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的问题在俄罗斯历史悠久”，“它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对20世纪的俄罗斯命运起到了相当重要的决定作用”。与前几次民族主义不同，世纪之交的俄罗斯必须面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冲击波。全球化和现代化背景之下的国家在经济上相互依赖，各国之间的时空距离不断缩小，所有这些都对身处其中的人形成了强烈的刺激，他们几乎是在一夕之间发现自己所习惯的传统结构和文化正在扭曲动摇。全球化带来了急剧地地理变动和社会流动，“越来越多的人被抛进了庞大的城市熔炉和劳动力市场，他们与传统的联系中断了，巨大的经济变迁与人口流动带来的结果又使许多人感到十分脆弱，于是他们要在传统的语言联系以及共同宗教中寻找慰藉，并随着世界一体化程度加深，更多的无根之人会在他们熟悉的种族联系与文化传统中寻找庇护”。在试图融入全球化的过程中，俄罗斯因为轻率和莽撞的举措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而在对待历史的传统遗产时就会采取较为慎重的态度。本来“人类不是简单抛弃祖先留下来的文化和传统，他们一般按照自己新的需要和观点对过去遗产进行重新解释。……民族主义仍具有强大威力，就是因为它是具体的，也就是说，它深植于每个地区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特点鲜明的文化遗产之中。它从特定民族与特定共同体活的历史中提取意义和活力，努力与现代民族结合在一起。因此，我们不是在现代化和全球主义中，而是在族裔共同体与族裔类型的历史和文化中找寻民族主义的力量与韧性。这些历史和文化对于许多人来说仍有潜力，它们继续构成民族主义者政治抱负和政治感情的基础”。对于新时代的俄罗斯来说，提倡回归传统的民族主义在此时的出现不但给全民族提供了巨大的精神能量，而且还给整个民族带来了复兴的希望。
第一节 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目标
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陷入了困境，而共产主义的理论也由于苏联后期体制的严重僵化而失去了在人民中的影响力。“苏联国内的居民经历了一场思想危机：他们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被证明是虚假的，昨天的敌人变成了今天的‘朋友’，而战后人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事业变成了一场错误。于是，民族主义的情绪开始在全国蔓延和延伸开来。”处于政治夺权中的各位领导人只有转向传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寻求帮助，期望能够借助“爱国主义”的力量整合民心，推行改革。苏共领导人梅德维杰夫也在苏共二十八大上表示：“今天最重要的是要挽回人民对改革早已动摇的信念……因此，党应该更广泛地依靠人们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应该用民族利益的思想鼓舞人心。”而当时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则一直呼吁俄罗斯的“民族主权”和“民族复兴”。
苏联解体不但诱发了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复苏，而且引发了国内民众对于一些问题的关注。“苏联解体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即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生命力、民族主义应对巨大思想压力的能力、民族主义强大的号召力究竟应该展现在什么地方？”在经过了十多年的争论和实践后，民族主义思潮最终在强调奋斗目标方面达成了一致。它强调俄罗斯民族的复兴和发展，重视本民族的独特发展道路，关注国家权威主义的理念。
一、回归传统，强调自身独特的发展道路
