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惯了做大生意的李泽楷刚开始创业就一心想做大买卖，1995年底他从英之杰太平洋购入鲗鱼涌皇冠车行大厦，作价6.75亿港元，短短8个月后即售予置地，净赚1.35亿港元。
初次买卖地产尝到甜头后，李泽楷雄心勃勃，希望乘胜追击。
1996年，他决定盈科的重点是进军地产市场。1997年，日本经济出现滑坡，写字楼较高峰期跌了八成，李泽楷认为投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重锤出击，出资58亿港元向日本国家铁路局购入一幅位于东京千代田区接连东京火车地铁站的地皮，面积达5万多平方英尺，兴建盈科中心，成为10年来单一外国投资者在日本的最大投资，连建筑费在内，总投资高达80亿港元，较整间盈科的股本还要高出多倍。李泽楷打算在短期内以较高价分层出售部分单位，先赚取一笔。
但战无不胜的李泽楷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投资使他面临创业过程中的第一个危机。由于日本经济仍未走出低谷，坏消息一浪接一浪，李泽楷购入的地皮价格一落千丈。由于投资过于急功近利，盈科在资金运作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陷入财政危机，公司前途未卜。李嘉诚看到儿子有难，又岂能袖手旁观、置之不理？他及时解围，通过旗下的和黄集团买入盈科的东京地皮四成半股份，价钱是盈科买入价的一成半，再加上期间的开支，以及给予盈科1.7亿港元的手续费，明摆着给盈科许多优惠，让它暂渡难关。虽然有老爸拔刀相助，但李泽楷还是亏了不少。
日本成了他的滑铁卢。
这一役，盈科元气大伤，许多人推测李泽楷可能会就此收拾行装，打道回府，实守本分地做他的“太子仔”算了。但是，他们实在是低估了李泽楷。男子汉大丈夫，拿得起就能放得下，又怎能为了一时的挫折而动摇自己的理想呢？更何况有“超人”作后台，李泽楷怎能善罢甘休？
其后，日本地价继续下降，盈科及和黄再在所购地皮的隔壁以较低价增购地皮，一来可以将地盘面积增大，二来可以弥补在此之前的损失，减低平均成本。这幢大厦已于2001年落成。
而北京的盈科中心也是李泽楷投资地产时期的一件作品，现在看来，这项投资虽然说不上有多么失败，但是硬要说它有多么成功，恐怕也很难说服人。
当然，要评价李泽楷投资日本地产的功过不能一刀切，毕竟，盈科原本在日本一无所有，但在一两年间就能购入15栋物业，占集团总资产的三分之一，也实属不简单了。
进军新加坡，涉足保险业
1994年5月，李泽楷收购海裕，正式进军新加坡。
促成李泽楷作出这个重大的战略转移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一是盈科的业务范围主要是发展亚洲的高科技项目，向客户提供通讯技术建设，如铺设光纤网络。这些业务与家族公司、和黄旗下的和记电讯有冲突，为避免自家人打自家人，他必须离开香港。
二是要真正摆脱父亲的荫庇。他觉得，在香港发展，不论他怎样努力，始终难以摆脱父亲的影子。他在接受新加坡记者访问时亦承认这一点。他说：“我来狮城发展，就是要摆脱父亲的荫庇。”
三是李泽楷相信世界经济光辉前景系于亚洲，他说：“最具投资潜力的国家位于亚洲，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他指出，这些国家有许多亟待发展的基本需要--基建、无污染食物、房地产及娱乐，用最有效的方式提供这些货品及服务，将会有利可图。
