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两者的和谐一致对成功的交际具有普遍意义吗
回答这个问题，要看三条。
第一，它是否得到生理学、心理学的支持？在上面我们已经指出了这一原则的生理属性和心理属性。需要补充的是，身势是行为，说话也是一种行为，在某种原因作用下，可能产生一系列的违心的行为，但既然认同了一种心理前提，就不能产生一系列的相互矛盾的行为，只能产生一系列相互统一的行为。
这两者统一的行为是非常普遍的现象：
语境：李宗仁试探与中共和谈，拟派刘仲容当秘密代表。
白崇禧（笑呵呵）：与德公斟酌许久，北上之行，以兄最为合适，你是毛泽东的朋友，总得会给你一点面子吧？
刘仲容：但愿如此。（随即又摇摇头）中共一向讲究原则，在原则问题上，即使当着我这个朋友，恐怕也是不会让步的。
白崇禧：我们也有原则……划江而治的原则，必须坚持。（变得认真起来）
刘仲容：要是中共方面不答应呢？（面呈难色）
白（武断）：不管他们答应不答应，你必须坚持，寸步不让。
（“神秘客刘仲容”，《名人传记》，1994—7）
白与刘关在屋里，无话不说，两人完全可以推心置腹，认定了一种心理前提，必有话语与面相身势的一系列的统一行为。白的笑呵呵，与“是朋友就得给面子”的一席话，是一致的；刘“摇摇头”表示无信心与估计中共不会让步的话完全合拍；白的“必须坚持划江而治”的话语与“变得认真起来”的脸色，是正向的配合；至于刘的“面呈难色”与喃喃问语，便都是出于同一个心理前提（毫无希望）了。
第二，两者和谐使会话双方的目的得以满足是不是普遍事实？
确实恨对方的英、美人嘴上说“I hate you．”（我恨你）时，脸面显愠怒之色，更有甚者，还咬牙切齿。提醒对方不要讥笑自己时说“You can laugh if you like，but I know what I am talking about．”（你要笑，随你便，我可是认真的）脸色严肃，不卑不亢。中国人口里说“这屋里闹鬼。”必配上阴气满目。对方听了之后就会有相应情绪与相应表现的回答和反馈。这样的会话使双方的目的得以满足。
下面是一个旁证，非语言学的旁证。文学做了语言学应该做的事。抽样调查表明，小说中存在着大量的话语与面相身势和谐一致的描写。记录表明：（1）带面相身势标记的话轮与总的话轮相比，大致在50％上下波动。（2）两者有一处不和谐，因而产生了会话含义。
不带面相身势标记，丝毫不意味着事实上没有面相身势去配合话语。
有两个原因使作家省去了这些标记：
第一，读者可以根据话语本身所提供的心理情绪和语境，再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准确悟出话语的面相与身势；
第二，省去标记是为了某种目的，比如增加直截了当、节奏明快、争论热烈等等效果。
作品与作家话语与面相身势标记：对话场景（处）话轮（个）带标记话轮（个）无标记话轮（个）
短Snob：M．Challagham6 23 15 8
中《祝福》：鲁迅57 27 30
长《战争与和平》：托尔斯泰俄文版第534～623页76 216 108 108
第三，一旦违反了两者和谐是否使会话走入了歧途？回答为：是。
现在，让我们假想两者不和谐造成的情景。一个确实恨对方的英、美人口说“I hate you”，脸上的表情却是含情脉脉，那么听的人以为对方不过是在说假话，实际上是爱他的。这样，听的效果与说的原意岂不是南辕而北辙？！口里说：“You can laugh if you like，but I know what I am talking about．”眉眼里却嘻皮笑脸，那听的人就会继续嘲笑下去。若是有一位中国人嘴上说“这屋里闹鬼”，配上的面相却是嘴角盈笑，且眯眼歪鼻，那听的人准以为这屋里并不真闹鬼，而是有什么另外的有趣的故事，比如桃色新闻。由此可见，没有内外的原因而出现两者的分裂，会话走入歧途是无疑的。
如果说话人神经正常，听话人也认为说话者神经正常，说话人的话语内容与面相身势的的确确不和谐，作何解释呢？那是说话人暗示他话中有话。这在最后一个问题里会有交待。
三、所谓会话合作不只一个层次
本书并不认为会话是在遵守所谓的合作原则。即令有所谓合作，四个准则也没有穷尽会话合作关系的描写。假如四准则是在知性层次上进行，那么，面相身势与话语和谐一致这一原则可认为是在心理层次上进行的。本来，每个人除了有耳朵听取别人的话语以外，还有眼睛观察别人的面相与身势，这是心理上的摄取。前者依赖认识与知性，后者依赖心理评估。这样两个层次的区分，可以解释一个有趣的现象：盲人之间，因其眼睛无法摄取对方的面相与身势，他们的交谈合作只能是在四准则即知性层次上实现，而聋哑人，虽听不见声音但因其眼睛可以摄像，他们的交谈合作是在手势符号与面相的和谐即心理层次上实现的。有语言能力的明眼人的交谈合作却在知性与心理两个层次上同时实现或者随意选择地进行。虽然上述三类人（特别是聋哑人）的会话情形实际上复杂得多，但大致上看出，合作不只一个层次，有两个层次———知性的与心理的。这或许是积极的猜想。
