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先生约我就“素质教育”写点文字,并要求做“纵横谈”,端的难煞人也。以不才胸中这一丁点学问,倒挂三天也滴不出多少墨水,如何“纵横”得起来?但既承错爱,推托不得,也只好勉为其难。冥思苦想之下,终于想出了一个“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的法子——“摭论”(说得雅致点,这叫作“弱水三千,我取一瓢”)。标题既定,自不免“横下一条心,弄斧到班门”了。
余生也晚,无缘拜识孔夫子。所幸的是,可以通过儒家经典,窥见这位中国第一教育家、思想家的教育思想。前些时候读《论语?述而》,对其中的一句话至今记忆犹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所谓“文”者,文化知识也;“行”者,社会实践也;“忠”“信”者,品质道德也。据此,我不揣浅陋,斗胆断言:早在二千四百年前,孔夫子就主张并实施“素质教育”了。何以见得?因为在孔夫子的“四教”中,“行”“忠”“信”都是与“应试”无干的。后来之所以变成了“应试教育”,那十之八九是因为自隋唐以来,开科取士,读书人不得不“考啥学啥”,老师则不得不“考啥教啥”。试想,人家要考你八股文,老师却教你“天、地、生、数、理、化”,行得通吗?
那么,能不能说,“素质教育”旨在使学生全面发展,而“应试教育”则专注于学生对科学文化知识的掌握,或曰“只注重智育”呢?愚以为不能。你看,在“应试教育”下的基础教育阶段,文科、理科就已经“分家”了。学生要么学文,要么习理,总归都只能是“畸形发展”。如此这般地“发展”下去,会“发展”出怎样的“智力”呢?去年,不才有幸应国家新闻出版署之邀,为全国出版专业首次资格考试阅卷。其间,就曾生发出不少感慨。文科大学毕业的考生,面对并不复杂的计算题,或列不出算式,或列出算式后不会计算,抑或连极简单的四则运算也难以措置裕如;而某些理科大学毕业的考生,既不曾读过韩愈的名篇《进学解》,也不知韩愈究系何许人,更不知“国子先生”指的是谁。这样两种“偏才”,哪种适应出版专业的工作要求呢?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鲁迅先生就谆谆告诫文学青年不要只搞文学,不问科学。他语重心长地说:“专爱文学书,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轻重,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胡涂……”愚之见,“应试教育”正是弄得学生“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的“培养基”“催化剂”。学文者如此,学理者何尝不如此?“智育”尚且如此,遑论“德育”“体育”及其他!
说到这里,似乎可以给“应试教育”下结论了:“应试教育”以追求升学率为目的,以不厌其烦的考试为手段,以牺牲学生全面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为代价,具有极大的片面性。陶行知先生认为,“应试教育”的后果,只能是“把有意义的人生赶跑了”“把中华民族的前途赶跑了”。这,断非危言耸听。至少,在外行如我者看来,陶先生的话是公允的、中肯的、可信的。
2003年1月20日
(本文系作者为《当代素质教育》2003年3期撰写的卷首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