看到老母亲期待的眼神，便强打着精神吃了一点。然后她躺下了，把自己蒙到被子里，暗暗流泪。她想到了自己和爱人年轻的时候那些美好的日子，想到自己蒙冤的日子，爱人的理解和坚贞。
原来，部队认为柴芳的档案中从地方到部队这一段历史不清楚，柴芳由于年龄小，没有记住当年接待她的人的名字，没有人给她证明她这一段历史是否清白，是否被捕过。再加上柴芳这人比较犟，觉得自己端端正正、清清白白，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党的事情，觉得要说的自己都对组织上说清楚了，拒绝再写什么。她坚持认为，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诚的，尽管没有人给自己做证，但事实就是事实，自己的历史自己不能篡改，别人也不能篡改。这样干部部门就认为她的这段历史有问题，就把她作为部队内部掌握的人员，下放到部队农场劳动。那时也不准她孤苦伶仃的老母亲在部队住，被赶回了老家，母亲觉得，柴芳一走黄风杰自己带个孩子是很难的，于是她老人家拖着病弱的身体将柴芳的儿子带回了老家。老母亲说：“我在老家虽然没有什么太亲的人，但那里的乡亲们对咱们家是了解的，他们知道你父亲是被反动派杀害的，会对我关照的，你就放心地走吧。”柴芳和爱人对老母亲的通情达理，感动得泪如雨下，他们含泪送别了祖孙二人。那时候作为柴芳最痛苦的事情就是组织对自己的不信任，自己是学医的，但在农场是不准她给别人看病的，作为医生不能为大家看病，比什么都难受，那时候柴芳的内心无比沉重。不准和家人通信，在农场除了劳动，不准和别人多说话，那时候她连死的心都有，但是她一想起老母亲，想起孩子，想起爱人，她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她走的时候，爱人将她送了一程又一程，拉着她的手说：“芳，无论到什么时候你都要记住，无论别人怎么看你，我始终认为你是清白的，我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想到死，你要记住最爱你的人，我永远一如既往地在等着你，你的老母亲在等着你，你的孩子在等着你。你一定要活着回来。”就这样，柴芳白天从事着艰苦的劳动，夜晚忍受着心的煎熬，尽管她受尽了屈辱，但是她在爱人的鼓舞下，还是战胜了那些苦难。
柴芳所在的农场在山里边，不和地方上打交道，农场里人员复杂，互相之间也不交往，各干各的活，人们在饭堂或医务室遇到也只是打个招呼。农场医务室有一个医助，一个卫生员，医助和卫生员很想向柴芳学点东西，但又慑于柴芳的身份，不敢和她多说话，但是彼此都心照不宣。有一天夜里风雨交加，柴芳正在灯下缝补自己磨破了的裤子，突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柴芳赶紧下炕开门，只见医助陈志年像落汤鸡似的站在门口。他语无伦次地大声说：“柴医生，快，快，政委老婆生小孩，快不行了。”柴芳自从到了农场还是第一次听到别人叫自己医生，她的责任感立刻升腾起来，她二话没说，穿上衣服就跟陈医助往医务室跑，跑到医务室一看，农场政委的爱人小周躺在血泊中，已经昏迷了，小孩还没生下来。柴芳赶紧对她进行抢救，农场政委急得在地上来回踱步，抓耳挠腮，嘴里直念叨：“柴医生快救救他们吧！快救救他们吧！”柴芳问陈医助：“知道是什么血型吗？”陈医助说：“知道，是A型。”说来也命该小周娘俩不死，柴芳刚好和她是同一血型，柴芳二话没说就让陈医助赶紧抽她的血，陈医助还在犹豫，柴芳大声说：“快！救人要紧，快抽。”陈医助抽了一管子不忍心再抽，柴芳大声说：“继续抽。”旁边的农场政委又感动，又佩服柴芳的果敢和无私，他的脸上汗水、泪水交汇到一起，滴在地上竟然形成了一个小水洼。小孩生出来以后，由于缺氧，整个是青紫色的，柴芳赶紧将孩子倒过来在脚上拍了几下，小孩子哇的一声哭了出来，在农场政委看来，这哭声比外面的风雨雷电更响亮，使他的悬着的心一下子落了下来。产妇累极了也汗津津沉沉地睡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