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了陈国瑞的状子以后，曾国藩很快也接到了刘铭传的诉讼，看来这两个人分明是要让曾国藩来给他们评理了。
而曾国藩向来就跟僧格林沁的部下不和，再加上陈国瑞的口碑一直也真的不怎么样，看来陈国瑞是找错了人。不过还好，曾国藩不是一个护短的人，也不是一个没有轻重的人。
虽然，陈国瑞犯下的错够得上砍头，可是打狗还得看主人。他可是僧格林沁的爱将，僧格林沁又是朝廷的亲信，那么，间接地来说陈国瑞就是朝廷的人了。看来，曾国藩就算是判他有罪也不能直接砍了他，只能以说服教育为主来改造他。
可是对于曾国藩的好意，陈国瑞并不领情，反倒是十分不服气。于是，曾国藩就把陈国瑞的一切罪行都上书给了朝廷，结果陈国瑞被削去了头衔，暂任处州总兵，命其戴罪立功。
这下陈国瑞老实了。看来孙猴子还是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他陈国瑞再心高气傲，再桀骜不驯，都斗不过手握大清子民生杀大权的清政府吧！于是，陈国瑞只好老老实实听曾国藩调遣，死心塌地地剿捻了。他的小弟们虽然也有为他鸣不平的，但是，有意见只能保留，否则没有他们的好果子吃。曾国藩好不容易驯服了陈国瑞和僧格林沁的残余部队，可是又一个问题出现了，曾国藩在部署剿捻的作战中，根本调不动淮军。怎么会这样呢？淮军最初不是由曾国藩提出成立的吗？为什么现在淮军竟然不听曾国藩的调遣了呢？
淮军姓什么
俗话说得好：有奶的就是娘。的确，曾国藩虽然直接促成了淮军的出现，但是从淮军成立第一天起，淮军弟兄们就是跟着李鸿章混饭吃的。所以淮军从成军以来就更忠诚于李氏兄弟。
同湘军一样，淮军也是一支军阀性质浓厚的私人军队，如果说，湘军是曾氏兄弟的人，那么淮军就是李氏兄弟的人。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淮军应该是姓李的。姓李的不受姓曾的调遣，在人情上来说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行军打仗这种大事上，如果他们依然这么狭隘的话，那么他们的狭隘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同治四年五月底，曾国藩奉朝廷命令赶赴徐州，途中突然接到捻军南下安徽在雉河集包围安徽布政使（相当于现在的副省长）英翰的消息，于是改道临淮关，前去解雉河集之围。
来到雉河集，曾国藩首先罢免了救援不力的易开俊，并把他手下的三千士兵交给刘松山统一指挥前去解围，同时急电刘铭传迅速从山东济宁回援雉河集，同刘松山会师剿捻。可是，电文发出了好久，就是不见刘铭传回复。
原来，表面上李鸿章已经将淮军的指挥权交给了曾国藩，但是，李鸿章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和保存淮军的实力，他一直都在秘密操纵淮军。所以，刘铭传接到曾国藩的命令以后不是马上执行，而是先把信件内容抄一份给李鸿章，请示一下他的意见再决定是否执行。
在那时没有电话，没有e-mail，也没有机动车，书信都是靠人骑马传递的。
李鸿章远在上海，曾国藩的书信由临淮关送达济宁，再由济宁送往上海，再从上海送回济宁，这个过程少说也得十天半个月才能完成。十天半个月之后，别说剿捻了，就连黄花菜都凉了，更何况捻军向来都以速度快而著称呢？
