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传递功能假信息结束时，收到了某种特殊效果，一般表现为言外之意。这个“某种特殊效果”就是假信息的功能表现。上述诸例中，我们可以发现宋世雄引导倾向主队的观众为双方加油的效果、杨绛话语中强调没有书不好过日子的心境、任弼时表示为挽回坐牢损失的时间而拼命工作的打算、优旃劝阻扩大苑囿成功的效果。
为了制造隐含意义（特殊效果）故意说假话的情形是语用学中最有魅力的一个部分。又如：“李斯乃从狱中上书，‘臣为丞相，治民三十馀年矣。……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考证》：“凌稚隆曰：‘按李斯所谓七罪，乃自侈其极忠，反言以激二世耳’。”那言外之意是：我给你办了那么多的事，怎么还成了罪人？（钱钟书，《管锥编》，第333页）
按《滑稽列传》褚先生补郭舍人为汉武帝大乳母缓颊，“疾言骂之曰：‘咄！老女子！陛下已壮矣，宁尚须汝乳而活耶？沿何还顾？”这也是反言以激。为一个老妈子讲情，向汉武帝讨饶，岂有不动脑筋的。那言外意是说：人家把你奶大了，你也该饶人家一次。
第四，功能假信息发出时，真实的信息隐藏在假信息之中。即是说，真信息是让对方能立即悟出来的。真信息若不能立即让对方找准、悟出，功能假信息即归于失败。宋世雄例的真信息（隐含）是“理应为双方欢呼加油”，杨绛话语真信息是“精神享受优于物质享受”，任弼时话语的真信息是“有劲是为了革命”，优旃语的真信息是“扩大苑囿不善”。
四、能不能立即让对方从假信息中悟出真信息来是区别功能假信息和利害假信息的标准
语境：1928年，安徽南陵县政府和国民党县党部联合会审任弼时。
审：你叫什么名字？
任：胡少甫。审：籍贯？到南陵来干什么？
任：湖南人，长沙伟伦纸庄的学徒，来南陵催收账款。
对话中任的两次答话都是假信息，归入利害假信息一类。因为施利、施害假信息的特点是接受一方不知是假。事实也是如此，审问人虽然后来诈唬说这个胡少甫是共产党，但并不知胡乃何许人，足见审问人没有立即悟出“胡少甫”与“湖南人……收账款”是假信息。
五、假信息的证实背景
有必要指出的是，以真假而论，任何一个信息都是可变的、相对的。即：真和假信息具有可变性和相对性。例如，我们抛开上面审问一例的语境，孤零零地看“湖南人，来南陵催收账款”，可能是真，也可能是假。深一层下去，它也可能是功能假信息，也可能是利害假信息。这一点应该说是不难理解的。于是我们一定要找到与某一个信息同时给出的语境，靠它提供背景以证实所给信息是真还是假，是功能假还是利害假。这样的背景叫假信息的证实背景。
什么可以充当假信息的证实背景呢？
第一，非语言媒介做证实背景。非语言媒介指的是附着符号束：面相身势、伴随物、声气息。上例中，任弼时在回答“从狱中带来的”之前，“笑一笑”，这就算面相身势做了证实背景，听话人立即知道那一股劲是“从狱中带来的”为假。如果有人一方面说“谢谢你”，另一方面马上扭过脸去咬牙切齿，便知道“谢谢你”是大假话，“恨死你”才是真信息。怎么知道的？咬牙切齿起了证实作用。
第二，常识、逻辑、常规、定理等等可做证实背景。杨绛说“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即使不看说话人的附着符号束，也可以知道是功能假信息。因为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人也不能够“什么物质享受全都罢得”，说话人不过是为了强调后面的话语罢了。
第三，人物的一贯行为、真实面貌在上下语或上下文中做证实背景。任弼时做工作的一股劲从来都是凭革命激情，即使说话时没有“笑一笑”这样的附着符号出来作证，他的一贯行为就会自动地把他的戏语“从狱中带来的”驳回去。
第四，语音提示和语面（或字面）信息不和谐做证实背景。语音提示是指重音、语调、音色、声音模拟、叹息、语速、响亮度、停顿、沉默等等的异常表现。
（1）“你真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呀，老兄。”
（2）“谁稀罕见到你？”
（3）“对不起你。这钱我就只好带走了。”
（4）“冤家！”
上面几例，只要在语调、重音、音色上做一个和语面信息不和谐的调整，或者语速、响亮度变化异常，或者做一个意在言他的停顿，或语流过程中奇怪地突然沉默，都可能使其中任何一句话变成功能假信息。接受一方立即悟出原话背后的真信息：
（1）变成：“你什么也不懂。别在我这儿充内行。”
（2）变成：“其实我要见的就是你。”
（3）变成：“我够对得起你了。这钱该我拿走。”
（4）变成：“我的心肝！”
第五，当时生成的人文语境做证实背景。实况广播例中，“看台上几万名观众正狂热地为主队欢呼助威，而对客队一片嘘声”，很容易证实广播员的解说词“正为双方队员加油”是功能假信息。
