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的频道几乎都在播发着同一条新闻：中共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冒着生命危险，被蛇头勒索精光之后才完成了这次偷渡，才来到了这个向往已久的花花世界——香港。他身上虽然揣着那十枚珍贵的邮票，但刚刚来到这块陌生的地方，丝毫也不敢露出半点儿风声。他像许多从大陆过来的人一样，先在新界的一个仓库工地上当杂工卖苦力气，一干就是两个月。在这期间，他结识了一个叫金三的人。金三是个小老广，比他先来了几年，地面上混得挺熟，与三教九流都有来往。
他观察了几十天之后，就有意跟金三套近乎，隔三差五就拉着金三去夜市的大排档吃吃海鲜喝喝酒。
大约又过了一个月，他认定这个金三讲义气靠得住，就打开窗户说亮话了。
“金大哥，香港这地界小弟初来乍到一点也不熟，不知道有没有收购邮票的地方。”
“祝老弟，你是不是喝醉了，打听那个干什么？”
“不瞒金大哥，小弟带过来几张值钱的邮票，要是能找到买主，少不了大哥的好处。”
“几张邮票能值几个钱。”
“金大哥，兄弟可不是开玩笑，少说也得几十万港币。”
“真的？东西在哪儿？”
“大哥也不用细问，只要能找着买主，咱们就用不着再卖苦力了。”
“看不出来，你还藏着宝贝。”
三天之后的一个晚上，金三说买主找到了，约好在一家酒楼上见面看货。推开一间雅座的门买主已经先到了，四十多岁，带着一副金丝眼镜，文质彬彬，架子十足。坐定之后金三给双方介绍，这位是我的朋友祝先生，这位是集邮专家张先生。
张先生能听懂祝先生的话，可祝先生却听不懂张先生的客家方言，好在有金三当翻泽交流起来也不大困难。三言两语说明来意，祝某人就从贴身的衣服夹层中取出来那十枚珍贵的“二元倒”，张先生用镊子、放大镜端详了大半天才说：“想卖多少钱？”
祝某人早就想好了，先不说价钱，先让买主知道这可是“民国四珍”，不是普通的邮票。
“张先生，这是有名的‘二元倒’。”
“知道。不过现在邮市疲软，行情走低，值不了几个钱。”
“我是拼着性命带过来的，这是真品，至少也值上百万元。”
“先生不要开玩笑，如果拿到拍卖行也许能拍到十万二十万的。不过先生好像是偷渡过来的黑人。”
“你给多少钱？”
“看在金先生的面子上，我给你五万港币。”
“太少了，五十万，少一分我不卖。”
“那好，再见！”
张先生挺有礼貌地起身告辞，临走张先生又与金三说了几句客家话。
“金大哥，他开价也太少了。”
“东西是咱们的，想出手就出手，想不卖就不卖。回头大哥再给你找个买主，来，先喝酒。”
这一晚是金三坐东，酒逢知己千杯少，也不知祝某人喝了多少，反正是扶着他才出了酒楼。祝某人糊里糊涂被架上了车，糊里糊涂又到了海边，再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天亮之后，警方在海边发现了一具漂浮着的男尸，人们都说是个偷渡过来的大陆仔，不知为什么得罪了“大圈仔帮”。
通过一个朋友介绍，郑朴之得知有个“二元倒”十连张，他立即让郁莲经办此事。经鉴定确是真品，不过要价太高——10万港元。郑朴之整天惦记着这十枚邮票简直成了一块儿心病，天天询问，日日打听，惟恐花落他家被别人买去。经过多次交涉讨价还价最终以六十八万港元成交。当郑朴之从郁莲手中接过这十枚天蓝色的珍邮时，不知是过于激动，还是过于兴奋，突然觉得心跳加快，浑身上下如同被电击了一般，两眼发黑，头痛欲裂，像是有座黑乎乎的大山压了下来，此后是怎么从沙发上滑到地下的就一点儿也不知道了。
