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汉语文化语用学”诠释
一、不同的语言文化共用的语用原理
隶属于不同的语言文化的人，可以共享某些语用策略，或者对某些语用原理有共同的认定，这一现象是我们语言研究者的共识。达到这一共识几乎没有什么困难。我们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国外来的语用原理和策略有多么神奇，或者它们天生下来就比汉语语用原理高出一头，这不过是由于语言的共性决定的，或者说是由于人性和心理有着部分共同性，人类有着共同的生理机能而已。对于大家很容易统一意见的部分，这里（以及本书的后面各章）就不必加以讨论了。对于这样一些共通的语用原理及其策略可以直接拿来借用。这句话很容易被误解，以为借用就是将英语例子改译成汉语例子就得了。这便是所谓“照搬原理，改译成相应的句子作例句”的懒办法。世界上怕是没有这样便宜的语言研究吧？
若是这样投机取巧，以改头换面为主要思路进行研究，就会碰到至少两个不可逾越的障碍：一是两种语言的语言形式不同，对它们的语用观照和解释就会根本不一样，怎么换译成相应的句子？比如1995年11月6日上午，广东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台节目主持人介绍以色列总理拉宾遇刺时说了这样的话：“这位世界人民尊敬的政治领袖……这位犹太青年阿米尔……”后面的“这位”是一个明显的语用失误。阿米尔是刺杀凶手，指称他不宜用表示尊敬意图的“这位”，而应该用强调憎恨意图的另外指称，至多也只能用一个感情色彩中性的“这个”。在引用这个例子时，若照搬到英语，就没法找到类似区别的两个成对的指示词语。我们可以用this来代换“这个”（还可以用定冠词the代换），但是，this也可以代换“这位”，这样，就找不到与this成对的可用来指代具有尊敬意图的“这位”的词了。这是一个小例子，而且，英汉两种语言你中无我、我中无你的语言形式不会少，你怎么能够“照搬原理，改译成相应的句子作例句”？
第二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是文化心理不同，语言心理不同，言语行为也就不同，这也无一隙可以“照搬原理，改译成相应的句子作例句”。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请看下面的问题（不同的语言文化升华出不同的语用原理）。
二、不同的语言文化升华出不同的语用原理
1．《汉语文化语用学》，这样的书名是不是提示，还应该有以英语文化、俄语文化、日语文化、法语文化……为背景的语用学？也就是说，语言文化不同，就会有不同的语用原理？诚然如此。这样的观点并非不被中国语言学界接受，问题是实际上常常将以外语为语料的语用原理原封不动地搬到汉语里来，长久地不愿发现以汉语为语料的语用原理。这恐怕和过分的“洋为中用”的热情与信仰有关。
所谓汉语文化，就是汉语及其负载的文化，或汉语及其背后的文化，亦指以汉语为母语的人的文化。英语文化，也就是以英语为母语的人的文化。语料不同，出的成品（比如说语用学）不同，原因盖出于文化不同。都是使用礼貌策略，说汉语的人与说英语的人，就有很大的不同。反驳别人，说汉语的人与说英语的人，也有相异的办法。在接受赞美时，不同语言文化的人，有相去甚远的表示。这些都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事实。
书名中的“汉语文化”不是提示在书中有这样的安排：撇开汉语这条线，再开辟另一条文化的线，来讲中国文化对语用原理与策略的影响。不是的。从头至尾就只讲语言这条线。但是，人的言语行为必然带上所属文化的特征。汉语赖以生存的文化母体就是中国文化。用“汉语文化”这一术语，既是把汉语当作中国文化的载体，又是把它当作中国文化的本身之一部分，是一个单元，不是“汉语＋中国文化”这样的两个单元。
因此，首先指出，《汉语文化语用学》不可能是搬用英语文化语用学的原理作为“帽子”，然后采取西洋帽子＋汉语例子的貌合神离模式。汉语文化语用学，只能是从地道的汉语文化事实出发，抽象出真正符合汉语文化的语用原理、原则与策略。可以预料到，汉语文化语用学既有部分地与别种语言文化语用学相覆盖的理论、原则与策略，更有汉语文化独特的理论、原则与策略。理想的汉语文化语用学，应该是汉语文化与语用规律的水乳交融，从语料到术语到原则到策略，都应该是地地道道的汉语文化本性。
