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德馨集》（阳正太著，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我终于弄明白：这“德馨”二字，既表达了作者的自况与自勉，也反映了他对自己所著之书的要求与企盼——希望《德馨集》的问世，有助于“让中华传统优秀道德，香气四溢”。
从该书的“重头”，即第一篇“学海扬帆”中诸如《孔子道德观抽象意义评议》《评孟子的道德观》《墨子“三表”说初探》《跨越“卡夫丁峡谷”之后》《改革是社会主义发展和本质的要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等理论文章，不难看出，作者是继承并发扬了“文章合为时而著”这一优良写作传统的，无论评点孔子、孟子、墨子，抑或议论历史、社会、法制，都能面向现实，有的放矢。他在《文艺的根在哪里——学习邓小平文艺理论的一点体会》一文中，援引俄国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家果戈理的话说：“不管出版什么样的文艺作品，如果里面没有今天社会围绕着转动的那些问题，如果不写出我们今天需要的人物来，它在今天就不会有任何影响。”正因为作者有这样的识见，所以他的理论文章能够写得清通惬当，新意迭出，继而得以参与震动中外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反对“两个凡是”，为中国实现“大转折”，从成都平原发出“两声呼号”。读一读他的论文，听一听他的“呼号”，我们绝难低估他在哲学方面的学养和造诣。
该书第二篇曰“市井漫步”，系一组杂文。第三篇曰“情思缕缕”，为20首诗歌与若干散文。作者说，杂文、散文、诗歌不是自己的“强项”。可我却觉得，他的这些作品也写得颇有水平，颇有特色。套用邓星盈先生在该书的序中说过的一句话：正太兄于这些作品其实也不含糊，他的杂文、散文、诗歌虽不敢说篇篇都是上乘，但不乏上乘则是敢打包票的。不然的话，何以有人一字不动地剽窃他发表在《成都晚报》上的杂文《忧济在元元》，投往天津某刊，而天津某刊又欣然采用，一字不动地发表了呢？
该书结构上的特别之处，在于它有一个类似于小说的“引子”。对此，作者在后记里不无交代。原来，书稿送出版社之后，他又写了一组时论小文在《人民日报》电子版上发表。因“不愿割爱”，在征得编辑同意后，将《论思想变革是成都发展的前导》《“农耕文化”讨论的时代特征》等四篇“聊作‘引子’补入”了。我相信，读者捧读之下，与我会有同样的感受：这四篇文章，既具提纲挈领之“气质”，又具大含细入之“禀赋”。置诸卷首，用以“发凡起例”，诚可谓别出机杼，奇哉妙也！
2000年4月21日
（原载《博览群书》2000年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