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是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是国家战略理论的开山鼻祖。曾经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的成功有很多的因素，先见之明是其中之一。例如，管仲的朋友鲍叔牙是公子小白的师傅，公子小白即位为齐桓公后，因为管仲是公子纠的师傅，他借助鲁国的力量一心要保公子纠即位，射了公子小白一箭，差点儿把他射死，鲁国迫于齐国的压力，就把管仲囚禁起来，押送齐国。管仲在囚车里想：让我活着回去，准是鲍叔牙的主意。万一鲁庄公后悔，叫人来追怎么办？他就编了个儿歌，让役夫们唱。役夫们一边唱，一边赶路，一点儿也不觉得累，结果大家加快了脚步，本该两天的行程一天就赶到了。正如管仲猜想的那样，鲁庄公真的后悔了，便派人去追杀。此时，管仲一行早就出了鲁国地界，回到齐国了。事情也正如管仲所预料的，果然是他的好友鲍叔牙建议齐桓公保住管仲，也正是在鲍叔牙的力荐下，齐桓公重用管仲。这才有了管仲辅佐齐桓公开创了中国春秋时期第一代霸主的事业。
管仲临死前预见易牙、竖刁、常之巫、卫公子启方四人将不利于国家，建议齐桓公疏远他们，但是这四个人都是齐桓公的宠臣，齐桓公离不开他们，渐渐地就把管仲的进谏忘了，后来果然是这四个人作乱，害得齐桓公被软禁后被活活饿死。
管仲显然是有先见之明的，要不是他事先预料准确，恐怕历史上也就不会留下“管仲”的痕迹了。
曾国藩在这方面也有着过人之处，他的先见之明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建立湘军，一是倡办洋务。
清朝自道光皇帝开始，腐朽黑暗的统治已经摇摇欲坠了，在全国此起彼伏的农民反抗斗争中，太平天国运动蓬勃兴起了，而与此同时，西部的苗民、西北的回民和各地的天地会也举起抗清大旗，清朝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
然而，面对反抗斗争，被清政府寄予厚望的绿营兵和八旗兵等正规军在镇压“叛乱”中，简直不堪一击，毫无作用，根本无法起到应有的保障作用。清政府的危机感迫使他们决心另外组建一支军队，来保护自己的统治。在这个前提下，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建立起来了。
如果说建立湘军是出于朝廷的指派，那么，曾国藩已经认识到这支军队对自己的重要性，他明白，这支军队将是自己最大的资本，自己以后的仕途全系在这支军队身上。当然，要让军队发挥作用，就得有战斗力。为了加强湘军的作战能力，曾国藩采取了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针对绿营的腐败，用新的战略思想、新的营制、新的招勇办法，使湘军成为一支完全不同于绿营的队伍。后来的事实证明，曾国藩的治军思想是非常正确的。如果不是湘军，清政府能否继续存在都是个问题。而正是因为湘军为清政府扫除了最大的内乱，相对巩固了他们的统治，曾国藩也因为湘军的战绩而晋爵封侯，达到了事业的顶峰。
倡办洋务、在国内率先建立洋务工厂，是曾国藩的又一个先见之明。19世纪后期的清政府不光面临着国内的反抗斗争，还面临着西方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他们“天朝上国”的美梦在帝国主义的大炮中被打得粉碎，落后的中国惨遭帝国主义的摧残和蹂躏。清政府丝毫没有抵抗之力，在屈辱的不平等条约下，中国成了半殖民地。率先觉醒的中国人开始寻求自强之路，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首先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咸丰末年（1861），冯桂芬写了《校邡庐抗议》一书，提出应仿效西法，革除中国传统政治的各种弊端，并在书中将自己的详细观点和建议一一列明。书成之后，冯桂芬送了一本给曾国藩。当时曾国藩正任两江总督，他也正在寻找救国之路。曾国藩敏锐地观察到时局已经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时势日艰”的日子已经到来，因此感叹“天道五十年一变，国之运数从之”。
同治元年（1862），他在的一个奏折中说：“购买外国船炮近以剿办发逆，远以巡哨重洋，实为长驾远驭第一要务”。在这里，他是把镇压农民起义与抵御外侮相提并论的。在另一处又说：“购买洋船之议始于咸丰十一年五月之杪。国藩于七月十八日复奏，称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在这里他更把“夺英法之所恃”放在首位，而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放在次要的地位。可见，曾国藩抵御外洋的动机已经占据了上峰，而这是同时代的其他人还没有思考到的。
