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三个月，我的生活就是可想而知的了。忙碌成了我的基本主题。总编虽然说可以让别人去采写，可我是一个小编辑，除了喊自己，还把谁喊得动？就连这次活动由我成头的事，总编也是私下向我交代的，并没在会上宣布，更没向各位说“如果马盛国让人去帮忙采写稿件，你们要积极配合”之类的话。我曾请高主任给各位编辑、记者打声招呼，意思是如果我忙不过来，让高主任发号施令，补充兵员，可高主任说他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口气十分冷淡。我敏感地触摸到其中的关节，不敢多言，老老实实地干自己的活了。每天中午和晚上下班之后，我就背着相机，拿着采访机、采访本，奔忙于或近或远的路途当中，深入到那些只在电视上见到过记者的家庭。好在采访对象我不用操心，都是市妇联提供的，他们手里有大量的个案，知道哪些家庭破败，哪些家庭和睦。
快到上班时间，不管我的采访是否完成，我都只能起身告辞，没采访完的下一次来补。我们上班实行打卡制，迟到半分钟也会记录在案，月底发奖金的时候就会有所反映，不仅是当月，季度奖、半年奖、年终奖，都会有所反映，可谓一朝进监狱，便是永远的囚徒。自从我接下这档差事之后，主任和总编都特别在意我是否按时上班。开始两周时间，这种费力不讨好的情形，使我的心情异常恶劣。我实在是太累了，晚上下班回去，匆匆忙忙扒两口饭，就整理采访录音，并写成稿件，如此，常常凌晨一两点钟才能就寝。每到星期二，我就得把三篇成稿上交给高主任，高主任看了，再交总编。我所受到的严厉批评不胜枚举。高主任不直接批评我，只把意见批在稿子上，直接批评我的任务由总编完成。总编批评我的基本点是我文章的理性强于细节。他批评得很对，既然评选恩爱夫妻，当然细节才能感人。我曾经是搞理论的，这么几年过去，还没转过弯来。我第一次认为总编的确比我高明，接受了他的意见，以后的文章就生动得多了。
如果没有文风的帮助，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干得下来。文风不能给我实际的帮助，但她鼓励我，她认为真正的男人就应该这样，为一件正经的事情，可以熬更守夜，可以呕心沥血，她还举出了好些伟人的例子，比如拿破仑说：一个人每天的睡眠超过四小时，就是猪；还比如巴尔扎克，用咖啡来照亮自己睡眠的黑洞。文风已经在把我向伟人的路数上培养了。她也果真给我买了一桶速溶咖啡，还常常陪我熬到深夜。
给我更大鼓励的是那些被采访者，他们把夫妻俩共渡难关同享欢乐的故事，毫无保留地讲述给我。那些故事平凡而琐碎，却构成真实生命的长河。每当我整理这些故事的时候，就被一些温暖的东西充盈着。人要获得绝对的快乐，就既不能伟大，也不能卑鄙。于我而言，要走向伟大是不可能的，然而，走向卑鄙却是一闪念之间的事。任何人要走向卑鄙，都是一闪念之间的事。
为了更能说明问题，也为了使自己的文章更具有感染力，我把采访的对象界定在那些共同度过了十年以上婚龄的夫妻，只有这样的人，才会更深地体味婚姻生活的甘苦，而且，这样的夫妻，孩子至少也该读小学了，在培育孩子方面，他们也有了基本的发言权。恐怕是因为我改变不了自己“学院派”的气质，也或许是我对导师的感念和对岳父的怀想，我花了整整三周时间，专门采访大学里退休教师的生活。有一对年届八旬的夫妻真是令我感慨，他们有一儿一女，儿子在农村，害有间隙性癫痫，时来城里找父母要钱，父母把钱给他，他往往走到半路就把钱扔掉了，因为他的病发作了，病一好，又来找父母要钱。老夫老妻虽然都是以教授身分退休的，可工资并不高，儿子这一折腾，就使他们家徒四壁。
他们的指望是女儿，女儿在北方某大型油田任副总工程师，谁想五年前一病不起，死了。女儿死后半个月，老太婆的眼睛就怄瞎了。目前，他们每顿饭最多炒两个菜，每个菜倒的清油以滴数计算；他们从不赴私人的宴会，害怕还不了情。当丈夫的尤其艰难，不仅要照顾瞎眼老太婆的一应起居，还要辅导外孙的学习——外孙现在跟他们住在一起。尽管如此，夫妻俩一点也没有抱怨，认为生活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些人过得好，一些人过得坏，是自然规律，没有什么不公平。我问他们：“学校为什么不给你们一点补助什么的？”他们听后大吃一惊，说一万多学生的学府，事情多如牛毛，能够让它正常高效的运转，已经很不容易了，作为一个退休教师，怎么好为私事给校方添麻烦？……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包括那些身残志坚的夫妻，包括那些自己的生活格外艰辛，却尽心赡养老人的夫妻，都成为我关注的对象。