别种语言文化与汉语文化的相异的语用策略，没有谁是谁非的问题，它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语用学。前些年有些学者，立意是“洋为中用”，拿英语文化的语用策略当作模子去套汉语，不是觉得汉语装不进去，就是觉得模子不合适，还要硬着头皮把话说圆，那能把文章做得下去吗？
2．其实，语言之间是有恩怨的。王佐良先生如是说是符合事实的。按本书作者的理解，所谓语言之间的恩怨，是指隶属于不同语言文化之间的人的不同的言语行为、语言心理和语言价值观念的矛盾甚至斗争。
1993年的春天，本书作者在巴黎地铁时，发现那里的地铁多如蜘蛛网，地铁叠地铁，垒了三层，尽管前一天晚上花了很长时间看地铁线路图，面对如此困境也只好问路。先试用英语问了几个法国人，都摇头耸肩不理。后来我发现他们神情不对，好像不是不懂英语，而是不屑于说它。为了证实这个猜想，我找了一个地道的英国人，他也在地铁的指路牌前犯嘀咕。我和他越套越近乎，互相同情，讨论完了怎样走的路线以后，他把我当作自家人，大发牢骚，“我们英语怎么啦？法国人干吗要以说英语为耻？”可是另一方面，又有许多人在“控诉”英语对其他语言的霸权，如说“虐待语言的历史（英语被洋泾浜化）和语言虐待的历史（英语对于其他语言的霸权），两者从一开始就是分不开的。”（刘禾，1996）
王佐良为这个论断提供了不少例子。苏格兰女作家缪里尔？斯巴克（Muriel Spark）曾写道：“英国将继续把它最好的东西献给欧洲，即它的语言。……它已经代替了法语，而成为国际标准语。”我疑心法国人小气：是不是因为你取代了我，我就干脆不沾你的边？第三世界各国部族语言繁多，如尼日利亚有两百多种，但没有一种是覆盖面大的，加上殖民者推行英语，英语就成了共同语言；有的地方流行的是混血儿语言（creole），受英语教育的知识分子，就感到英语具有了优势，如西印度群岛一带；更有一种情况如印度，原本有高度发达的文学语言，英国却以政治经济的压倒优势硬把英语强加在他们头上。乔治？斯泰纳的话更具有煽情作用：“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在向全球渗透的过程里，变成了毁灭语言的天生的多样性的凶手。这种毁灭也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特有的生态破坏中最难恢复的一种。更隐秘的是，英语正逐渐转变为世界贸易、技术、旅游的Esperanto（世界语），也对英语本身产生削弱的影响。用一句时髦的话说，英语的无处不往正在得到消极的反馈”（《通天塔之后》）。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即民族感情：在比利时和加拿大，就都有一个民族为保持自己语言的独立而进行激烈斗争的问题。
中国和日本的文字缘不可谓不深了吧？能说两者之间的言语行为、语言心理和语言价值观念是一样的吗？据说（丁泽，1995）林琴南极其厌恶日语俗语与汉语相似，对来自日本的词汇如“民主”、“科学”、“社会”、“主义”等等颇不服气。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细心研究，而中国人对日本文化一窍不通、不屑打听的一边倒局面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下半叶很晚的时候才改观。现在，相当多的中国文人和普通人对日本文化并不了解，却对日本文化抱有莫名其妙的鄙视。由于“和文汉读法”表面上的成功，相当多的中国人认定了日语不难学。另一方面，在中国人认为自己天下第一时，日本人却认定自己的东西是独一无二（李长声，1995）。这真有趣。例如，几十年前，还有日本女招待在日本饭馆里看见中国人自如地使用筷子大为惊讶；还有俏丽佳人见了《人民日报》感叹“全是汉字呀！”以为汉字是日本的祖传；日本人总拿荞麦面招待中国客人，以为这是他们所特有。
海德格尔一九五三年与日本某教授做了一次谈话，讨论了东西方文化的“传通”（对话）的可能性，大谈隐藏在对话的语言中的“危险”，“话”一出口，危机四伏。海德格尔大体倾向于认为“对话”是不可能的（白波，1993）。又有人（汪晖，1995）指出，“即使是在学术圈内，各说各话也是日常的现实。你把话语／权力的一群……放在一起，无异将他们放在相互隔绝而透明的玻璃罩内：看得见嘴巴和身体的扭动，‘听’（理解）不见声音连成的句子（意义）”。同一个地区同一学术圈子内尚且如此，何谈东西方的对话！有些外国人甚至觉得，例如日本人说，“中国语有时会起到妨碍他们理解中国的作用。”（《中国语和近代日本》，岩波新书，1982）
