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说起邮票，他们的脸上立即绽开了孩子般的笑容。
从农场到银川有好长一段时间哲夫的生活都不习惯，用石洁的话说：“人都变傻了。”
在农场被监督劳动过着与世半隔绝状态的日子，干什么、怎么干、干多少都有人管都有人指派，吃饭更简单，一天半斤粮分两顿吃，顿顿是糊糊，一顿一瓢水多米少，喝完这顿盼下顿，今天吃完等明天，命运全部交给了别人，自己无须操心也无心可操。
回到银川除了上班下班还要买菜做饭、买米买面，一上街才发现如今的银川城已是票证的世界了。家家户户在核对完户口簿之后就可以领到一个副食本，与此同时还可以拿到一大堆五颜六色的票证。过去，他光知道吃粮用粮票，穿衣用布票，现在才知道粮票中又分全国粮票、地方粮票，而地方粮票中又有米票、面票、粗粮票和细粮票之分，布票之外还有棉线票，另外还有油票、肉票、烟票、酒票、豆腐票。肉每人每月半斤，油每人每月三两，烟分高级烟和一般烟，而酒则不再分类，都是六十度的散装白，至于豆腐票还要再细分为豆制品票和粉条票。以上这些除烟酒外人人都有份，此外有些紧缺日用品如肥皂、毛线、自行车、缝纫机也单独发票，甚而至于连羊肉泡馍、羊杂碎、豆腐脑也一碗一碗的发票凭票购买。当然还有一种可供居民选择的供应证，凭证可以买到一听二百五十克重的花生米罐头，也可以买一斤鲜鸡蛋，孕妇还可享受定量的红糖和白糖，患有浮肿的病人还另外按期发给定量的黄豆或是一种叫“康复片”的食品。
还有些什么，他一时也弄不清，反正当时有个叫票证办公室的单位忙得不亦乐乎。这里有必要说明的是，前面的几种票证是人人有份的，后面的几种因为数量少或轮流坐庄民主评议，或干脆抓阄抽签，谁得了归谁。
物资贫乏、供应紧张但都井然有序，不得不说是一个伟大的奇迹。人们把这场灾难的罪魁祸首都记在两本账上，一本是苏修头子赫鲁晓夫，他不讲信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债索债；再一本是瞎了眼的老天爷，他用几十年不遇的大灾荒来考验我们中国人。是否还有别的账还有什么其他因素，老百姓连想都不想。面临如此严重的社会危机，大家不是怨天忧人而是勒紧裤带拼命干，决心自力更生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改变一穷二白的现状，建设美好的家园。
哲夫和石洁的生活比一般老百姓优越了许多，因为除了定量之外，远在香港的父亲还经常寄来装满食品的包裹，由于有了这些高糖、高蛋白、高脂肪、高维生素的补充，石洁一直没有浮肿，而哲夫在回到银川之后不久浮肿也逐渐消失了。
春节放假，老父亲又刚好从香港寄来了一大堆罐头，哲夫和石洁商量着把于书城父女俩请过来一块儿吃顿饺子。
十几年断绝音讯之后又在边远的宁夏重逢，这不能不说是命运的安排。这对要好的邮友如今成了一个单位里的同事，俩人都感到惊喜，虽说是低标准处处限量，但在这过年的饭桌上仍然比平时多了不少油水。石洁给他们摆了一瓶银川白，放了几盘凉菜，就跟小凤到小伙房里调馅擀皮包饺子边做边聊，把那间惟一的卧室兼客厅留给了两个男人吞云吐雾喝酒扯磨。
哲夫和老于先干了三杯酒，这才把肚子里的话倒出来。说起往事，他的心情格外平静。说升学参军抗美援朝这些过五关斩六将的荣耀，话里话外没有趾高气扬多么了不起的口气，说到被打成右派支边来宁在农场劳动这些走麦城的过节时，也没有叫苦连天牢骚不断。说罢之后又敬了老于一杯酒，这才点了一支烟打算静听这几年老于的经历，谁知，老于却低头不语，一言不发。
“于老师，四九年刚解放我给你写了几封信都给打回来了，说是查无此人，真是岂有此理，莫名其妙。”哲夫觉得屋里太安静了就有意点了一句。
于书城的烟吸到尽头，他没有用火柴又接上了一支。
“于老师，五七年春节我在上海找了你好几回，在集邮公司门口足足等了两个半天，我以为你会去呢！”哲夫实在沉不住气，就又点了一句。
于书城自己倒了一大杯酒，闷着头灌了下去，抬头望了望哲夫，长长的叹了一口气，这才打开话匣子道出了自己坎坷的遭遇。
“唉——一言难尽哪！”
一九四九年四月，解放大军横渡长江迅速解放了南京城，总统府的旗杆上升起了鲜艳的红旗，面临四面楚歌的上海已处于朝不保夕的境地。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按照蒋介石的指令，拉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安排一大批特务在上海潜伏下来，决心与新政权为敌。在这个名单中就有于书城的叔父、国民党保密局的少校参谋于慕贤。
于慕贤接到命令之后知道自己已无路可走，遵命潜伏说不定哪天就落入共产党之手难逃一死，倘若抗命不遵则会死得更快，恐怕等不到解放就会死于国民党的枪下。思来想去进退两难只有三十六计走为上，经过一番精心地准备，他携带一只手提箱，偷开出一辆美式吉普，趁着黑夜逃出上海前往浙江，打算隐身于农村老家求得一条生路。