他又认为，在亚洲投资，亚洲人比西方人占尽优势，“我们比较了解亚洲的文化，我们投资西方，就不会那么成功了。”这可能是他在加拿大投资失利的经验之谈。
此外，香港与新加坡相隔不太远，交通方便，容易照应。新加坡治安良好，环保较佳，设施先进等，都是他选择新加坡而不选择美、加的原因。
李泽楷进军新加坡的行动刚刚开始，就发生了一场小闹剧。
有人向新华社香港分社打小报告，说李嘉诚80年代透过长子走资加拿大，现在又以次子的名义走资新加坡：已持有新加坡护照的李嘉诚，终究不可能与北京同心。
不过，与李嘉诚关系密切的新华社官员对这些流言并不介怀，他们相信李泽楷的行动，不会对香港构成任何损害。
李泽楷进军新加坡打了三个小战役，第一仗是1994年5月，透过盈科斥资5亿多港元，收购新加坡上市公司海裕亚洲百分之四十五点七股权，成为海裕最大股东，借壳上市，改名盈科【亚洲】拓展，原由海裕控股的香港鹏利保险同时收归盈科旗下。
第二仗是盈科和日本首富堤明义携手与政府三方合作，发展狮城白沙浮商业城。
第三仗是1994年底，盈科拓展签了4个中国内地项目：一是投得北京地铁一幅地皮，后来建成北京盈科中心；二是投资2亿元，兴建广东省高要市电厂。
除了新加坡和中国内地之外，盈科还在中国香港、加拿大、越南及东京等地投资一些地产项目，小有斩接；其中，香港币鲗鱼涌皇冠大厦由买入卖出，8个月间赚了1亿3千万港元。
整体而言，李泽楷进军新加坡4年，尽管他港新两边来回飞，没有假日，不分昼夜，辛辛苦苦，频频扑扑，但成绩并不理想。
没有在地产界有所大作为，李泽楷立刻转变经营战略，正所谓“东边不亮，西边亮。”盈科集团于1997年正式涉足保险业。
1997年6月9日，李泽楷将他最得力的助手袁天凡派往鹏利保险担任主席，令这个强势架构锦上添花。
香港媒体在报道这条新闻时说，袁天凡兜兜转转，终于可重投挚爱，更获小超人重用，委以重职，出掌鹏利保险主席。
为什么说袁天凡“重投挚爱”呢？
原来，袁天凡曾是鹏利的“救命恩人”。鹏利保险原来叫新西兰保险，虽然成立了许多年，但是业务一直没有什么起色，及至最后，全公司只剩下五六名营业经纪，几乎奄奄一息。
1991年，已加盟海裕控股的前联交所主席袁天凡，力主收购新西兰保险，并易名鹏利保险，旋即得到当时位居香港保险业“二哥”的国卫保险行政总裁杨梵城的支持，带领近千名营业经纪和数万客户跳槽助阵，袁天凡大喜过望，当即任命杨梵城为鹏利保险行政总裁，全权打理公司业务。
多年后，杨梵城回忆起这一幕时，不无动情地说：“Frantis【袁天凡的洋名】原来对我毫不认识，却能对我委以重任，并对我完全信任，给予我和几位管理层绝对自由度，所以说他识用人。”
可是，袁天凡却因收购鹏利而与大股东反目。大股东蔡世亮对保险业没有兴趣，当袁天凡、杨梵城等人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蔡世亮却擅自主张，将鹏利保险卖给了盈科。
袁天凡气得六窍生烟。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袁天凡唯有与蔡世亮分道扬镳。
离开了海裕，离开了心爱的鹏利，袁天凡曾一度意兴阑珊。后来，获李超人起用，出任“锦兴”主席。1996年，转投李泽楷旗下，任盈动集团副主席。
李泽楷知道袁天凡与鹏利这段因缘，决定让袁天凡重掌盈科保险【前称鹏利保险】，出任悬空多年的主席一职，可以说是一个甚有人情味的决定。
业界称这是一个“三赢”任命：一是加强了盈科保险的领导；二是成全了袁天凡之美；三是实现了香港保险业罕有的老、中、青三结合的全华人班子。
杨梵城对这个老、中、青组合非常满意，其中，他最感骄傲的是这个组合属全华班组合，是全港十大寿险公司中唯一的全华班。