在第一章中我们已经提过，宣扬“帝国转移”的“第三罗马”学说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理论基础，“第三罗马”学说认为俄罗斯民族具有与生俱来的救世主精神，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将会承担特殊使命的民族，因此也会拥有和其他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俄罗斯国家的发展道路和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不相同，国家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没有止于俄罗斯民族的边界。从成立之初俄罗斯就是复杂的统一体，这个复合体的精神纽带就是俄罗斯民族的特殊使命意识。俄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瓦·奥·克柳切夫斯基曾说过俄罗斯国家的历史即是开拓土地和殖民的历史。从伊凡四世起，历代沙皇，包括彼得一世、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等都奉行大规模对外扩张的政策。俄国的历代统治者对其周边国家进行蚕食性地吞并，梦想“要使各个斯拉夫民族形成为强大而统一的民族，这个民族的使命是建立一个从易北河到中国、从亚得里亚海到北冰洋的伟大的斯拉夫帝国。”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末是俄国沙皇专制制度的形成时期，此时的俄国在地理上基本上属于内陆国，无力争夺世界霸权，因而它推行的是以“地域性蚕食体制”为特征的地区霸权和殖民政策。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期是俄国绝对专制君主制度确立和鼎盛的时期，此时俄国农奴制经济迅速发展并达到巅峰，综合实力的提高带来的是野心的急剧膨胀：地区性霸权的殖民目标开始转为获取世界霸权的野心。马克思分析说：“对于一种地域性蚕食体制来说，陆地是足够的”，而“对于一种世界性侵略体制来说，水域就成为不可缺少的了。只是由于把莫斯科公国从一个单纯内陆国家变成滨海帝国，莫斯科公国政策的传统局限性才得以打破，并融化在那种把蒙古奴才的蚕食方法和蒙古主子的世界性政府的倾向混杂在一起，从而构成现代俄国外交的生命源泉的综合中。”因此，彼得大帝寻求出海口的实践就成为争取世界霸权的前奏：水域——这就是俄国的需要。为了完成这个梦想，彼得在军政方面展开了大规模改革，创建了俄国的第一支海军，将自己的新首都圣彼得堡视为“通往欧洲的窗户”，并说要“俄国长期保持战争状态，使士兵常备不懈，不断为增强国家财政和改进陆军做出努力。
挑选最有利的时机发动进攻，以战继和，以和继战，达到俄国的利益，扩张和日益繁荣。”他甚至在自己的遗嘱里为后继者规定了进一步扩张的方向：应该向西部、东部和南部扩张。“……这样我们就能征服欧洲，也应当征服欧洲。”“俄罗斯将有使命在将来成为欧洲的统治民族，永受神的光辉的指引，并得到神的支持。朕生此信念，是由于考虑到欧洲大多数民族已达到衰朽的老年，或无论如何正在迅速接近这一状态。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年轻的人民，在达到它们那样强盛时，就很容易和必然征服它们……朕的继承者将把俄罗斯建成注定要使贫穷的欧洲肥沃起来的大海，如果朕的后裔懂得如何引导这股潮水，它的浪潮将冲破任何挡住去路的堤岸。”从19世纪中期开始，俄罗斯帝国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迅速，农奴制由盛转衰，沙皇政府在争夺欧洲霸权的战争中连连受挫，于是调整政策将殖民重点转向东方。“亚洲——我们一直是属于它的。我们同它生活相通，利害与共。通过我们，东方才逐渐了解自己，才逐渐达到一种高尚的生活……我们没有什么需要征服的东西。亚洲各个种族的人民，从血统上，从传统上，从思想上，都觉得和我们很亲切，觉得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只需要更加靠近他们就行了。这个伟大而神秘的东方很容易就会成为我们的。”
当代，传统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这些特殊性为各民族主义者大力宣传、并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应的影响。大多数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民族主义团体关注和重视俄罗斯的传统精神和文化，强调俄罗斯的独特发展道路而否定现代化的西方模式。俄罗斯自由民主党就明确指出，“如果不认识自己国家和民族形成的道路，就无法充分评价民族存在的价值”，“俄罗斯永远是一个大陆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个不同于欧洲和亚洲的亚大陆国家”，“国家经济的恢复必须考虑俄罗斯的传统”。国内的大多数政治力量都在“俄罗斯应该拥有自己独特的发展道路”这一点上表示了认同。在强调独特发展道路的前提下，俄罗斯民族主义主张要从俄罗斯的历史传统、俄罗斯民族的传统价值观中去寻找对当代国家社会发展有利的思想和经验。几乎所有的民族主义团体或政党都强调要回归传统以对抗西方文明，应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在谈到如何处理俄罗斯与其他国家关系的时候，大多数民族主义力量比较推崇地缘政治的理论，也因此使地缘政治思想于世纪之交在俄罗斯国内获得了广泛传播。