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在适当的时间
对于同一个说话对象（比如说中国人）、同一个空间（比如说在中国），时间不同，有些话就有个适当与不适当的问题了。
文革和文革之前的时代，下列称呼都是不适当的：先生与小姐（有资产阶级之嫌）；下列称呼却是恰当的：同志与战友（显示无产阶级的阶级关系）。
文革与文革之前的时代，下列商店与商品名称都是不适当的：皇家某某某（如“皇家英语中心”）、某某王（如“饺子王”、“王中王”）、某某帝（如“帝王饭店”）、某某霸（如“小霸王”电脑学习机），敢于这样自称的商家，要不就是讨罚讨挨批，要不就是神经不正常；下列商店与商品名称却是恰当的：东方红商场、卫东商店、反帝某某某，诸如此类。 还有不少的说法与固定用语，时代不同，就会由恰当变得不恰当，或者相反。“万恶的旧社会”，“社会”一“旧”就“万恶”，这在文革时期特别流行（再恰当也不过了）。现在，没有这个说法了，代之而起的是另一个说法：“人类社会的一切有用财富都要继承”，看来要继承的这部分财富肯定是不恶的。文革期间流行“最最最最伟大”、“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等等，敢有、偶有、碰巧有什么事什么人与红太阳（就是“老人家”）相提并论者，无不身陷囹圄。如今呢，那些说法不见了，就是出现了“红太阳”之类，说法也完全不一样了。现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告节目一天几次叫喊着“太阳最红，长虹最新”，一个商品竟敢与太阳比“最”，也不曾听说公安局把什么人抓走。
句式和篇章结构也是这样，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流行的句式与篇章。如文革期间，一篇社论或评论的结构大抵如此：先是“东风劲吹红旗飘，革命形势无限好”之类的话开头，紧接着是“……形势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中间你必须猜一猜是在影射谁批判谁打倒谁搞臭谁孤立谁，最后是“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之类的话结尾。如今这样的语篇结构踪迹不见矣。
上面说的是历时的角度。下面再说共时角度。
所谓共时，也有一个相对性质。如果我们把某一个短暂的历史时期当成一个共时平面，那么，在这个平面之内的一个事件也得分阶段，阶段不同，也是时间不同。在一个事件的不同阶段，同一个话语，就会由恰当变为不恰当，或者反过来也如此。比如两人谈恋爱算作一个过程，在初期阶段，尚在试探期，谨慎从事，在我国某些地方，以“您”相称为适当，什么时候，竟不知不觉地互相用上了“你”也算适当，那就是爱情瓜熟蒂落之日了。如果，什么时候又由“你”变回“您”，那轻而言之是吵过架，重则是翻脸了，还是适当。还说谈恋爱，在与对方谈恋爱阶段，称对方的父亲或母亲为“老师”“教授”“叔叔”“伯伯”或阿姨婶婶皆可，确定了关系（虽然没拿结婚证）就是迈进了一个新阶段，如仍这样称，就显得疏远，最有趣的是老头子或老太婆干脆对未来的儿媳或女婿大大咧咧地纠正：“你怎么不叫我爸爸（或妈妈）呀？”换个话题，在为亲人举丧期间，高声大气地说话，开玩笑，说各种娱乐的话题，那是不禁而止的言语行事。上班的时间，你称某人为“科长”或“处长”或“局长”或“书记”，下了班，他教你打太极拳，你就称他为“师傅”，他也很高兴。再换一个话题，两人在学术讨论会上，满嘴术语，句子严整而规范，是必要的恰当的，会议结束过后，时间不同了，两人再谈话仍然如此的话，就不恰当也没必要了，因为那就显得生硬、不亲切，相反，使用的句子支离破碎，话题东扯西拉，那反而是适当与必要的了，因为那样显得随便与亲切。批评儿子，在他生日的时候，其言词温和、用语婉转者为宜，其言词严厉、用语直达者为不当；在平常的日子，其言词稍激、用语微直者，却也不错，不失为当。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3．在适当的空间（场所）
说话与空间也有一个匹配是否恰当的问题。在厕所里向人问好，在人家客厅里谈人家墙上的墨宝如何失当、家具如何与环境不配（除非是知心朋友），在科学讲台上发言满口俗词，在饭桌上敞开嘴巴谈大小便，在救火的现场谈音乐，在灵堂里谈任何与安慰家属无关的话语，如此这般，都是不恰当的言谈，属于语用失误。