刘铭传这么磨磨蹭蹭只会贻误战机，曾国藩对他的这种行为十分不满。但是，曾国藩也能猜出，刘铭传之所以这么做，主要原因还在李鸿章身上，刘铭传的这种做法也必定是李鸿章指使的。否则，刘铭传不会这么胆大妄为地公然推迟执行曾国藩的命令。
所幸的是，刘铭传还没有到达雉河集，捻军就已经主动撤围了。他们兵分两路，一路由张宗禹带领转入河南西部，到南阳、襄阳开展流动战；一路由赖文光亲自率领进入江西东部休整。
虽然这次雉河集之围有惊无险，但是他们不可能次次都这么好运气，所以曾国藩必须拿到淮军的调派权，这个调派权要去谁那里争取？
很显然要到李鸿章那里去争取。于是，曾国藩再有对淮军军事上的调动就不得不直接写信给李鸿章，征求一下他的意见，然后由李鸿章下达给淮军各部。
于是，很滑稽的一幕出现了，捻军就在眼前，而曾国藩要派淮军前去作战还得首先往回跑给李鸿章报信。这是不是很不可思议？可是现在这样的现象就实实在在地发生了。
例如，曾国藩在御敌部署上选中了临淮、济宁、徐州、周口4镇为布防重点。其中由于周口是捻军后方的中心地带，于是曾国藩就打算派刘铭传的精锐部队前去镇守。可是刘铭传担心周口太过危险，李鸿章也害怕刘铭传会像僧格林沁那样死得很凄惨，于是就命刘铭传装病不要动身。
刘铭传的这一抗命行为再次引起了曾国藩的不满。于是，曾国藩就反复向李鸿章发牢骚，婉言指责李鸿章不愿把淮军的指挥权交给他。作为学生，李鸿章也不能做得太过分，毕竟曾国藩所说的在理，他作为主帅，却不能完全拥有调兵遣将的权利，这事要是拿到朝廷上去评理的话，他李鸿章估计也不好下台。于是，曾、李两人就达成了一个君子协议，将淮军暂时交给曾国藩调遣。
可是君子协议只是对君子来说的，当面临生死问题的时候，有几个还会遵守君子协议呢？更何况在清末那样一个不产君子的年代，君子协议只不过是面子工程罢了。李鸿章虽然答应了由曾国藩调遣淮军，可是，当曾国藩把僧格林沁的残余马队调到徐州和鲍超队的800匹战马组成一个骑兵队，任命李昭庆为队长的时候，李鸿章又不干了。为什么？
原来，李昭庆是李鸿章的亲弟弟，让他做骑兵队队长，无疑就是让他在剿捻的战争中打先锋。谁都知道打先锋是一个危险性很大的工作，李昭庆本人也不愿意从事这个工作。于是，李鸿章就写信给曾国藩，央求老师改变用人计划。可是这一次，曾国藩态度坚决地表示，我是主帅，无论到哪里说理，我都对军队具有调派的权力，并拒绝了李鸿章换人的提议。
李鸿章很明白，曾国藩这句“无论到哪里说理”的话里包含着深刻的意义，他在说，如果你李鸿章非要干涉我调兵遣将，我就到慈禧哪里告你一状。我曾国藩有本事把你捧上去，就有本事把你拉下来。于是，李氏兄弟只能心怀不满地接受了曾国藩的安排。
可是曾国藩并没有因为李氏兄弟的让步而感到轻松。在同李鸿章的几次暗中争斗中，曾国藩深深地感受到了，不是自己的军队实在不好管理，这也就昭示着曾国藩此次北上剿捻不可能这么顺利，虽然他的作战计划安排得有条有理。
剿捻策略
从曾国藩出发到现在，还没有跟捻军展开一场正式的交战，曾国藩就已经感觉到了身心疲惫，不仅仅是因为军队难以驾驭，还因为他辛辛苦苦安排的布防根本不起什么作用。我们不妨先来一同看看曾国藩的剿捻策略和布防工作。
和太平军不同，捻军作战的最大特点就是流动性强。他们不死守城池，打完就跑，而且跑得飞快，一般骑兵又追不上他们。所以，曾国藩决定采取以静制动的制敌方法。
此外，捻军之所以能够日行千里，而且能够及时更换马匹恢复体力，主要原因还是他们在山东、河南、安徽一带的群众基础比较好。虽然他们属于“流寇”，但是并不遭百姓的厌烦，相反许多过不下去的百姓倒都成为了他们的成员。