以上种种语言恩怨横亘直立在各国人民之间，这样的状况能容忍我们把一种语言的语用策略和原理原封不动地搬到另一种语言里去吗？
中国人有一个经常的言语行为“罚酒……杯”，是对赴宴迟到者的“惩罚”。这算是什么样的语言运用策略呢？是惩罚，还是看重、尊敬？显然是后者。本书称之为“虚抑实扬的恭维”策略（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得体及其他”）。外国人能否直接将这样的汉语语用策略搬到外语的同等情形下里去使用？他们能否想象以punishment（惩罚）来表示看重与尊敬？难以想象。又比如，汉语“老板”一语，近年来，在中国知识界中流行起来。据我所知，留学国外的硕士生与博士生，常称自己的导师为“老板”，那不是在这个词的本义上使用的，它暗示了中国留学生给自己导师干活，导师给经费，但将中国学生的劳动成果如论著往往据为己有，有时论著甚至连中国学生的名字也不挂上。这是一种纯粹的雇佣关系。这个称呼就是暗示了这种雇佣关系。值得指出的是，现在国内不少研究生也开始这样称谓自己的导师了。是耶？非耶？读者可以自行掂量一番。作者本人多次发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语言所同事早些年在聚餐时，称所长为“老板”，其义与这个词的本义就相去甚远了。它的语用含义是，今天聚餐是“你出钱，我们沾你的光。”当然，这是善意的恭维与抬举。这个用语在知识分子中出现如此频繁，是在中国大家都知道的原因的语境中发生的。很难想象，外国的研究所同事聚餐时对自己的头头也采用与上同样的恭维与抬举策略。又比如，中国人请人吃饭时，有一个通常的礼貌用语“我这菜做得不好，请你尝尝，味道不好就丢在那里好了”。中国人听了这话，谁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绝无开罪客人之虞。搬到英语文化中去，说出相应的句子“The dish is not very tasty．Have a taste．If it is not good，you may leave it on thep late．”英美人听了就要想，你明知做得不好，干吗还要拿出来招待我，这不是存心侮辱我吗？中国人强调中庸、和为贵，与对方争辩时，明明是自己对了，为了顾全对方的面子，仍然要采取委婉的策略。这样的策略，英美人大不以为然，认为是虚伪的委婉。有一个用语Chinese compliment就是说的这种情况。这个用语的解释是：自己已有定见，胸有成竹，却佯装尊重他人的意见。因为美国人讲究以雄辩说服对方，不争出个输赢不收兵，这种情况他们不使用委婉恭维策略。可见文化冲突引起语用策略冲突。
反过来，外语（例如英语）中的语用策略也有不能硬搬到汉语中来的。一个小例子是英语中的恭维运用。英美一个陌生人当着一个小姑娘或一个女人的面顺口就来一句You are really pretty。被恭维的人还满脸是笑地回一个Thanks。皆大喜欢。中国人敢有效法者，当着一个陌生姑娘的面说一句“你真漂亮！”，改革开放前，重则会被认定为流氓或无赖，轻则为一个浅薄之辈。近年来，大多数人还是不怎么敢用这个恭维之术。又如，欧美姑娘与小伙子当着未来的公公、婆婆或岳父、岳母的面直呼其名，不过前边加上一个Mr或Madam／Mrs而已。不消说，这样的运用，中国人绝不能容忍。他们要求未来的儿媳或女婿首要的一条往往就是礼貌语言的运用。如果一个中国姑娘或小伙子敢在自己的未婚夫或未婚妻的父母面前直呼其父母的姓名，那不是发了狂，便是下决心翻脸了。别说当面不敢直呼其名，就是在背后也不敢，只好转弯抹角地称道一番。又比如Leech提出的那个最为中国硕士生青睐的论题———礼貌原则，着眼于自己和他人的利与害，得与失，让对方受益，自己受损，礼貌成了“策略”。原封不动照搬这一策略到汉语文化中来，一定会碰壁，因为在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汉语文化背景中，礼貌更偏重于道德，不是玩策略，我要对人礼貌才是道德的，不一定时时都考虑了利与害、得与失、受惠与受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