第六，对话者之间早就存在着的关系可做证实背景。例（4）“冤家”，如果出自一个热恋中的情人之口，对方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把“冤家”理解成“仇人”之类。因为他们早就存在的关系很亲密。
六、言语假信息论与语用学
“真正弄清在某一特定情景中讲出的一句话的实在意思，是语用学的范围。”（C.Morris，1939）假信息也是“在某一特定情景中讲出的一句话”———此时是假话。而假信息论研究的正是这句话的“实在意思”。
但是，假信息论所允许的正是所谓合作原则第一条准则即质准则所忌讳的。这就出现了矛盾。它最重要的一条出现了危机。
假信息论以及其他策略（冗余信息论、模糊论，特别是目的—意图原则）使语用学不必在所谓合作原则里兜圈子。
现在，本书第五章的整个一章（特别是第一节）来论证：合作原则是不必拯救的。不必拯救的理由，就是已经在第一节里说过的结论：假信息论说明在质上不合作的种种合情合理的情形，冗余信息论（本章第一节第一种情形以及下见第五节）说明了在量上不合作的种种合情合理的情形，人的模糊思维允许在方式上不合作的种种合情合理的行为（心态不清楚的表现却有补偿机制），目的—意图原则和其他一切方面表明在关系上不必从合作与否去考虑的种种情形，与其说是从总体上使合作原则的一切漏洞得以真正的补偿，倒不如说是彻底证明了合作不必是原则。
七、假信息论与得体
说假话难道与得体还有什么瓜葛吗？有的。说假话也可能得体。“此时此地对此人说此事，这样的说法最好；对另外的人，在另外的场合，说的还是这件事，这样的说法就不一定最好，就应用另一种说法。”（吕叔湘，1986）为什么要用另一种说法？为了得体。例如，医生对癌症病人的三种（可能更多）说法：
（1）你得的是癌症。
（2）你的时间不多啦。
（3）你的病没什么了不起，好好配合治疗就行了。
三例中，（1）是对一个认为无须隐讳的人的回答，其特点是直陈、真实；（2）是对一个有正确生死观的朋友的回答，其特点是委婉；（3）是回答一个对绝症有恐惧的病人，特点是假，施利假信息在此用上了。这三种说法是一回事。可见说假话也是得体态度。功能假信息也要研究在何时何地对何人如何说假话。
八、假信息论与修辞（夸张与比喻等）
难道修辞学还包括“说假话”的研究吗？修辞学不是提倡说假话的学问，但修辞学一旦和假信息论结合，它们确实要研究何时何地对何人怎样释放假信息才算说得最好。修辞性的夸张，超出客观事实，以渲染突出描写对象。“白发三千丈”极言其长，“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言其轻与重的辩证关系，“恩比天高”极言其高，“怒发冲冠”极言其怒，等等，都是以言过其实、不真实为前提的。从表面上看，上面几例都是不可能存在的现象，似乎违反了客观真实，但对于修辞学来说，却是可以接受的。夸张修辞即是假信息论的运用。修辞与假信息论相通。这两个说法是不错的。日常生活中比喻修辞运用得太多太多。而比喻修辞的前提也是不真实。“你胆大，敢在老虎嘴上拔毛”，其实，谁敢真的在老虎嘴上拔毛？“现在孩子真不好带，像伺候皇上。”当然，也不是真像伺候皇上那样颤颤惊惊。比喻不过是假信息的一种功能而已。
九、假信息的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言语假信息的双重属性。某条假信息对接受者中的一部分人是利害假信息，而对另外一部分人则可能是功能假信息。这样的双重可能性叫做假信息的双重属性。
语境：张作霖离京出走的消息，是由一封措辞巧妙的普通电报由北京发到上海去的。收报人是陈达哉。再由陈达哉之手见报。
（顾执中：《报海杂谈》）
电文：弟拟于本日晚偕小妾离京，所有家务由郭务远先生代为管理。电文对张作霖的新闻爪牙来说是利害假信息：存心蒙骗；对收报人来说，却又是功能假信息。收报人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传闻（作为“证实背景”）猜出：张作霖眷属一日晨出京，张作霖本人定一日晚行，政局由北京国务院代为维持。
第二种情况：言语假信息的隐蔽性。由于使用了某些诡辩法或其他手法，某条假信息很像真信息，这样的可能性叫做假信息的隐蔽性。例如某些手法高明的欺骗性商品广告就是如此。一经查核证实背景，才能发现它是一条施害假信息。
小结
言语假信息是交际中普遍存在的传递形式之一。假信息虽“假”，但不可以和“坏”划等号。功能假信息却使交际充满生机和活力，是交际手段之一，也是语用策略之一。离开了假信息这一语用策略，交际是不健全的、残破的、失去魅力的。为着特殊效果而释放假信息，甚至比释放真信息要好。假信息论附带的作用是，从一个方面再一次证明：合作不必是原则。