针对这个现象，曾国藩制定了查圩政策。所谓查圩政策就是，在捻军活动比较活跃的山东亳州、蒙城、宿州一带清查与捻军有关系的人。
该政策的具体内容为：以圩（相当于一个小镇）为单位，各圩设圩长一名，由圩长负责对该圩的成员进行户口登记。对于那些曾经与捻军打过交道，现在愿意为清军效劳的人，可以登记为“良民”，载入“良民册”；而那些不愿意改过自新的人则被登记为“莠民”，载入“莠民册”，这些莠民被抓了以后一般是要拉去砍头的。
各圩当中，以5家为单位，一旦有莠民被抓，那么其余的4家就要连坐，领受和他同样的罪名。如果不愿效忠清军也将被拉去砍头，对于徇私枉法的圩长和不愿意和政府合作的圩长则统统撤职，由愿意为朝廷效劳的人担任。
熟悉中国近代史的人或许都知道，曾国藩的这一高招，不仅日本人进中国的时候大肆使用过，蒋介石也曾在对付共产党的时候使用过，看来曾国藩的所作所为对后世的影响真是非常地大。
他的这一做法如果只从理论上讲，还可以说得过去，这是剿灭捻军的釜底抽薪的好办法。但是如果真要实施起来，恐怕会引起“公愤”。
针对这一可能，曾国藩表示，要使一个政策真正见效，并起到威慑的作用，杀人是很有必要的，而且也是应该的。不杀人，不见血，那些“莠民”就不知道厉害，就不会乖乖地去做“良民”。
同当年曾国藩在长沙搜查太平军时一样，莠民的被杀过程不需要经过法律程序，更没有上诉的可能。当地的百姓一旦被认为是“莠民”，那么他们就只有死路一条，而且连申冤的地方都没有。
这个政策实行一年后，总共有100多人死在了“莠民”的罪名之下。曾国藩再次成了人们眼中的杀人恶魔。不过这些平民百姓的议论并不能影响曾国藩的心情，他更在乎的是剿捻业绩。只要剿捻业绩上去了，慈禧高兴了，曾国藩的日子也就好过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研究一下曾国藩的剿捻工作。曾国藩刚到徐州本打算以动制静，采取“守株待兔”的办法对付捻军。可是捻军向来狡猾，要让他们主动上钩看来是不可能。所以，曾国藩决定，既然他们不会主动上钩，那就派一些人把他们给赶到钩上，再来捉拿他们不就容易多了吗？
于是，曾国藩决定采用尾追和堵截相结合的方法展开剿捻工作。首先，曾国藩把所有兵力分为两大阵营：一个阵营负责尾追；另一个阵营负责堵截。曾国藩认为，负责尾追的兵力应是机动性最大、作战主动性最强的兵力，必需有重兵负责，于是他就把湘、淮两军分为四支游击部队负责尾追。
其中，刘松山和张诗日为一支，潘鼎新和周盛波为一支，刘秉章和杨鼎勋为一支，刘铭传和李昭庆为一支。第一支和第二支主要对付张宗禹部捻军；第三支部队对付赖文光和任化邦；刘铭传和李昭庆则继续驻守济宁和徐州进行休整。
从这四支游击部队的分工，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在江苏、安徽以北，河南以东，山东西南一带，而在这一带周围，曾国藩早已经部署了堵截兵力，这和曾国藩最初驻防临淮、济宁、徐州、周口4镇的计划不谋而合。针对曾国藩的这种布置堵截的计划，刘铭传认为应该依据黄河、淮河、京杭大运河、徒骇河等河为天然后方屏障，然后从外围步步缩小捻军的活动范围，最后把他们困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再将他们一网打尽。这样既可以利用这些天堑有效地堵截捻军，又可以解决剿捻兵力不足的问题，还可以减少尾追部队的劳顿之苦，一举三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