谁知，我就这样惹了麻烦。
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六月八号，星期四，上午十点左右（当周的报纸出版了大约四个小时），我坐在办公室里，心里竟有了非凡的成就感，因为我不停地接到读者打来的电话，说这个栏目办得很好，文章写得更好，有一对铁了心要离异的夫妻，读了我前几期写的文章，居然重新审视自己的婚姻，两人坐下来长谈了一次，就不准备离异了。更多的读者认为我这一期刊发的三篇文章，特别鼓舞人心，因为他们都是双双下岗的夫妻，其中一对，女方还曾经是省级劳动模范，下岗之后，他们不仅要克服生活的贫困，还需要克服心理的倾斜，灵魂的坠落，但他们以希望武装自己，以爱心彼此安慰，以勇气战胜困难，都顺利地挺过来了。我沉浸在读者给予我的支持和关怀里，感到从未有过的温暖、兴奋和自豪。
可是总编进来了。总编只把头伸了进来，简短地说了一句：“马盛国，过来一下。”
总编的语气很轻，可恶狠狠的。要是以往，我会感到深沉的恐惧，可现在，我编的版面和采写的文章这么受欢迎，脊梁也直了。我缓慢地起身，向总编室走去。
琼儿也在。
琼儿坐在沙发上，拿着一份新出的报纸，正在读我采写的那几篇文章。我进去的时候，琼儿只是翻着眼皮瞄了我一眼，就继续看报。
我在总编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
两分钟过去，总编也没有说话。他肥胖的脸由淡红变成紫红。凭经验，我知道他是在积聚自己的愤怒。可我不知道哪一点惹恼了他。
又过几分钟，总编还是不说话。我在读者的电话里获得的成就感，就被这沉默吞噬了。我说：“总编，你找我？”我的声音有些发抖。
恐惧是一种卑劣的情感，它折射出的是一种卑贱的人生。自我进入报社不久，就在这种卑贱的人生里爬行，可而今，我凭自己的努力，熬更守夜地完成他们交给我的任务，而且得到了读者的肯定，却依然逃脱不了这种命运。可以想见，我的心情是多么糟糕。
总编依然没有理我。
又是好好几分钟过去，琼儿突然道：“马编，你是怎么搞的哟！”同时，做出“真没想到”的神情，把报纸往沙发的扶手上一拍。
总编的眼光拎住我，那意思仿佛在说：“你做的好事！你惹得她不高兴了！”
但我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题花我是越做越大，而且遵照总编的指示，把“故都的秋”几个字变成了魏碑，“市妇联”和“万阳广播电视报”都是楷体，这么做，是为了让“故都的秋”更加醒目。至于文章的内容，是没什么问题的；校对也没问题(我们都是自己编稿，自己划版，自己校对)，我把发出来的每一篇文章都看过了，没有一个错别字。琼儿的质问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我等着她说明。
“我到底不该去旅游，”琼儿说，“旅游一趟回来，活动却搞成了这副模样，得不偿失！”
这个曾经暗示她爱上了我的女人，在我的上级面前，把我当成了她的仆役，我的自尊心无法接受。
“琼儿小姐，到底哪一点不满意，能说清楚吗？”
“我有什么资格在你马编面前指手划脚？”
这就把说话的权利自然而然地交给了总编。总编以不可思议的目光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琼儿一眼，仿佛我们两人都侵犯了他。可他最终还是把矛头对准了我，大声道：“马盛国，我早就说过你不适合办报，看来我没有错。别的事情我不敢打包票，识人我不会错！你脑袋瓜里根本就没有市场观念！”他猛地一掌击在桌上。
我连续吞了几口气，才压下了满腔怒火，以平静的口吻说：“如果像你说的，读者就是市场，那么，我今天在一个多小时之内接到了数十个读者打来的电话，无不表示喜欢这个栏目，喜欢这些文章。”
