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与中国的关系，绵延数百年，双方之间的恩怨情仇，可谓是难分难解。中俄之间的共同边界长达一万多公里，历史关系更是错综复杂。从苏联时代开始，俄中之间一直有着一种特殊的情节存在：无论是彼此的“蜜月期”（20世纪50年代），还是在彼此“反目成仇”（20世纪60—70年代），或者是后来的“平复”期（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俄两国都将对方看成是自己的重要对手和伙伴，彼此关注，彼此重视。尽管历史上俄罗斯一直有一种居于中国之上的“老大”观念，但随着两国国力的变化，尤其是国际形势的变化，两国之间的关系调整开始进入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时期。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联邦成立之后，两国的政治领导人频繁互访，努力营造战略伙伴关系。在科索沃、伊拉克、阿富汗、朝核等问题上，中俄两国的立场保持一致；面对美国试图建立单极世界、扩大北约集团、强化美日军事同盟、鼓吹新干涉主义以及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态度，中俄两国立场一致，坚持世界多极化、反对单边主义。此外，在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两国也展开了积极合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关注俄罗斯，了解俄罗斯对于我们国家的发展是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的。
民族主义的问题在俄罗斯历史悠久，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决定了俄罗斯在整个20世纪的命运。俄罗斯在试图融入全球化市场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危机，在政府和国家无力掌控全局的时候正是民族主义的力量阻止了整个社会的进一步分化，凝聚了民心，挽救了民族命运。而在国家渡过了危机，开始平稳的发展之后，以普京为首的俄罗斯政府加强了对于整个社会的掌控，对于民族主义也开始了有条不紊的调整。一方面，普京政府借鉴了民族主义中对国家建设、社会发展有益的一些口号和观点，加以改造利用，对于俄罗斯民族主义并不公开提倡，竭力避免刺激国内少数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防止可能引发的民族矛盾。另一方面，俄罗斯政府对于极端民族主义采取了坚决抵制的态度，但在方式方法上又注重技巧，它通过颁布相应的法律法规对极端行为加以限制，目标是将其限制在可以掌控的范围之内，使其不再蔓延和扩展开来，这样的措施和方法或者见效比较缓慢，但是有效地避免了社会矛盾的进一步激化，保证了整个社会的相对稳定。事实上，普京政府的一系列强硬措施，尤其是将尤科斯石油公司重新控制在国家手中，并通过其他方式基本上掌握了俄罗斯经济发展的主导权后，俄罗斯经济已经开始步出困境，俄罗斯政府已经能够大体上按照自己的意愿制定国家的发展战略。这样的现实既标志着俄罗斯社会转型任务的基本完成，也同样宣告了当代俄罗斯民族主义一个特殊阶段的结束。换言之，当俄罗斯的政府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在各种场合坚定地维护国家利益的时候，民族主义的作用已经自然而然地淡化了。从这个角度可以说，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在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的确发挥了某种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这一社会转型时期的结束，这种特殊环境中应运而生的民族主义，也会很自然地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
从这样的角度看，俄罗斯民族主义在新时期的发展经历对于我们国家来说具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我们国家现在正处于现代化事业全面发展的重要时期，民族主义和与之相关的爱国主义，对于民族的凝聚力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也容易滋生各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思潮。因此，如何对待我国自身的民族主义也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全面考察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发展历程，以及俄罗斯政府对其的有效调控，可以对中国的民族主义加以清醒地认识，我们应该尽力趋利避害，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能够沿着一条健康、安全、稳定、和谐和可待续发展的道路前进。
在学生生涯即将结束的时候，我的心中充满了眷恋和不舍。从十年前作为南京大学外语学院的本科生进入南大学习以来，我又有幸获得了在保研的基础上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机会，因此，在南京大学的十年求学生涯将成为我毕生谨记、终身受益的记忆。
非常感谢恩师陈晓律教授在我读博三年中的亲切关怀和悉心指导。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从学术兴趣的转向、论题的确定、资料的收集、本书稿的写作和修改等，先生一直对我进行细致的指点和帮助，给予耐心的引导和鼓励。感谢先生为指导本文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我的师兄于文杰教授，他对我的指点和帮助使我受益匪浅。感谢历史系特别是世界史学科各位老师的支持和帮助。限于时间和水平，书中一定会有许多的不足之处，恳请各位前辈和广大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使我能够在今后的学习和研究工作中精益求精，不断取得新的进步。
陈黎阳
2006年8月于
南京大学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