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金陵，将金陵定为首都，建号太平天国。5月，天王洪秀全命西征；6月，攻占安庆，进围南昌；9月移军北上，29日，攻克九江；10月20日，攻克湖北汉阳，省城武昌戒严，湖广总督吴文铭独坐危城。
曾国藩在奏折中谈到了当前的局势。
荆州、襄阳占据长江上游，是进攻陕西、河南的必经之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但是目前的形势是武昌更为吃紧。太平军已经建都金陵，以镇江、扬州两翼蔽东路。现在太平军急于争夺的战略要地莫过于武昌。古人云：长江出蜀后奔流千里，沿江有五大镇，荆州是上镇，武昌为中镇，九江次之，金陵为下镇，镇江次之。今太平军已得下镇、镇江，其意图将会溯江而上，进攻中镇武昌，以及上镇荆州。现今九江、安庆近已被太平军占领，如果太平军占领了鄂城、荆州，则长江延绵四千里将全被太平军所得。这样我北方的军队不能渡江到南方来，两湖、两江、三江闽浙的军队不能渡江到北方，奏折也不能传达到京城，朝廷的谕旨也传不到我这里。湖南、江西又离金陵很近，也不安全。即使太平军不渡湖南，则湖南也会有累卵之危。湖北的存亡，关系天下全局。
在这点上，曾国藩可谓眼光独具，看清了太平军的战略意图。清廷以往对太平军的用兵重点只在乎“围困金陵”，于是在金陵周围相继建立北大营和南大营，但几乎没有效果。在金陵之外的太平军顺江而上，对东南、江北大营稍一冲击，大营随即攻破，两大营形同虚设。曾国藩的眼光绝不局限在金陵城，而在乎满盘的得失。他下决心要与太平军争夺长江中下游的广阔地域，而最有效的方法是将眼光放在长江的中上游地区，首先是武汉，其次才是九江、安庆，占据上中游，俯视下游，才可以与居于下游的太平军抗衡。
1854年初，在太平军西征部队由安徽挺进湖北之际，清廷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面前无所适从。此时，曾国藩向咸丰帝上了一份奏折：
论目前的战略情形庐州为燃眉之急，论天下的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为什么呢？占领了武昌，则就占据了长江上游，既能保护荆州和襄阳，又能开通去往两广、四川的道路。若武昌不保，就有可能与太平军形成割据的局面，这是我最担忧的。唯今之计，必须先会合湖南、湖北的兵力，水陆并进，以剿为堵，不使太平军回窜武昌。如果攻剿得手，能将黄州、巴河的贼寇渐渐驱逐，步步进逼，直至湖口与江西、安徽四省合防，则南方可保。
这段奏辞反映了曾国藩把战略重点放在长江上游重镇武昌。对九江、湖口，曾国藩同样高度重视，他在一份奏折中说：
上而武汉，下而湖口，皆东南所必争之地，湖口被攻破了则长江的腰也就被斩断了，这样安庆的贼寇就不能与湖广相通。故论古来争关夺要之地，湖口与武昌具有同样的战略地位。
对于安庆，曾国藩则认为“安庆关系淮南的全局，将来即为收复金陵的主要战略之地”。对太平军来说，安庆是金陵的屏障。安庆一失，金陵门户洞开，将直接暴露在湘军面前。
曾国藩从整个战略全局考虑，作出了先占据武昌，截住西征不成的太平军；再占湖口，把占据金陵的太平军堵在长江下游的战略部署。对九江的沦陷则不以为意。
后来，在追剿石达开的过程中，也体现了曾国藩“小处让人，大处胜人”的战略思想。
1859年2月，石达开率领数万的士兵入浙、入闽，又转入赣南，使江西湘军处于东、南、北三面受敌的不利形势，很是被动。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及时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很有战略眼光的折子——《统筹全局折》。曾国藩全面论述了当前的形势和湘军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曾国藩提出了两个原则：第一个是论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问题。他说：“就全局来分析，如果两样都有利，就应当取其大利；如果两样都没有利，就应该取轻。要敢于舍弃小利而图大利，舍弃枝叶而图根本。”第二个是要分清轻重缓急的问题，在一个时期，只能保持一个主要的战略方向。于是从这两个原则出发，曾国藩指出：“论大局的轻重缓急，应该集中力量进攻江北，以便早日肃清中原；论目前的缓急，则应该先攻景德镇，以便保全湖口，先巩固长江南岸。”于是湘军收拢兵力，集中进攻江西以北重地景德镇，不仅改变了被动局面，而且为后来进军安庆奠定了基础。