“你什么也不懂！”总编瞪圆了眼睛。以前，我只注意到总编发黄的眼皮和三角形的眼袋，从来没注意到他的眼睛长得这么大，如果不是喷吐着怒火，他的瞳仁几乎可以说是秀气的。“马盛国，你什么也不懂！我放手让你搞了两个半月，可你弄清楚这次活动的性质没有？”
没等我回答，琼儿接过话头：“既然向社会公告要颁奖，就是要花钱的，钱从哪里来？”
总编和琼儿的话云遮雾罩，使我摸不着头脑。我说：“不是说，‘故都的秋’是赞助单位吗？”
琼儿道：“马编，我的钱不是偷的不是抢的，那么好挣啊？我为什么愿意赞助？说白了，是看到了这次活动的广告效应，我需要通过这次活动，挖掘潜在客户，你明白吗？”
琼儿问的是我，眼睛却斜向总编。
总编昂着头，紧闭嘴唇，脸色十分难看，右手的三根指头在写字台上没节奏地敲击着。
琼儿明显增加了怒气。她一发怒眼眶就有些红，就不如平时那么迷人了。她把沙发扶手上的报纸拿起来，一边抖动一边说：“你看看，你都写了些什么，不是吃不上饭的教授，就是瘸子跛子，就是下岗职工，这样的人，一分钱也要掰做两瓣用，怎么可能成为‘故都的秋’的客户？年龄也太大了。马编，在你的心目中，‘故都的秋’未必就那么土气呀？你写的这些人，即使在外面吃顿饭，也只会去路边小饭馆，我‘故都的秋’还不至于这么不上档次吧？虽然我本人不怎么样，可我要求‘故都的秋’决不能落后于时尚，至少不能落后于这座城市的时尚。追求时尚的人，应该是有一定资产的年轻夫妻，年龄上不能超过三十岁，三十岁以内的人，充满了无边的希望，追求浪漫潇洒；一过了三十，大部分人都变得世俗了，琐碎了，干什么事情都斤斤计较，非到万不得已，决不可能成为我的客户。”
“如果这对夫妻刚刚结婚一年两年，婚姻的风浪他们根本就没遇到过，有资格参与‘恩爱夫妻’的评选吗？”我没好气地地问。
琼儿摇了摇头，以聪明到家的口气说：“马编，有句话我不知该不该讲，你是文学硕士，咋这么不开窍？”随即，她补充道：“到底是……”
这时候，总编终于截断琼儿的话，居高临下地说：“他至今没认识到我们搞这次活动到底需要回收什么东西。”说罢咧嘴笑着，朝着琼儿不停地点头，那意思好像是说：你看，这就是文学硕士的水平！
我鄙夷地看着这一对男女，怪腔怪调地说：“搞这次活动的惟一目的，就是给琼儿的酒楼打广告，给‘故都的秋’拉客，是这个意思吗？”
总编和琼儿同时怔了一下。琼儿说：“你要这么讲，就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告诉我？”
琼儿吃惊地看着总编：“你不是说告诉过他吗？”
总编愤怒而难堪地把脸一弯，不回琼儿的话，而是朝着我说：“马盛国……我到底高估了你！”
在我的印象中，我从未骂过娘，也不喜欢看那些动不动就骂娘的文章，可此刻我真是想骂了。整个事件中，我充当着太监的角色，可是，我半小时前还在自豪呢！
更让我想不通的是，那些文章没有一篇是我私自发上去的，采写出来，交给高主任，高主任再上送总编，总编签了发稿单之后，我才开展划版的工作。两个多月来，总编除了批评过我理性强于细节之外，没说过别的话，现在，怎么把所有的责任（如果真可以看成是“责任”的话）推到我一个人身上了？
我很想把这些话说出来，但终究克制住了。
琼儿摇晃着她棕黑相间的披肩头，以息事宁人的口吻说：“哎，弄都弄成这样儿了……我真是没法说。”
她不知道我有多么厌恶！我问道：“这活动还搞不搞？”
总编威严地说：“怎么不搞？不搞，损失不是更大吗？你就按我们刚才的意见，认真组织好最后半个月的采访，如果再出现以前的毛病，就别怪我不客气！……去吧。”
从总编室出来，灿烂温和的阳光，把大街上的店铺商厦、男人女人、大人小孩，照得金光闪闪——可它却无法照彻我的内心。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又写了六对夫妻，我再不要妇联为我提供的人选，而是专找那些把人生的欢娱当成灵魂财产的人，那些因追求浪漫潇洒而愿意成为琼儿客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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