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60年，忽必烈未经“民主选举”，在开平城自立为可汗，在即位诏书中，忽必烈明确提出了“文治”的政治纲领，并且提出建国的原则是“祖述变通”，也就是要在继承祖制的基础上加以中国化。从公元1260年到公元1264年，经过多次战争，忽必烈最终击败了阿里不哥，同时也使得蒙古从此走上了帝国道路。
忽必烈是怎么做的呢？
第一，削弱世侯势力。
所谓“世侯”，其实就是盘踞中原名义上臣服于蒙古的各路军阀。要想让这些地方军阀交出权力，那就等于要他们的命。忽必烈没有简单粗暴地削藩，而是通过设置十路宣抚司来“削夺郡县官吏世袭专擅之弊”。
即使如此，还是有人跳出来，反了。这个人就是李璮。李璮是当时实力最强大的世侯，自其父李全以来盘踞山东东部达三十余年。他们父子二人长期利用地处蒙金宋之间的特殊位置，在三国之间进行政治投机，不断培植和扩展自家势力。而且他起兵的时机选择得很好，正是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时候。他起兵之时，忽必烈本人正在关外领兵驻防，准备与阿里不哥作战。
但是，李璮这次叛乱却非常失败，只持续了不到五个月，就全军覆没。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李璮的这支势力名声太差，不得人心。史载“人闻璮反，皆入保城廓，或奔窜山谷。由是自益都至临淄数百里，寂无人声”。这说明，在当时人们的眼里，李璮是个土匪头子，而不是真命天子。
另一方面，忽必烈当时得到了中原绝大多数汉人地主、知识分子的支持。李璮造反最有力的一张牌就是民族牌，但是当时忽必烈是重用汉人的，汉人官僚不但不受歧视，而且还实实在在地掌握着最高实权。这个情况和后来很不一样。比如，中统元年，即公元1260年任命的十路宣抚使和副使中，有十六个是汉人，另外四人有两个回回人、一个女真人和一个畏吾儿人。再比如，公元1260年7月成立于燕京的行中书省中四名长官有三个是汉人，第二年调整补充了十五人，其中又有十个是汉人。
由于得到了汉人地主和知识分子的支持，蒙古国的基础很稳当。李璮没能翻起大浪来。而忽必烈则趁热打铁，实行兵民分治，解除了其他世侯的兵权，削其封地，而且将诸侯世袭制改为迁转法，不允许他们世代统治一个地方。
第二，加强中央政府的力量。
在削弱世侯势力的同时，忽必烈在中央设置了枢密院，作为总领全国军事的机关，以皇子真金执掌枢密院，统一调度侍卫亲军和各地的蒙古、汉军万户。于是就确立了从枢密院到统军司或元帅府再到千户、万户这样一个指挥系统，把军权集中控制在中央政府的手中。同时，中书省和御史台的权力也大为增强。从而形成行政、军事、监察三权分立的统治模式。
忽必烈还根据实际需要在全国各地设置固定的或临时的分支机构（即行中书省、行枢密院和行御史台），对地方上进行管理。这种管理模式，既继承了自汉唐以来的中原行政体系，又有自己的创造，是适应当时的社会需要的。因此，这个行政体制在很大程度上被明、清两代所继承。
此外，忽必烈对投下（汤沐邑）制度也作了一些调整，把其特权限制在经济领域，不让这些汤沐邑的领主们干预整个帝国的政权运作。
第三，恢复生产。
在忽必烈之前的蒙古，基本上是以掠夺为主，不怎么重视生产。但到忽必烈这儿，情况发生了变化。忽必烈在给汉臣高达的诏书中就说：“昔我国家出征，所获城邑，即委而去之，未尝置兵戍守，以此连年征伐不息。夫争国家者，取其土地人民而已，虽得其地而无其民，其谁与居？今欲保守新附城壁，使百姓安业力农，蒙古人未之知也。尔熟知其事，宜加勉旃。”这话就说明忽必烈否定了原先的掠夺政策，开始重视农业生产。
忽必烈不是光嘴上说说而已，还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恢复农业生产。比如，于公元1270年在中央设立了司农司，专门负责农田水利，并劝农立社，加强农业生产。再比如，下令禁止蒙古军队占农田为牧地和践踏庄稼等。