盈动收购鹏利时，鹏利是一个烂摊子。那么，打理这个烂摊子的头，要不要撤换？
李泽楷的决策是不但不撤换，而且委以重任。总公司不派人，由原来的行政总裁继续掌舵。
这个掌舵人便是杨梵城。
杨梵城在香港保险界是个传奇人物。这个“名人”，却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称号：一是“烂仔”；二是“教父”。
别人骂他是“烂仔”，杨梵城一笑置之；对赞他是“教父”，杨梵城也不领情。虽然，称他为“教父”，是肯定他在香港保险界的声名显赫，地位超然，但这个称号多用于黑道，他杨梵城是正当生意人，对这个黑道称呼，自然不会照单全收。
杨梵城在香港保险界已干了43年。1957年，他投靠友邦保险，16岁的他，从信差做起，其后升为文员、会计文员、寿险营业员，1973年升为营业经理、助理副总裁、香港区副总裁；1982年，杨梵城转投国卫保险，出任董事总经理。其后，由于战绩彪炳，多次升职，直至擢升行政总裁，成为这个香港第二大保险公司的“打工天王”。
但是，据说由于受不了老板的气，他一怒之下，毅然辞职，带了一大批经纪，跳槽到一家只有五六名职员的小保险公司，从头做起。
李泽楷虽然年纪还轻，但他对人才的重视，绝对不逊于老前辈。他认为，单凭杨梵城在两大保险公司的彪炳业绩，以及过档时一下子带走近千名营业经纪这两点，足以证明他是一个难得的将才。至于他过档半年，公司未有起色，这不能怪他。
李泽楷坚信，只要给予支持，放手让他发挥，用不了多久，他必能创造奇迹。
杨梵城非常敬佩这位新来的“少帅”老板，倒不是因为李泽楷留用自己，而是佩服他的眼光，他的胆识，他的创业精神。
杨梵城说：“香港有钱的人很多，但要他们拿出真金白银投资亏损经年的保险业，则个个耍手拧头，唯独这个后生仔没有知难而退，他就是有这种创业家的冒险精神。”单凭这一点，就值得杨梵城为他赴汤蹈火，“我完全欣赏他，以他的家庭，他还搏命创造自己的事业，没他这样富有的人岂非要更勤力。”
正当鹏利业务蒸蒸日上之际，却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蔡女事件”，公司的形象经受了一场考验。
1997年，31岁的酒楼女侍应蔡巧玲，工作时不慎跌倒，扭伤腰骨。她在意外发生前已向鹏利保险购买了意外伤亡赔偿保险。跌伤之后，她向鹏利索取1万5千港元的意外损失赔偿。但鹏利以她“无表面伤痕”，不符合保单条件为理由拒绝赔款。蔡女便向保险业索偿投诉局申诉。投诉局认为保险公司应发放保金，于是，盈保申请司法复核。
香港高等法院法官指示，保险业内的章程或守则，并没有授权保险业索偿申诉局偏离合约条款来仲裁，因此，裁决推翻其决定，盈科保险获得胜诉。
法官裁定，保单好与坏不应由法官来决定，是投诉局和业内的事情，但投诉局处理这宗案件的保单时，却不理会合约条款是否违反守则，反而“同情”真正受伤而根据保单得不到赔偿的投诉人，是考虑了不应考虑的事情和作出了不合理的判决，因此，判该局决定被推翻。
然而，法院的裁决，非但引起投诉人的不满，也受到索偿投诉局及消费者委员会的批评。
本来，当投保人向索偿投诉局申请时，盈科保险就已表示，愿意向事主发放抚恤金而非赔偿，但要求投诉局声明盈科保险处理手法没有错，但遭到索偿投诉局的拒绝，双方对簿公堂。
高院判决盈保胜诉以后，盈保还是决定向蔡巧玲发放抚恤金。盈保行政总裁杨梵城表示，盈科保险会尽快发放1万8千多元给女事主，金额与投诉局所裁定的赔偿额相同。但是，他强调下不为例。
盈保的处理，有情有义，获地市民的认同。盈保在李泽楷的得力亲信杨梵城的掌控下蒸蒸日上。
1999年6月9日，即鹏利保险被收购5周年之日，盈动宣布将鹏利保险改名盈科保险，并筹组上市。