地缘政治学家。杜金从权力政治的角度出发，提出“地缘政治学就是有关权力的世界观，是一门关于权力和以权力为目的的科学”。索罗金以全球政治为视角，认为“地缘政治学既是研究世界政治自身发展的一门基础科学，同时又是对国家及国家集团在国际舞台从事重要活动提供建议的应用科学”帕兹特涅雅科夫从地缘政治学与政治地理学的区别出发，指出“政治地理学是以空间为视角来研究国家，局限于对国家的静态描述；相反，地缘政治学却是以国家为视角来研究空间，着重从动态来理解空间”。作为欧亚主义党俄罗斯爱国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杜金为了宣传自己的地缘政治理论还专门撰写了《地缘政治基础》一书。他说：“关于地缘政治的著作在俄罗斯十分流行。相反，这个概念在西方被认为无关紧要。”杜金将以英美为代表的海洋性西方亦即大西洋集团同大陆性的东方置于尖锐对立的地位，认为这二者全球利益的不可调和性决定了它们不同的地缘政治战略。
他把豪斯浩佛的柏林—莫斯科—东京轴心观看做欧亚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基础，认为这一轴心的建立能够保障“欧亚骑士军”将来战胜以美国为主要力量的“大西洋骑士军”：尽管“大西洋人”千方百计凭借强大的战略威力，在大陆政策、文化和工业等方面竭力施加影响和压力，但欧亚世界依靠柏林—莫斯科—东京轴心必定能够抵御他们的扩张。
其次，作为俄罗斯民族精神重要组成部分的东正教也被政府重新挖掘出来，在社会上发挥自己的能量，日益成为一种重要力量。首先，东正教被国家正名之后，开始同政府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在事实上发挥了彼得大帝时期形成的第二大政治力量的作用：在元旦、俄罗斯新年和复活节等重大节日上，在普京总统的就职仪式上，大牧首阿列克塞二世都被邀请出席，并且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和总统等政界人物一起分享无上的荣耀。现今俄罗斯国内的许多民族主义团体对东正教的思想也十分推崇，伊利娅·拉扎连科领导的“民族前沿”政党，亚历山大·巴尔卡绍夫领导的“俄罗斯民族联合会”、弗拉季米尔·奥西波夫和维亚切斯拉夫·杰明领导的“基督教复兴联盟”等都认同东正教是俄罗斯民族的本土宗教，因此都从东正教的教旨教义中选取了某些词句作为自己的宣传口号。
此外，东正教在教育中的地位也逐步得到了恢复，俄罗斯国内成立了东正教的大学和中学，神职人员还可以自由到国立大学和中学中去宣讲神学，东正教伦理学成为了学校的必修课，中学高年级还开设了“东正教世界观与现代自然科学”、“进化与神学”之类的选修课。
在社会领域，东正教也被作为俄国民族精神的一种现代文化资源而被重新开发出来，宗教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神学家谢尔盖·布尔加科夫、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等人的著作被不断重版，他们有关民族主义、有关重视俄罗斯传统文化的思想和主张越来越得到社会的重视和认同。而与东正教有关的许多历史问题，譬如俄国与拜占庭王朝之间的关系、“莫斯科即第三罗马”的学说等也重新成为神学界和学术界共同关心的问题，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哲学问题》、《文学问题》、《历史问题》、《经济学问题》等俄罗斯最重要的学术刊物上刊登了大量探讨俄国民族精神重建与东正教价值理念等问题的文章。
而在俄罗斯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东正教也开始恢复其作为民族精神组成部分的地位。居民们将东正教作为自己最主要的精神寄托，每周都要去教堂参加祷告，在重要的节日、家庭日等举行隆重的宗教仪式都成为普通民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根据俄罗斯官方教会的统计数据显示，现今俄罗斯国内的东正教信徒从60%上升到了80%左右。俄罗斯境内大大小小的教堂开始复建或是重建，东正教成为了俄罗斯国民对抗悲伤、忍耐苦痛的重要力量。
二、缅怀帝国，重建国家权威主义信念
正如大多数学者所言，民族主义是一种试图把民族等同于国家的运动。在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那里，对于民族的认识也是同俄罗斯帝国分不开的。俄罗斯民族缔造了俄罗斯帝国，而帝国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俄罗斯民族的发展，民族主义的情感在这一过程之中也得到了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