第四，改国号，迁都。公元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元”，第二年，正式建都燕京（今北京）。
先说改国号。“元”这个国号本身就是汉化的一个表现。忽必烈在诏书中说得明白，这个字就来源于《易经》中的“大哉乾元”。这既表示了蒙古国的统治者正式接受了中原文化，也表明了这个政权的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始。改国号这件事标志着蒙古国在忽必烈的手上正式完成了由邦国制度向中华帝制的转型，成为整个中华帝国的一个王朝。
建都燕京，则有利于元帝国对整个中原的控制，而且正如忽必烈自己明确表示的“山以南，国之根本也”那样，元帝国已经将国家的根基定在了中原而非塞外。
在做了这一系列的工作之后，蒙古国摇身一变而成了元帝国，由一个异族政权变成中原政权。经过了这个变化，元宋之间的战争的性质也随着发生了改变。由原先的侵略战争转变成了统一战争。在与元军作战的过程中，虽然有很多地方的军民奋起反抗元军入侵，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正气歌，但是更多的地方是望风而降。
有人将此归因于这些人都是吕氏的亲戚、门生和部下，所以吕文焕一投降这些人也就跟着投降了。事实没有那么简单，当初四川吴氏的势力也很大，而吴曦宣布独立并归附金国以后却很快被手下所杀。可见并不能以吕文焕的影响力来解释这么多郡县不战而降，至少吕文焕的投降不是唯一原因。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的汉人在元帝国里面并不受歧视，汉人官僚的利益得到了元帝国的保护。因此，忠于它的汉人也不少。比如，金元之际济南历城人刘黑马（真名刘嶷），先是在公元1261年力排众议纳降南宋名将刘整，而后又在与南宋军展开的泸州争夺战中带病上阵，而且还对手下劝他养病的人说：“国事方急，死而无憾！”可见其对元帝国的忠诚。
当时汉人在元帝国政府里高官很多，而且当时在元帝国内部，很多决策也是依汉人的意见作出的。比如在如何进攻南宋的重大战略问题上，元帝国采用的是南宋降将刘整的“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的方针。在攻打襄阳的过程中，元军又是听取了汉人张弘范的“城万山以断其西，栅灌子滩以绝其东”的战略，堵塞襄阳与外界的联系。
后人从民族感情上来讲，说刘整、吕文焕等投降元帝国的人是汉奸。但是在当时人看来，却并非如此，他们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要比贾似道等人高一些。比如汪元量在《湖山类稿》的《醉歌》中写道：“吕将军在守襄阳，襄阳十年铁脊梁。望断援兵无消息，声声骂杀贾平章。”
三、打天下容易坐天下难
由于得到了中原汉人的支持，元帝国非常顺利地灭掉了南宋，实现了天下的统一。在这个时候，我们前面所说的那个少数民族统治者统治中国都会面临的难题摆在了忽必烈的面前。蒙古人太少，统治得地方又太大，怎么办？如何避免成为统治者的蒙古人会在和平年代里逐渐腐化堕落？
忽必烈做了几件事。
第一，调整民族政策。
在元帝国建立初期，汉人是受到重视的。汉人充斥着元帝国的政府。但是，随着元帝国一统天下，这个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忽必烈把国民分成四等，汉人同样处在比较低的地位。这个办法虽然不能说很高明，但也体现出忽必烈的政治手腕。
他的高明就在于他没完全按民族划分。第一等的蒙古人咱放在一边不说。第二等色目人，包括一大堆民族，什么畏吾儿、回回等西域各族全加到一块，给了个“色目”的名字。所谓“色目”，其实就是各式各样的意思，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少数民族”。这就叫把小族变成大族。
第二等人的划分是将小族变成大族，第三等“汉人”和第四等“南人”的划分则是将大族变成小族。明明都是汉人，偏给你划成两等。这就是在汉人内部给你制造点儿矛盾。不光如此，“汉人”这一等里还有契丹和女真这两个和汉人打了N年仗的民族。“汉人”这一等的内部同样矛盾重重。