1862年，曾国藩在安庆设内军械所，这是近代中国师夷之长技的一次尝试。曾国藩设安庆内军械所把试造轮船作为它的首要目标。早在咸丰十年（1860），曾国藩就提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可期永远之利”的主张。安庆内军械所一创办，他就马上委托徐寿、华蘅芳等人试造轮船。在徐寿、华蘅芳等人的努力下，终于克服重重困难造出了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这只轮船尽管行驶迟钝，不甚得法，但曾国藩仍然感到特别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有其所不知矣！”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跃然纸上。后来他又派容闳到美国购买机器，打算进一步扩大军械所的规模，使轮船的制造有个大的发展。
曾国藩发展洋务的主要目的在于对付洋人，虽然当时太平天国还没有最后被镇压，但是他明确表示太平天国已经构不成威胁了，而帝国主义已经成了最大的危机所在，所以，他未雨绸缪提前着手应对之策。关于曾国藩设安庆内军械所的动机，他自己有一段话说得很明白:“国藩辛酉（1861年）初次复奏购买轮船一折，即欲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演习试造，厥后所购七船撤退，锐意另求造船之方，曾在安庆试办，派员出洋购买造器之器……似可渐图自强之计”。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曾国藩看来，外国列强是当时最主要的敌人。他在给李元度的信中说：“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务为最巨”。为此，曾国藩等人把洋务运动推向了新的发展时期。他与李鸿章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个大型的机器企业--江南制造局。他是想通过自己造船制炮，进而建立一支近代海军。江南制造局开办之初，一方面因要制造枪炮供淮军北上镇压捻军，另一方面也因经费困难，不得不使制造轮船的计划暂时耽搁下来。曾国藩十分焦急，他说：“枪炮固属目前急需之物，而轮船亦不可不赶紧试造，造成此物则显以定中国之心，即隐以折彼族之异谋。”为了使制造轮船的计划能尽快地实现，他特奏留二成洋税，其中一成专供制造轮船之用。在曾国藩的大力经营下，制造局终于在同治七年（1868）造出了第一艘轮船，他当时欣喜地称：“中国自强之道或基于此”。
为了学习外国先进技术，曾国藩还专门聘请外国工程师和工匠指导中国人，又派专人编译图书，翻译有关制造机械船炮的外文书。而另一个更好的举措则是派遣留学生出国，首开中国留学之风潮。可以说当时国内各地之所以对西学开始有所了解，不能不归功于曾国藩等人的先倡之风。
一日一心得
一个人要成就事业，必须具有远见卓识，先见之明就是一种远见卓识。一个人的先见之明首先是基于对事物准确、客观、深刻的认识，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事物发展的趋势，其次源于自己的知识和智慧的总结，可以从众多的现象中捕捉事物发展的关键因素，做出准确的判断。
做人要低调
曾国藩语录：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出与人物应接，则当强矫；入与妻奴手享受，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长久。
中国有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树大招风”等等，这些都是古人处世经验的总结。古往今来，实践低调哲学的人很多，但是曾国藩是最圆满地实践这种哲学的人。可以说曾国藩一生都在演绎低调哲学，他之所以取得立德、立言、立功三方面不朽的成就，之所以能够成为人们的精神偶像甚至被推为圣人，都得益于这种哲学。
很多人都见到过秦陵兵马俑中的那尊被称为“镇馆之宝”的跪射俑，这尊跪射俑的姿态是弓弩射击的两种基本动作之一，也是防守或设伏时比较理想的一种射击姿势。因为这种姿势射击时重心稳，省力，便于瞄准，同时目标又小。
这尊跪射俑是秦兵马俑坑至今已经出土清理的一千多尊陶俑中，保存最完整和唯一一尊未经人工修复的兵马俑，仔细观察，就连衣纹、发丝都还清晰可见。而除跪射俑外，其他俑皆有不同程度的损坏。由此，不禁让人们想到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低姿态是保全自我的万世之规。
三国时期曹操的著名谋士荀攸，智慧超人，谋略过人，他辅佐曹操征张绣、擒吕布、战袁绍、定乌桓，为曹氏集团统一北方、建立功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朝20余年，能够从容自如地处理政治漩涡中上下左右的复杂关系，在极其残酷的人事倾轧中，始终地位稳定，立于不败之地，就在于他能谨以安身，避招风雨。曹操有一段话形象而又精辟地反映了荀攸的这一特别的谋略：“公达外愚内智，外怯内勇，外弱内强，不伐善，无施劳，智可及，愚不可及，虽颜子、宁武不能过也。”可见荀攸平时十分注意周围的环境，对内对外，对敌对己，迥然不同。参与军机，他智慧过人，连出妙策；迎战敌军，他奋勇当先，不屈不挠。但对曹操、对同僚，却不争高下，表现得总是很谦卑、文弱、愚钝、怯懦。
他为曹操“前后凡划奇策十二”，史家称赞他是“张良、陈平第二”，但他本人对自己的卓著功勋却是守口如瓶，讳莫如深，从不对他人说起。有一次，荀攸的姑表兄弟辛韬曾问及他当年为曹操谋取袁绍冀州的情况，他极力否认自己的谋略贡献，说自己什么也没有做。
