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反右开始就吊在心上的一块大石头终于放了下来。
一九五七年的春节大年初一恰恰是阳历的一月三十一日。当平民百姓们正在鞭炮声中辞旧迎新、走亲访友欢庆鸡年到来的时候，伟大领袖正和他的几位亲密战友在中南海内运筹帷幄思虑着国家的大事。
一月十八日，毛主席在腊月大忙的日子里，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党委书记一把手叫到北京召开会议，主席不仅在会议开始时作了长篇讲话，而且在会议即将结束的一月二十七日，又有一篇重要发言。刚刚过了一个月即二月二十七日，伟大领袖又亲自召集了最高国务会议，会上讲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又过半个月，也就是三月十二日，他老人家在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又发表了重要讲话。
从一月十八日到三月十二日，前后不到两个月的工夫，毛主席在三个会议上接连发表了四篇重要讲话，这是极不平常的。有些上层人士已经联想起当年在延安，他老人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后有过类似的举动，看来党中央要有重大举措。上层是上层，下层是下层，到了什么时候都不可能同日而语。对于全国亿万计的平头老百姓来说，谁也没有察觉到这一年的开头与往年又有什么不同。
紧接着的两个月，<；人民日报》接连刊登了八篇社论，宣布全党立即开展整风运动，并号召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贯彻双百方针，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
外文出版社属宣传口，它们紧跟形势闻风而动，按照修改后的计划，哲夫所在的画报编辑部任务更加繁重。他们全都放弃了假日，日夜加班，采访国务院专家局以及一些知名的专家、学者、大学教授，及时报导一些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由于白天跑外勤，晚上进暗室，哲夫已经有好多日子没去北京大学了。他很想念石洁，却一直抽不出工夫来。
对石洁来说，这是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她整天把自己关在图书馆里，为写好毕业论文，“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对一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全然不知不觉。但是，这种局面并不长久，大约是五月的中下旬，北大出现了第一张大字报，不久，“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大字报像雪片般越来越多。先是在大小饭厅前的广场布告栏上，很快就发展到饭厅的墙上，再后来连办公楼、文史楼、图书馆甚至宿舍楼的大门口也都贴上了大字报，真是铺天盖地、来势凶猛。
在去饭厅的路上，石洁看到了一张大字报。这份大字报所以引起她的注意原因有二，首先它是一首诗，像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一排排短行像列队的士兵，糊满了一片墙；再一个原因是这张大字报的作者是她们中文系的两个同学。诗的题目叫《是时候了》，开头是这样写的——
是时候了，
向着我的今天，
我发言！
昨天，我还不敢，
弹响沉重的琴弦。
我只可用柔和的调子，
歌唱和风与花瓣！
今天，我要唱起心里的歌，
作为一条巨鞭，
鞭挞阳光下的一切黑暗。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
在广场对面的墙上也有一张大字报，题目很特别，自称是“一株毒草”，署名也不一般，叫“一个‘强壮而又怀有恶意的小伙子’”。这株自称是毒草的大字报显然是最引人注意的，它篇幅不长却出语不凡，他扬言“现在哲学已经江河日下，一切科学在形而上学的统治下已经面临毁灭，一些著名的学者，例如周培源、钱学森、华罗庚、郭沫若、艾思奇等，在哲学科学常识方面存在多么可怕的空虚和混乱啊。紧接着，我意识到，全世界面临一次空前的变革……”
石洁不太喜欢这位出言张狂的“小伙子”，对他大字报开头写的几句诗不像诗、歌不像歌、自以为是、怀有“恶意”的话尤为反感，什么——
你凝一下眸，
你微微一笑，
你目瞪口呆，
你紧锁双眉，
你咬牙切齿，
你点一点头。
真有点莫名其妙、自作多情的味道。石洁告诫自己，对这张大字报，绝对不作出“凝眸、一笑、瞪目、锁眉、切齿、点头”的姿态。
图书馆里看书的人越来越少了，宿舍和食堂里的议论越来越多了。听几个男生说，他们宿舍楼的大门口不知是谁写了一条标语：“质疑：中国有个人崇拜吗？”标语的旁边有越来越多的答案，答案可谓五花八门。西方语言学系有人张贴的大字报是名符其实的小字报，它贴在阅览室的门外，公布了赫鲁晓夫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恶毒攻击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文翻译稿。晚饭之后开始有人在广场上讲演辩论，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不是北大的学生而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位姓林的女研究生，她举出大量理由为胡风喊冤。不久，《广场》杂志出版，“百花学社”也宣告成立。每天晚上在饭厅前灯火辉煌的空场上举行自发的大辩论，你方唱罢我登场，谁都可以上台表现自己，校园陡然沸腾了。