历史证明，曾国藩的“舍九江，保长江”、“舍小利，求大利”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曾国藩不以九江之失为输，而是把眼光放在长江之上游，高屋建瓴，最终赢取了平定太平天国的胜利。
摸透游戏规则，谋取胜算
生活中有很多游戏规则，当你进入游戏就要学会遵守这些规则。遵守了规则，你才不会被游戏淘汰出局，你才能够在游戏中获取胜利。
俗话说“官有官道”，“官道”就是做官的游戏规则。在官场中，学会并遵守官场游戏规则，你的官就能做得长久。不懂规则，你就会遭人排挤、暗算，不但会丢官，有可能还会把命丢了。曾国藩混迹官场数十年，深谙官道，致使历三朝而不倒。
肃顺独揽朝纲的时候，任用了一大批湘军集团头目，但曾国藩却与他没有实质交往。肃顺被处决后“籍其家，搜出私书一箱，内惟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褒为第一正人”。曾国藩为什么不跟肃顺密切交往？曾国藩与肃顺同在官场，肃顺拉帮结派，密谋造反，曾国藩是看清了这一点的。与这样的人深交，无疑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
遵守官道有所为有所不为，也就是说曾国藩遵守了不与肃顺这样的大阴谋家深交的规则，才保全了自己。
曾国藩的“不为”不仅保全了自己，而且还使清廷以“其敷乃腹心，弼于邱治”，对其大加赏赐（同治元年元旦，清廷颁布几道赏赐殊荣的诏旨，被赏赐者汉员只有曾国藩一人），以示更加的信任他，而对他“言听计从”。
同治初年，慈禧将曾国藩由两江总督升授协办大学士后，更给了曾国藩“凡天下军谋、吏治及总督、巡抚之罢徙，事无不咨，言无不用”的特殊优待，开大清重用汉人旷古未有之典例。以至于李慈铭为此而感叹：“万国瞻新政，垂衣二后贤，病看元岁历，梦想中兴年。哀痛求高切（是日两宫下恤民求言诏，凡数千言），忧危命相专（是日拜曾帅为协轶），乡邦劳圣虑，稽首戴皇天。”
曾国藩的亲信李榕说，“内间自两宫亲政，力求治理”，“外臣恩遇于节帅（曾国藩）特隆，南服之封疆将帅，凡有默涉，皆与赞画。将也相也，节帅之任重道远矣。我辈属在僚佐亦为感奋，愿与同志相磨砺也。”郭嵩焘也说：“近日朝廷举措，真是从大处着笔，为从来所未有。”
面对那拉氏这样破格的信任，曾国藩忧心忡忡，但他还是采取了冷静而又明智的态度。不但不因此而沾沾自喜，骄横跋扈，反而更加谦让，做事更加的谨慎小心。如命其节制浙江，他就再三辞谢，当侍讲学士颜宗仪，给事中高廷祜等人上奏要求命曾国藩密保十员，取代浙江巡抚王有龄、江苏巡抚薛焕时，更力陈不可，说任命“封疆将帅，乃朝廷举措之大权，岂敢干预”；他“既有征伐之权，不当更分罢涉之柄”；应该“预防外重内轻之渐，兼以杜植私村党之端”。
其实，曾国藩内心希望更多的湘军将领能成为地方上的行政要员。他一向认为带兵将帅必须同时为地方大吏，才能领军筹饷，于事有济（他曾经因手中没有实权而深受其苦）。但是曾国藩这样欲擒故纵的手法，使清廷对他更抱好感，要他“不当稍有避嫌之见”，以后“如有所知，不妨密封呈进，以备采择”。
曾国藩深知，在这特殊时期，如果自己稍有冒进就有可能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这也是官道之一。
但是，清廷是真正地信任曾国藩吗？不是。自湘军组建以来，清廷就没有信任过他曾国藩。但是，这次朝廷为什么又这么信任他呢？
慈禧揽权时，太平天国闹得正欢。但是清廷亲信武装力量，八旗绿营已基本上被太平军摧毁。唯一还有一点战斗力的僧格林沁军，又在上年对外战争中遭到沉重打击，在恢复过程中。而湘军此时却愈战愈强，人数愈来愈多，控制地区愈来愈广，声望愈来愈高。
一方面，湘军对朝廷造成了威胁；另一方面，平定太平天国还要依赖湘军，也就是说湘军还有利用的价值。慈禧赏赐曾国藩意思就是说：“我给你官，你不要谋反，老老实实地平叛太平天国。”
曾国藩也正是看透了这一点，而遵守了有所为的规则，替老佛爷出征了。
在攻克了金陵之后，太平军也就基本被平定了。这时，朝廷一改往日对曾国藩的信任与礼遇，只给这个平定太平天国的有功之臣开了一张“毅勇侯”的空头支票。而且还把他调到直隶做总督，目的是为了监视他。
曾国藩又被动地走入了一场游戏之中，这场游戏的规则又是什么？曾国藩陷入了沉思之中。
后来，曾国藩毅然决然地裁减了湘军，以向朝廷表明忠心，同时辞去了两江总督的职务。
曾国藩正确运用官场中的游戏规则，是他获取人生胜算的一大法宝。