于慕贤一妻两女膝下无子，他一直把侄儿书城视为己出，期盼着由书城来继承于家的香火，为此他在逃走之前把书城拉上了车。
不料，天亮之后在开往浙江的公路上遇到了麻烦，一群国民党逃兵见他们只有两个人也不管张三李四就拦车抢车。于慕贤见大事不好想夺路逃跑，却被这伙逃兵乱枪打死。于书城吓得不知所措，只听躺在血泊中的叔父奄奄一息地说：“箱子……快跑……快……”
于书城这才抱着叔父怀里的小箱子从车上滚了下来溜之大吉，算是拣了一条性命。
不久，解放军进入此地，在开阔野地里发现了于书城。上前盘问，他支支吾吾，语无伦次；动手搜查，从他随身携带的皮箱中不仅发现了金银细软，还缴获了一支勃郎宁手枪、多发子弹以及一张签有蒋中正大名的委任状。如此一来于书城成了于慕贤，理所当然成了国民党少校参谋狗特务被关入牢房，他纵然跳到长江里一时也洗不清爽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于书城只好以特务的身份蹲牢房。后来镇反、肃反，费了好大的周折，办案人员才把他们叔侄的身份重新认定，直至一九五四年，在获取了大量的人证、物证之后，政府才给他作出了结论，于书城被无罪释放。
回到上海后好不容易一家子获得团圆，妻子却含着眼泪向他提出了离婚。为了他们惟一的女儿小凤的健康成长，老于在离婚书上签了字，小凤留给了妻子，他孤身一人抱着那几个装邮票的箱子回到了浙江老家。那几年他到处谋生，在建筑工地当过小工，在小学校里看过大门，在工厂烧过锅炉，在农村喂过猪，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个不大的出版社里找了份校对的差事，这才算有了个像样的工作。一九五九年，听说政府号召浙江青年支援宁夏，他就抢先报了名，没想到能分配到画报社工作，成了国家的正式职工，“人家都说宁夏苦，要我看蛮好，你就是用十根棒子打我走，我也不走了，在这里日子过得满惬意”。老于算是总结似的说。
“这几年你还集邮吗？”哲夫问。
老于摇了摇头：“先是不自由，后是找饭吃，哪里还敢想集邮的事。不过，这几箱子邮票是我多年的心血，说什么也舍不得扔下，即使饿着肚子也舍不得卖掉。不瞒你说，离婚之后有一阵子找不着活儿干，我真不想活了，可是一看到这些邮票，说什么也不想死了。哲夫，你的呢？你的邮票带来了吗？”
“没有，都留在天津家里了，身上只带着一枚‘二元倒’，这枚邮票我是走到哪儿就带到哪儿。不知怎么的，有它在我的身边心里头就踏实。从农场回来有了个家，真想把那些宝贝运过来，可你看就这么一间屋子，烟熏火燎的，弄过来不就糟践了嘛！过两年吧，等房子稍微宽敞点我一准运回来，有的时候真想看看它们。”
这对邮友说着说着就把话题转到了邮票上，而一说起邮票，两个都有着坎坷经历的男人好像一下子年轻了许多，他们兴致勃勃、眉飞色舞，脸上也绽开了孩子般的笑容，两人还相约第二天去老于的家里看他收藏的邮集。
石洁一听说老于有个十六岁的女儿刚从上海来，心想一准儿是个活泼好动爱说爱笑的中学生。进门之后一看，果然是个二八花季般的南国姑娘，一头秀发，两个酒窝，亭亭玉立，楚楚动人，穿着一身很合体的衣棠，举手投足之间显得很有礼貌也很大方。坐在一起聊天，这孩子很少说话，不像是文静，也不像是腼腆，准确地说是拘谨，而且不是一般的拘谨认生，而是过份地拘谨，问一句答一句，不问不说，难得说句话也是有气无力显得心事重重，似乎有什么难言之隐。
当了几年中学教师、班主任的石洁，凭着她职业的敏感，立即感到小凤的眉宇间似乎渗透着一丝与她年龄极不相称的忧虑，而在她眼神里又透露出一种竭力掩饰却又掩饰不住的哀怨。
“多大了？”
“十六。”
“听说你刚来一个多月？”
“嗯！”小凤点了点头。
“想家吗？想不想妈妈？”
小凤低头不语，过了好大一阵才摇了摇头。
“怎么？妈妈待你不好吗？”
小凤用力地抿住嘴，心情好像有些激动，到后来连眼睛也闭上了。
石洁知道不该再追问了，大过年的，不能总让孩子愁眉苦脸的，所以就找着有趣的说：“我也是上海人，在银川上海人可不少。银川挺好的，气候也不错，就是春天风沙大些。当地的老乡可有意思了，他们管上海人叫阿拉，还编了顺口溜呢！什么——
阿拉上海人，来到了宁夏城。
锅锅碗碗都不带，带了个尿尿盆。
小凤笑了，小凤终于笑了，但那只是短短的一瞬，而且石洁注意到，即使是在笑声中也包含了一丝苦涩。
饺子煮熟两家人都坐好了，小凤却说不饿，一口都不想吃。
几个大人劝一个孩子至少该尝几个饺子，万般无奈小凤只好夹了两个。谁知，刚咬了一口就捂着嘴跑出了房间，她吐了。
人们都惊呆了，石洁赶忙跑出去。此时的小凤再也顾不得体面，她流着眼泪扑到石洁的怀里抽泣着说：“阿姨，我真想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