对说话人自己来说，能够说出得体的话，他或她必须要有常识、修养、道德、观察时空的能力。所谓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说话就可能得体。“有德者必有言”（《论语：宪问》），“有诸内必形诸外”（《孟子：告天下》）。
4．刘勰对得体有什么见解
我们曾在第一章第一节详细地探讨了刘勰的语用观，其中，“宜言、允、允集、有度、不要择言（过头）”就是得体。现在我们简略地加以回忆（不再解释）：“陈郭二文，词无择言；周胡众碑，莫非清允”（“诔碑第十二”）。
同一篇他说“文采允集”。
“哀吊第十三”（悼词属语言运用）：“隐心而结文则事惬，观文而属心则体奢。”
“论说第十八”里主张“故议者宜言，说者说语。”同一个意思，在“议对第二十四”里又得到强调：“议之言宜，审事宜也。”作为论据，他在“定势第三十”里举出这样一个事实：“《孝经》垂典，丧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尝质也。”
他在“论说”里指出：“顺情入机，动言中务。”
“熔裁第三十二”说“谓繁与略，随分所好。”在同一篇，关于篇章适度，他打了一个比方来解释：“夫美锦制衣，修短有度，虽玩其采，不倍领袖。”
刘勰嘲笑言无度的情况，好比是“微言美事，置于闲散，是缀金翠于足胫，靓粉黛于胸臆也。”（“事类第三十八”）
要得体，就必须“度”与“择”：“山木为良匠所度，经书为文士所择。”
分析了一个不得体的案例以后，刘勰（在“指瑕第四十一”）问道：“岂其当乎？”分析了另外一个案例（“附会第四十三”）以后指出：“心敏而辞当也”。可见“辞当”多么重要。如果“会词切理”（同一篇）那就会如何呢？刘勰紧接着回答是“如引辔以挥鞭。”得心应手且潇洒。
二、谢绝夸奖
中国人对夸奖，从传统上说，一般都是谢绝。这一点和西方风格迥异：他们是欣然接受夸奖。中国人谢绝夸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表示自己的谦虚？还是把自己降低了让对方心理上平衡？还是把自己的那份光荣让出来与对方共享？或许兼而有之？或者没有什么目的，只是遵从了汉文化或道德的传统？
对夸奖常用的谢绝之词是“哪里哪里”（听说外语界有一个并非恶意的笑话就是根据不通英语的中国人回答“where，where”编成的）与“不”
字头句式。
对“久闻大名”、“久仰久仰”、“你干得真好”、“你的儿女好争气呀”、“你的客厅真气派呀”、“你混得不赖呀”、“你发了”、“你老婆真漂亮”、“你们是天生的一对呀”、“你这些年成绩卓著啊”、“你是我们之中的佼佼者啊”等等之类真假夸奖的回答，一般是“哪里哪里”，当然也会有别样的回答。
何谓“不”字头句式？“不”字头句式是随着夸奖词来的。
“你干得真好。”———“不好，不好。”
“你客厅真气派呀”———“（也）不怎么样。”
“你混得不赖呀”———“不行，不行。”或者“（也）不怎么样。”
“你老婆真漂亮。”———“不不不，一般一般，过得去吧。”或者“不不不，马马虎虎，总算拿得出手。”
“你这些年成绩卓著呀。”———“不不，你也不错哪。”
“你是我们中的佼佼者呀。”———“不能这么说。”
对涉及到的第三者，用了“不……”去谢绝就会使无辜者受损，还会犯忌讳甚至担心引起厄运（迷信）。这种情况下不便用“不”字句，便听到许多灵活处理的巧妙回答：
“你的儿女多争气呀。”———“算是没有给爹娘丢脸吧。”自己谢绝了夸赞，却不损儿女。
“你老婆真漂亮。”———“还算拿得出手吧。”自己谢绝赞美，却也保护了老婆。
“你们是天生的一对呀。”———“还凑合吧。”自己和老婆一起后退一步。
“你发了”———“大家发，大家发。”多聪明：不犯自己的忌讳（谢绝发财岂不自认倒霉？），对方也跟着受益。