对公司在上市前易名，行政总裁杨梵城说，知名度固然是原因之一，但由于本港上市公司中亦有鹏利食品，担心投资者有所混淆。
至于对公司即将上市，杨梵城表示由衷的高兴，他说：这么短的时间就能够上市，应该是港人的骄傲，一般保险公司要5年至7年才会有盈利回报，但盈保在第3年已开始赚钱，第5年便可筹备上市，的确比预期为早。一来他们成立之时已有逾千名经纪，二来他们亦有把保余收入分出再保，以更佳的方法利用资金，而不用每年向股东集资。
负责促销盈保上市的怡富证券的报告估计，盈保的市值约52亿元，较5年前收购时的5亿元，增加了近10倍。若主要股东按比例出售两成八股权，即盈科由55%，减至40%；中保由20%，减至14%；鹏利管理层由25%，减至18%：而公众股份，则由零增加至28%。那么，预计上市后，盈科拓展就可套现2亿5千万元至3亿2千万元。
杨梵城认为，现时的盈保，虽然不是香港最大的寿险公司，却是最好的寿险公司。上市后，将全力进军中国内地及亚太区保险市场，向国际保险业“一哥”的目标前进。
据加怡证券透露，上市之后，盈保以1亿元成立一间与中国内地合营的寿险公司；另外，以3至4亿元作为扩展亚洲业务，包括收购香港和泰国的寿险公司。
盈保的有利条件，是有个中资背景的股东中保集团：另外，已在北京、上海和广州开设了三间办事处。中保集团副董事长王宪章表示，中保会尽力帮助盈保申请国内寿险牌照。而中国近日又宣布再开放4个寿险市场作为试点，有助于加强整个行业的竞争力。
杨梵城对进军中国国内保险市场信心十足。他说，虽然要令盈科成为中港以至国际保险业的“一哥”，“尚有很远的路程，这只是目标，但我们有机会，亦有市场，我们拥有强劲的管理层。中国有13亿人口，单是沿海地区就有3亿。外国保险公司想在香港做生意都有困难，要我们港人帮助，何况中国？”
在杨梵城的心中，若能打开中国内地市场，便可称雄于世界保险业。
对于这一诱人的愿景目标，杨梵城踌躇满志，雄心勃勃，正如他办公室所挂的四个字那样：“谁与争锋？”
两次“跳槽”风波
上节提及杨梵城这位“保险教父”曾经有过跳槽的事件，在商业社会，“跳槽”和“挖角”都是平常的事。不过，“教父”的跳槽绝非与常人的“跳槽”一样，“教父”一人“跳槽”，竟然带走千人“过档”，这样的事，却是极其罕见的，而这样的事儿，就发生在杨梵城身上，而且不止一次。他的两次“跳槽”风波都在全香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第一次发生在1993年杨梵城跳槽鹏利后的两个月内，共有9百多名的经纪跟着他过档，数以万计的保客也跟着转投另一间保险公司。业界形容，这是香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挖角”战。
3年后，又有任职友邦保险23年的李国华，带同140多名手下过档鹏利，令这个竞争激烈的行业风云再起。
两次挖角，规模大，人数多，影响大，杨梵城被奉为“教父”，其缘于此；而被骂为“烂仔”，其源亦在此。
不过，杨梵城不承认是“挖角”。他说：“挖角足错觉。我们开门做生意，一定会招募人才，假如有人慕名而来，我又觉得合适，便没有理由不收留他。但我不会挖空心思去挖角。”
他的许多理念跟李泽楷颇接近，他认为，要留住人才，最低限度有两个条件：首先要做得开心，第二是赚到钱。他解释说：“跳槽只是时间问题；另一方面，员工与老板纵然相处融洽，但生活成问题，最后仍要离开。”
不过，鹏利于1998年底也发生过二百多名经纪集体过档事件，当时有人说：“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