所以，这么一划分下来，蒙古族的地位超脱了，汉人要不就在自己内部争，要不就和色目人、女真人、契丹人去争，把矛头直接指向蒙古的可能性就大大降低了。
在政府内部，忽必烈先是提出了“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也就是说，蒙古人当一把手，汉人和回回分别当二把手、三把手。既保证了蒙古人的特权，又以回回等色目人来牵制汉人。这样一来，汉人官僚的比例就不可能像元帝国初年那样占到百分之七八十了。统一天下之后，忽必烈又明令在中央和江南各省任用南人官僚。这就是有意挑起汉人内部的南北矛盾。到忽必烈执政的后期，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朝中汉人与色目人的争权夺利，忽必烈在中间搞平衡。
通过这个民族政策的调整，元帝国一方面充分地保障了蒙古贵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又在不激起汉人对蒙古人不满的情况下削弱了汉人势力。
有人恐怕要说了，忽必烈也太不地道了，完全是过河拆桥嘛。没有这些汉人的支持和帮助，他能打败阿里不哥吗？他能平定李璮之乱吗？他能一统天下吗？不错，正是由于他看到了汉人的力量，他才产生了对汉人的疑惧心理。而且，也有很多汉人的确心怀不轨。比如，李璮之乱时忽必烈身边的亲信等汉人王文统就和李璮有往来。这也就使得忽必烈根本不敢完全相信汉人。所以，为了妥善安置汉人这支强大而又不能完全信任的力量，忽必烈才费尽心思地搞了这么一大堆东西。
第二，继续对外作战。
这里有两个不同性质的战争。一是对外扩张。这就和当年的秦帝国刚建立时有点儿相似了。朝鲜、日本、越南、缅甸，中国周边的国家都去侵略，再加上旗下四大汗国的扩张，大有一统全球的气势。既然以对外扩张为国策，那么自然不会重文轻武，自然还要保存尚武精神。有人认为这么做，还可以消耗汉人的力量。著名的元史学家韩儒林先生就提出：“至元中叶，元王朝屡次兴师，征日本、征爪哇，实际是别有用心的做法。征日战争中最活跃的，正是宋末戍守长江沿岸的吕氏军阀集团成员，吕文德的门婿范文虎。范文虎率领十万将士出征，几乎全军覆没，幸存者十仅一二。忽必烈算达到了不杀降而降人自消的目的。”这个看法，我觉得很有些阴谋论的味道（就如同有人说刘备或者诸葛亮借刀杀关羽，以及当年红军西征的大失败是毛泽东要消灭张国焘的势力一样），听上去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事实是否如此，就得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除了对外扩张的侵略战争以外，元帝国还在进行内战。当然，内战不是在中原地区打的，而是在大西北关外，今天中亚、新疆这些地方。对阵双方，一边是忽必烈，另一边是不服忽必烈的蒙古各诸侯王，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海都。双方打了几十年的仗，最终海都等人没能撼动忽必烈的皇位。忽必烈通过这一系列的内战，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第三，建立足以控制庞大帝国的行政体系。
元帝国的行政体系，基本上是沿袭了宋、金的行政模式，略有一些创新，比如创立了行省制度。但是，由于元帝国实在太大了，要实现控制还真不太容易。于是，元帝国就将驿站网络广泛地建立了起来。据史料记载：元帝国总共有驿站约一千五百处。与驿站相辅，还建立了急递铺体系。每十几里就设一个急递铺，每个铺五个人，每十个铺设一个邮长。在首都大都设总急递铺提领所。由于这样一个行政信息传递网络的建立，元帝国形成了“朝令夕至，声闻毕达”的局面，有力地保证了中央对各地的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