中国女人对男性说的“你真漂亮！”的夸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饶有趣味的适应过程。1949年以前，一般的老百姓中，没男人敢这样对女人说出口的，这样说出口的人，轻则按轻浮重则按流氓看待。五四运动前后，在极小的知识分子圈中，敢于学西方追时髦的男人，有这样说的，女人亦能以“谢谢”或干脆以“Thank you”应之。1949年以后，情况更严厉，这样的授受关系即令在知识分子中间也消灭了。敢于以身试法者，无不受到思想改造。直到改革开放前夕，仍维持这个局面。改革开放以后，不仅知识分子，而且知识分子以外的男人，都敢于对女人这样说了，女人们也高兴地领受了。最令人感慨的是，开风气之先的知识分子，这样说的人反而变少了，而后来才学会这个说法的“徒弟”们———个体户、大腕以及天知道用什么办法发财的人们，说的更多。最令人惋惜的是，他们中的少数人，大大咧咧、嘻嘻哈哈、流涎吐水地说出了这句本来应该用文明态度说出的话。那样的言语行为与这样的夸赞话本身是多么不协调。不过总算时兴了起来。这显然是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迟至这个时候，我们的社会（不仅是女人）才接受，主要原因是等待物质生活的好转。温饱的解决，为审美、欣赏美的言语行事提供了一个方面的基础。
三、虚抑实扬的恭维
对听话人提出批评，听话人听了心里还乐滋滋的，有这样的事吗？有。“我可要给你提意见了，你整日操劳，把身体弄坏了，是对革命的不负责任，对我们单位也是一个损失嘛。”其实，说话人是在恭维听话人“整日操劳”，对单位贡献大大的。
酒席宴上，有人迟到了，于是马上就有人起哄说：“迟到了，罚酒三杯。”这是对来人的恭维，要不，鬼才罚他。
郁达夫的朋友们这样“罚”郁达夫说：“这里有徐悲鸿作的画，罚你题字。”（1995年11月7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午节目，这个节目的史实是可以信赖的，故能引用）有这样惩罚的吗？给徐悲鸿的画题字，没有才气的人能办到吗？这岂不是换了一个方式夸奖郁达夫吗？
四、把对方当第三者
对张三说话，意中却是让（在场的）李四听。张三只是中转，李四是真正的听话人。这样的策略，肯定是有极微妙的隐含意义。
妻子心里想的是对在场的丈夫说话，由于某种原因不愿或不能面对面说，却对在自己怀抱中的婴儿说：“不哭不哭，爸爸明天要走了，给爸爸说，别忘了给我们写信……要爸爸不忘记我们，说呀……”这话说给谁听，是非常清楚了。这是汉语文化中的妇女常有的那种对丈夫的情结，所谓东方式的含蓄。
对张三说，却是让不在场的李四听。这是另一种情况。电视（或广播电台）两位主持人对说，真正的听众却是不在场的电视观众。电视上的两人对说只是为了便于形成问与答，引起屏幕下的观众注意，让观众的思路顺着他们的对话走。下面是对话中将对方当成第三者的各种情形：语境：张瑞芳、张兄及张嫂讨论去解放区之事。
张兄：（对新婚妻子）我去解放区主意已经打定，如你不愿意跟我去，我们现在就离婚。
张嫂：（生气）你怎么知道我不愿意去？
张瑞芳：（推着哥哥肩膀指责）哪有这样说话的？难怪连周副主席都说你是个愣小子。
（秦菲，“张瑞芳心中总理的雕像”，《名人传记》，1994—9）
张瑞芳说话的对象是她哥哥吗？否。他为了给嫂子解气，说给嫂子听的。
下面一例，本来是电台节目主持人与打进热线电话的人之间的对话，说着说着，主持人却将话锋一转，对他（她）心目中的第三方———听广播的听众讲起来了：语境：1996年1月4日下午1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439播音室节目”主持人何雨与一女青年的长篇通话中，有这样一小节：
女：是我做得不够，来气了。
何：我们女性也要通情达理，是不是呀？
女：……我只是希望他工作好一点，……奋进，物质上我不在乎。
何：你看你刚才的那一段话他听到了应该非常地感动，是不是？多好的一个妻子，什么都不需要，就需要他奋进。我希望我们天下的男人都好好听一听女性的希望，这也是我们女性在新的一年里头对男性的希望。
主持人何雨这里使用的策略是：借与一女子交谈的机会对“天下的男人”与“他”———不在场的丈夫进行了劝说。
以上情况都是说话人心中有了特定的第三者。还有一种情况是心中并没有特定的第三者，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是说给对方听的。
语境：毛泽东带一行人踏上黄河大坝。有人介绍黄害。
毛：（像是对黄河，又像是对身边的李烛尘）我若不把洪水治平，我怎奈天下苍生？
（古野，“记爱国实业家李烛尘”，《名人传记》，1994—10）
实际上，毛既不是对黄河，也不是只对身边的李烛尘，而是说给周围的一行人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