第五节 适当冗余信息策略（冗余信息论）
说话人释放适当的冗余信息，多说话或说超出需要量的话，也是一种语用策略。这和所谓合作原则的量准则是分道扬镳的，却是机应自然之事，因为它符合目的—意图原则。
一、什么是语言冗余信息的容忍度
信息论应用到语言文字领域，便提出了语言冗余性（redundancy）的问题。“冗余度”或“多余度”这个概念是信息论创始人申农（Shannon）首次提出来的。“冗余信息与有效信息并存的现象称为语言具有冗余性”
（徐盛桓，1984）。比如，我们说一段话或写一段话，共需50个音节或字或单词，然后尽量去掉其中一部分字或单词，若抹掉了30个，剩下20个，根据剩下的20个字或单词可以把去掉的30个单词很准确地推断出来，那就说明那去掉的30个字或单词的信息都包含在剩下的20个之中了，换句话说，那30个字或单词所包含的信息是多余信息，或称冗余信息。请看例子：
（1）信息论应用到语（言）文（字）领域，（便）提出（了）语言冗余性（的问题）。
（2）年年（岁岁）如此。
例（1）里的“便”、“了”包含在“提出”之中，没有提供新信息，是结构上的强制手段；“言”对于“语”，“字”对于“文”，“的问题”对于“语言冗余性”，都没有提供新的信息。（2）句里的“岁岁”对“年年”是重复累加，没提供新的信息。“便”与“了”这类的冗余信息是结构性的（因而是强制性的），“岁岁”这样的冗余信息是语义性的。
那么，什么是语言冗余信息的容忍度？上面两例仅举了单个句子的冗余信息，而在超句体、段落、篇章之中，冗余信息就更多。后面的单位与前面的单位相比，后面的单位如未提供任何新信息的话，这后面的整个单位都算是冗余信息，本书称之为“单位相对冗余信息”（钱冠连，1986）。在讨论语言冗余信息的容忍度时，就要大量地碰到这种单位冗余信息。
语言具有冗余性，是一个客观事实。有人计算出英文多余度在67％～80％。一般认为，各种发达语言的多余度显著地超过50％（A．M．雅格洛姆、N．M雅格洛姆：《概率与信息》），如俄语，其多余度大大超过40％（尹斌庸，1984）。
可是能不能容忍冗余信息，可容忍多少冗余信息，就涉及到人的强烈的主观态度，即说话或写作者的目的与意图了。我们在本章第一节论证过意图在语用学中的分量。“可以说，话语是跟着意图走的。语用策略也是跟着意图走的。”有了说话人意图，是否容忍冗余信息，或者是否应当把多余信息当成负担的问题，才可能迎刃而解。
语言冗余信息的容忍度，是指语言使用人运用、控制语义性冗余信息时所掌握的分寸。释放适当的冗余信息，或者说掌握冗余信息的分寸，便是适当冗余信息策略。
初看这个定义，容忍度问题是个语义性质的问题。可是，从语义上接受不接受这个冗余，却是由说话人的主观意图确定的，既然涉及到说话人意图，那就是地道的语用性质。
另外，这个定义只说了控制语义性冗余信息而未提及结构性冗余信息，原因是后者带有强迫性质。如不说出两个分句的关联词语，分句之间的关系便不清楚。有人说，英语是如此，汉语却未必。汉语由于可以以心领神会来“意合”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不要关联词语，因而也可以将结构性冗余信息删除掉，如：你来（的时候），我走（了）。可以删成：你来，我走。在语境充分的情况下，确实可以如此删除。而且事实上汉语口语和文学作品中这样的说法是可以接受的。认真一想：恐怕不能这样绝对地在任何情况下都靠“意合”。政论、科技文体中，说理、辩论（如法律场合）、会谈（如商贸场合）、宣告（如外交场合）、谈判（如军事场合、国际会议）等等言语事件或活动中，即使是语境充分了，使用关联词语的“形合”也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必须接受关联词语的强制，删除不得。比如说，“你来，我走”两个分句关系不清楚，是承接关系如“你来了，我才走”，还是条件关系如“你来，我就能走”，还是递进关系如“你来了，我也走”，还是选择关系如“你来，倒不如我走”，还是转折关系如“你来，我偏偏走”，还是因果关系如“你来，故而我走”，还是假设关系如“如果你来，我就走”，还是让步关系如“就算你来，我也要走”，还是目的关系如“你来，为的是我走”？上面这段话的意思是说，结构性冗余信息，无论在英语中，还是在汉语中，一般情况下，应该是容忍的。
那么，究竟人们对语义性冗余信息所持的不同态度，或不同的使用分寸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什么情况下，对冗余信息采取删除态度，即容忍度为零；什么情况下，对冗余信息采取限制态度，即容忍度大于零，但其值还小；什么情况下，对冗余信息着意大加利用，即容忍度很大，但又不是无穷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