官场如此，商场、情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要想成为游戏场中的胜者，就得先摸清游戏的规则，遵守规则，不被游戏淘汰出局，你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成功之前，先磨一颗坚忍之心
人人都希望获得成功，但成功只属于那些有准备迎接成功的人。在成功来临之前，磨炼一颗坚忍之心是很有必要的。只有坚忍的人，才会在困难面前不被吓倒，才能顶难而上。
曾国藩在朝中做官几十年，其实做得并不称心如意，他一直在清政府的猜忌和地方官员排挤的夹缝中求生存。尤其是在坐困江西的过程中，始终受到江西地方官员的排挤和刁难。
曾国藩是以团练大臣的身份来创办湘军又以此身份率军打仗的。在当时，很多人都看不起他，地方官员根本就不把湘军当正规军。湘军虽负有“能征善战”之名，但不属于国家的正规兵制，地位不能与八旗、绿营相比。
咸丰五年（1855）夏，曾国藩为父亲服丧期满，朝廷补授他为兵部右侍郎，但仍没有地方实权，仍没有钦差的头衔。由于曾国藩没有地方实权，筹备军饷就很困难。湘军是以客军的地位出省作战，大部分的军饷就不得不仰仗江西，这使曾国藩倍感寄人篱下的苦闷与不便。甚至有一次，地方官还唆使兵丁闯入他的行署，想加害于他。曾国藩要在江西聘用官员，筹备军饷被江西官员视为越权的行为。谩骂、刁难如同暴雨一样不断袭击着他，使得曾国藩多年以来如履薄冰。有一件事情颇能表现曾国藩这一时期的处境。
曾国藩初到江西的时候，江西的巡抚是陈启迈。陈启迈是湖南武陵人，与曾国藩是同乡，又曾一同在翰林院为官，这次曾国藩来江西作战，本应格外亲切，倍加照顾，但与之相反，陈启迈却觉得曾国藩来江西与太平军作战，无疑遮住了他的光芒，朝廷会认为他无能。于是他处处刁难曾国藩，希望把他赶走。在江西万载有个举人，名叫彭寿颐，也是办团练对抗太平军，此人深得曾国藩的赏识，决定将其调入幕府。但彭寿颐与巡抚陈启迈不睦，刚好在这个时候，两人又因为一点事闹翻了，以至于对簿公堂。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启迈收到了曾国藩调用彭寿颐的咨文，他认为这是曾国藩有意袒护彭寿颐，与自己挑衅，于是一怒之下，不仅不允许调用，反而将彭寿颐投入狱中，严刑拷打。曾国藩觉得陈启迈心胸狭窄，忍无可忍，遂罗列了陈启迈一些事实，将陈启迈弹劾。
1858年6月，曾国藩再次出山，在江西领导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湘军在江西作战中，虽然战功显著，但与各地乡团不和睦，常常被团丁伏击截杀，竟至数十数百地被杀。9月间，安徽又传来败讯，李续宾、曾国华于三河镇被陈玉成击败，全军覆没，李、曾以下，湘军官兵阵亡六千余人。这支军队是湘军的精锐劲旅，被歼以后，全军为之震动。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连连失利。幸赖曾国藩与胡林翼等竭力挽救，大局才得以稳定。
而就在这个时候，朝廷又下旨要曾国藩援助浙江，继而又命令他带兵去福建，不久又命令他援助安徽。石达开从湖南跑到四川之后，朝旨又令前赴四川夔州扼守，同时命其分兵协防湖南、安徽，并留兵防守江西。朝令夕改，杂乱无章，使曾国藩无所适从。其实朝廷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试试你曾国藩是否有心服从我的调遣，是否能为我所用。忍不住的，也许就揭竿自立了。但这些，曾国藩在好朋友胡林翼的规劝之下都忍耐下来。
曾国藩能做到坚忍也得力于胡林翼。曾国藩与胡林翼为生平至交，每当他不能忍时，胡便温言相劝。胡林翼确是一个坚忍之人，他曾说过：“凡事当有远谋，有深识。坚忍一时，则保全必多，一时之不忍而终身惨矣。”
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古来大有为之人，每于艰险之时，坚忍撑得住，可做出非常事业。意思是说：自古至今，能够有所作为的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每次都能够忍受，坚决挺住，这样就可以做出伟大的事业。
“明强”是成就大事的根本
有些人做事没有恒心与毅力，遇到一点小小的挫折就放弃自己的初衷。这种人是成不了大事的。成就大事者必须要表明自己的决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够按照自己的决心坚强走下去。这就是“明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