一向比较文静的石洁有点跟不上这一急促发展的形势，在班上和系里召开的多次大小鸣放会上，她显得孤独落后一言不发。她倒没有什么顾虑，更没有什么抵触，只是由于她的家庭和经历，从中学到大学一直在红旗下读书，在欢乐中成长，真想不出有什么值得自己大鸣大放的东西。她见一些熟悉的师生没日没夜地写大字报，争先恐后地抢先发言，有的还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倾诉心中的委屈，大胆给党委提意见，她既感到同情又感到茫然不解，但在鸣放中她对党的认识加深了，有些人发言很激烈，有的事实也可能有出入，但校党委领导甚至还有教育部的领导都能像小学生似的自始至终平心静气地听取大家的发言并认真记笔记，说明这些人很虚心。联系到学校修建大字报栏，搭起临时的讲演台，还专门拉上电灯以便于师生们鸣放，她从心底里感到一股温暖，她觉得校党委如此真心诚意地贯彻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开门整风、民主整风，对改进学校的工作，提高教学质量，肯定会有极大的好处。
进入六月份，情况似乎有了变化，学校的广播站增加了播出时间，从早到晚不停地转播《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工人说话了》、《是不是立场问题？》、《不平常的春天》。反右派斗争的号角吹响了，一场声势浩大、气势磅礴、从中央到地方围剿右派分子的大反击开始了！
党团组织层层开会，全体师生停课学习，更多的大字报又从天而降，更多的自办刊物如《浪淘沙》等像雨后春笋般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写《一株毒草》的小伙子被拉到全校大会上批斗，中文系写诗的两个同学成了右派进攻的急先锋，鸣放中的一些大字报和会议记录成了批判右派分子的罪证。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石洁所熟悉的老师、同学中有越来越多的人被揪了出来。
面对昨日的同窗，竟然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与地富反坏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的阶级敌人，她又一次茫然了，她又一次跟不上急速变化的形势。她真的不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真的！
自打解放以来，她就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但她毕竟年轻，既没有上过战场，也没有参加过土改、肃反、镇反，对阶级敌人、反革命的认识只停留在书本上和电影里。她想不到站在讲台上的老师、坐在教室里的同学中间，竟然会“潜伏”着这么多右派分子、阶级敌人，她感到大惑不解。不知为什么，她对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向党猖狂进攻的右派无比愤恨，但对自己身边的这些右派师生却无论如何也恨不起来。
哲夫的到来给她的心灵上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天津日报》点了舅舅的名。在南开大学当教授的舅舅，由于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鸣冤叫屈”，已经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正在接受群众的批判。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石洁感到有些透不过气来，好长时间也不想说什么。哲夫显然也很压抑，他们怎么也没想到，一直跟着党走、受人尊敬的舅舅会是右派、会是阶级敌人。他们感情上很难转过弯来，但在理性上又必须强制自己要接受这一严酷的现实。反右运动是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党报上点名的右派分子是全国人民的敌人毋庸置疑。
当他们相互沉默了好久之后才试探着询问对方的情况，相互庆幸都没有写过大字报也没有在鸣放和大辩论中说过什么。
他们还相互勉励要在这场伟大的反右斗争中努力学习提高觉悟，与右派分子坚决划清界限。
当谈到预订的婚期时，石洁有些不安：
“还有三个月，运动能结束吗？再说，我们还没进行毕业分配呢！”
哲夫却信心十足，他像什么大人物一样，作了一个挥动手臂的动作，大声说：“我完全相信到国庆节之前，一定能把右派分子统统揪出来，反右斗争一定能取得全面胜利。在那个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我们举行婚礼，一定是最欢乐最幸福的。”
他的一席话把石洁给说笑了，这是她多少天来非常难得的一次大笑，她嘲笑哲夫接连说了三个“一定”，并且补充说：“哲夫同志‘一定’是个用词单调语汇贫乏的人。”
说罢，二人哈哈大笑。这是他们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一次大笑，像这种笑声在他们此后的几十年间再也听不到了。
晚饭后，分手的时刻到了，他们都要赶回去参加批判大会。
在等车的时候，石洁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突然又问哲夫：“你不会骗我吧？”
“你不相信？”
“不，不，我是害怕，担心……”
“你怕什么？”
“我怕人家把你也打成……”
“你就放心吧！我现在不仅不是右派，而且还是出版社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成员呢！”
“真的？”
“谁骗你。这是社党委书记在大会上宣布的，还找我谈话了呢，让我积极参加反右斗争，说这是组织上对我的考验，如果表现得好，在运动后期解决我的组织问题。”
“那当然好，不过你也别得意忘形骄傲起来。要掌握政策，不能随随便便就给别人戴右派帽子，这可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
“知道，我的小洁同志！”
公共汽车来了，上车的人挺多，石洁从后面推了他一把，这一推包含着千言万语、无限深情。
哲夫走了，石洁仍然沉浸在幸福之中。他能否入党并不重要，知道他的进步并且受到领导的信任却是让人高兴的。自打反右斗争开始，她就牵挂着哲夫，如今吊在她心上的这块大石头终于放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