就这样，荀攸与曹操相处20年，关系融洽，深受宠信，但却从来不见有人到曹操处进谗言加害于他，他也没有一处得罪过曹操，使曹操不悦。建安十九年(214年)，荀攸在从征途中善终而死，曹操知道后痛哭流涕，说：“孤与荀公达周游二十余年，无毫毛可非者。”并赞誉他为谦虚的君子和完美的贤人。这都是荀攸懂得收敛锋芒，低调处世的结果。孔融、杨修则是反面的例子，不懂得低调最终惹来杀身之祸。
因此，可以说，主动摆低姿态，这不是消极厌世，而是一种智慧，一种高明的处世之道。洪应明的《菜根谭》中有句话叫“矜名不若逃名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喜欢夸耀自己的名声，倒不如避讳自己的名声显得更高明。
低调不是懦弱，而是大智若愚，低调是一种洒脱的态度，一种超然的心境，一种博大的胸怀，它和含蓄、优雅联系在一起，代表着成熟和理性，是人类个性的最高境界之一。曾国藩在这方面给我们树立了典范。
年少的曾国藩并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年少气盛，一语不和就大动干戈。他时常以《中庸》中的“圣者无名，大者无形。鹰立如睡，虎行似病”来训诫自己，让自己时时保持低调，即使具备鹰的凌厉、虎的勇猛，也不轻易外露，更不以自己的学识和家世欺人。
他的一位同学性情比较暴躁，有一次，那个同学看到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户那里来的，你的桌子挡着我的光线了，赶快挪开！”曾国藩什么话没说，就把桌子移开了。曾国藩晚上点灯用功读书，那个同学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噪人吗？”曾国藩又只好低声默诵。
后来，曾国藩中了举人，那个同学知道了，大怒道：“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其他的同学都替曾国藩打抱不平，但是曾国藩自己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住同学，安慰同室，没事人一样。曾国藩的一生都保持着低调的态度，虽然看似他“低”了人一等，然而曾国藩的名字名传千古，显然这种作法也高了人一筹。
我们必须在成就上高人一筹，但不必事事都追求高人一筹，即使真的高过别人，也没必要拿出来显摆，更不能因为比别人“高”就沾沾自喜，甚至嘲讽暂时位居你之下的人。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要想安身立命、飞黄腾达，就必须要学会“低姿态”做人处世。
低姿态为人，是一种做人哲学，藏万丈雄心于肺腑之间，纳恢弘气度于平和之表，遇到忤逆不怒形于色，遭受鄙弃不暴跳如雷，是自我保护的大智慧。
老子也告诫世人：“不自露，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夸，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这句话的大意是，一个人不自我表现，反而显得与众不同；一个不自以为是的人，会超出众人；一个不自夸的人会赢得成功；一个不自负的人会不断进步。做人也要谨记这一点，深藏不露才乃真君子。
一日一心得
低调不是怯懦，不是怕事，不是委曲求全，更不是一味忍让，低调其实是一种藏万丈雄心于肺腑之间、纳恢弘气度于平和之表、遇到忤逆不怒形于色、遭受鄙弃不暴跳如雷的自我保护的大智慧。
修身养性，宁静致远
曾国藩语录：水道曲折，立岸者见而操舟者迷。棋势胜负，对奕者惑而傍观者审。非智有明暗，盖静可以观动也。人能不为利害所汩，则事物至前，如数一二，故君子养心以静也。
曾国藩常用“厚藏匿锐，身体则如鼎之镇”这句话来告诫同僚、教育家人，这句话的思想根基和来源，是心神方面的“主静”之说。“主静”语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他认为，大地诞生以前的“无极”本来是“静”的，所以人的天性本来也是“静”的，只是由于后天染上了“欲”。因此必须通过“无欲”的功夫，才能实现业已丧失的“静”的境界。
浮躁成了当前人们心态的真实写照，在追求快节奏的今天，“效率”的重要性让人们忘记“脚踏实地”，每个人都在想如何才能快速成功。于是，人们就像下坡的车，不知道踩刹车，却因为惯性越跑越快，以至于自己无法控制。究其原因，无非是越来越多的欲望扰乱了人们的身心，牵扯着人们的神经，让人们无法静下心来好好地思考自己。
《中庸》上说：“天所命令给予的是性，根据本性的规定行事是道。”意思是说，平常所有事情都由性限定，而性又来自于天道。把握自己，才能把握命运。
《菜根谭》中也说：“耳目见闻为外贼，情欲意识为内贼，只是主人翁惺惺不昧，独坐中堂， 贼便化为家人矣！”意思是，耳目所喜欢的东西属于外来的侵害；感情欲望等心理上的邪念是内在的敌人。不管是内贼也好外贼也罢，只要人自己保持淡泊宁静，不违背原则，恪守信念，那么那些邪恶的欲念自己就会变成你修养品德的助手。
人们要修身养性，首先要排除私心杂念，把握自己。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则很难，正如古人云：“不妄段于势利，不诱惑于事态，心有长城，能挡狂澜万丈。”当今社会，权力、金钱和美色等形形色色的诱惑众多，只有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自觉地从思想上筑起道防腐拒蚀的堤坝，才能从一而终地做到心不动、服不迷、嘴不馋、手不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