这个猜想得到了《相关———讯递与认知》（Relevance—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Harvard UniversityPress，1986）的作者D．Sperber&；D．Wilson的有力支持。他们指出：“格赖斯为确立讯递的推理模式，提出了著名的合作原则及一系列会话准则，但是，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合作原则的理论基础是什么？除了格赖斯提出的会话准则外，还有没有其他准则？这些准则是可以任意增加或减少的。”他们两位用了如此明确的语言指出“这些准则是可以任意增加或减少的”，也就是说，这些准则具有开放性。然后他们接着问道：“人们又是如何运用这些准则进行推理的？”作者认为这种推理过程的说明应该符合人类认知心理。列举的例子是这样的：玛丽和彼得一起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彼得把身子向后一靠，他向她展示了某些现象。作者用这个例子本意是为了说明相关概念。但是，“彼得把身子往后一靠”，这不正是本文要讨论的身势现象吗？他们只是没有把这个文章放到这个名义下去做。作者把彼得的行为称作“示意行为”。即是说，面相身势是示意行为，也可以传递说话意图，听话人也可以根据说话人的示意行为推断其意图。例如彼得问玛丽：“今天你感觉如何？”玛丽从皮包里拿出一瓶阿斯匹林给他看。彼得据此推出玛丽的意图。假设玛丽在拿出药瓶的同时说：“我感冒了。”这不正是面相身势与话语的和谐配合吗？因此，会话双方的合作配合中，话语传递意图，固然实现了合作；示意行为（我所谓的“面相身势”）也可以产生合作效果，只是所处的层次是在心理上。当话语与示意行为和谐地配合并一齐参加会话活动时，这个所谓合作配合不仅是在话语层次上进行的，而且也是在心理层次上进行的。格氏的所谓合作原则里是没有心理层次的。
四、面相身势与话语和谐对成功的交际有何功能
概括地说，这一原则可以补充信息量的不足，鉴别信息的真假，调理话不对题，澄清模糊不清的方式，甚至可以代替话语在谈话的一切层次上发挥作用。这是因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在面相身势（非语言代码体系）中最顽固地被保留了下来。面相和手势是语言的延伸，是表达人思维的另一种代码。汉族人手势少是因为语言丰富发达，印度的一些民族手势多则是因为语言不够发达或者一度不曾发达，他们需要用手势来补充语言的不足。
语境：甲向乙打听接车的时间。
甲：几点接车？
乙：上午……（大拇指和小指伸出，并摇了几下）
乙说了“上午”，信息量显然不足，但打出的手势，中国人知道是六（点），却补充了准确的接车时间。
语境：有人向孔子请教如何行天子之礼。
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知道的人治理天下），其如示诸斯乎（会好像把东西摆在这里一样容易吧）！”指其掌。
（杨伯峻译注，《论语》，中华书局，1980年，第27页）
孔子反对鲁国行那样的天子之礼，不好明白地说，只好如此推闪其词。口里一面说，一面用手指掌，以补充话语“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信息量的不足。
语境：女朋友明知来的信是怎么一回事，可是故意问。
女1：又是那一位来的信？
女2：不是。不是。（脸庞上现出两片惹眼的红云）
女2脸庞上出现的两片打眼的红云出卖了自己，说“不是”是提供了假信息。面相身势在这里帮助听话人鉴别了信息的真假。
身势也可以把风马牛不相及的前言和后语接渡起来，如：
语境：两朋友在火车上聊天。乙在大吃东西。
甲：你在听我说话吗？
乙：在听，在听。（手指和眼望的方向同时朝着车架上的水果袋，又用手指指自己的嘴）苹果。
乙的话“在听，在听”与“苹果”是前言不对后语，但是手指与眼望的方向以及手指嘴的姿势，却使意思明确起来：我在边吃边听。
日常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形，把眼光从第一听话人转到第二听话人、第三听话人脸上，就可以转移受话人，调理话不对题。面相身势澄清话语模糊不清的例子就更多了。
语境：子路等四人陪孔子坐着，孔子问他们各人志向。
子路率尔（不假思索）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局促地处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外面有军队侵犯它），因之以饥馑；由（自己称自己）也为之（我去治理），比及（只需到）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而且知道大道理）。
夫子哂之。
（杨伯峻译注，《论语》，第119页）
孔子不答，却为之解颐。为何发笑？他是不欣赏子路的发言的。又不好打击子路的兴奋情绪，只好“哂之”。这里，面相代替了说话，克服了不便。
面相身势代替话语的现象在禅门公案中非常普遍。如，黄龙禅师问岩头：“祖师西来意旨如何？”岩头要他去“解救糯团”，黄龙如落五里云雾，满头雾水，转而问玄泉禅师，后者拿起身旁的皂角示意，黄龙仍不明，玄泉再拿起皂角作洗衣姿势，仍不言语，黄龙这才省悟。解糯团与皂角洗衣都是为人解除黏滞，解除束缚，洗除黏垢。这也便是祖师西来之意（林新居）。这里的用皂角洗衣的姿势便是身势符号，用来代替了言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