幸亏郁莲在他身边，她一面打电话叫医生，一面把随身携带的急救药放入他的口中，等医生赶到时，病人已经恢复了知觉。
医生问明了情况又做了身体检查，为病人服了药打了针，劝其卧床静养，再不敢经受什么刺激了。
服药之后朴之很快就安睡了，郁莲却毫无困意，她不由得海阔天空地思考起来。郁莲喜欢思考，每当独处时更是如此，大至宇宙的奥秘、星球的形成，小到蚂蚁工种的识别、蝴蝶图案的分类，她都想刨根问底。今天，她想到了收藏。
天底下收藏什么的都有，文物、古董、钱币、字画、珍珠、玛瑙、烟缸、烟标、石头、罐子、火柴盒、瓶子、瓶盖、子弹壳，至于收集烟、酒、动植物标本、各种票证的更不在话下。还有什么没有人收藏呢？书籍、报纸、日历、照片、血液、毛发、钟表、汽车……
这些东西收藏的人更多。据说俄罗斯有一对父子专门用密封的罐子收集各种气味，而美国一个名叫罗薇的小女孩却喜欢收集梦境。我们中国一位姓赵的先生，七岁时坠入河中幸亏脖子上挂着的一串钥匙与树枝搅在一起才大难不死，从此他就专门收集古今中外的钥匙。皇天不负苦心人，等他成年后已收有一百八十多个国家的各种钥匙一万五千余把——以制做材料分，金银铜铁、玉石玛瑙；以大小尺寸分，小的如同火柴头，大的超过擀面杖；若以其来源和用途分，有开巴黎古城门的，也有开日本皇宫仓库的，可谓五花八门，天下一绝。
至于邮票的收藏更是有史可查。
如果把邮票的诞生与鸦片战争放在一起来讨论，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近乎于不伦不类，可这两件影响世界的大事确有共同点，它们都发生在公元一八四○年，而且都与大英帝国有关。
当英吉利王国的贵族权臣们撕下绅士的面具像海盗一样派遣军舰远渡重洋，向清朝的城镇疯狂开炮野蛮地屠杀中国平民的时候，一位居住在伦敦城里的男子正在埋头设计一种称为邮票的小纸片，这一年的五月一日，在泰晤士河边的邮政总局正式向民众出售发行（五月六日正式使用）。这种镌刻着维多利亚女王侧面像的黑便士邮票就是世界上的第一枚邮票。从此，这位身材高大、长着满脸连鬓胡子的中学校长罗兰？希尔，成了名符其实的“邮票之父。”
在早期的一些文字记载上，邮票被称为“印图”、“国印”、“信印”、“信票”、“人头”、“龙头”、“邮钞”、“站票”、“商票”等等，现今人们已公认邮票是“国家的名片”，而文人雅士们则称其为“方寸”。
邮票诞生后，随之而来就是集邮的兴起。一八五二年比利时的首都举办了世界上最早的邮票展览。到了十九世纪后期，我国的一些沿海商埠也出现了集邮活动。有邮票就会有集邮者，有集邮者就会有邮商，三者连在一起应运而生谁也离不开谁。
记得哪本书上讲过，集邮者可分为三种类型，即欣赏型、研究型、功利型。初学者往往是欣赏型，喜印刷之美，慕构图之精，存之、珍之、藏之、赏之，寓教于乐，陶冶身心。研究型则进了一步，或相互比较、品评优劣，或追根寻源、考其始末，或挖掘内涵、阐幽显微，研究对象虽是小小的方寸邮票，涉及面却是古今中外，知识百科。功利型则以追求金钱、赢利为目的，把它当作一纸可升值贬值的有价证券，完全以市场上的价格起伏决定取舍。
郁莲望着朴之那张略显苍白的脸突然想到，郑朴之属于哪种类型呢？说他是欣赏型、研究型显然不对，但如果把他划入功利型似乎也有些冤枉。当年在重庆，他把哲夫手上的“二元倒”
收回来，只不过是为了让孩子们专心读书，不再受外界的干扰，其本意是替儿子保管。到上海后“二元倒”身价倍增，先有洋人高价收购，后有盗贼入室偷窃，如此一来他不得不改变主意，再也不敢把这万贯家财轻而易举地交付给一个少不经事的孩子。
因为他知道，这不仅是一笔财富，也是一个祸根。在上海也好，在香港也好，非万不得已，他绝不动用这些小纸片片。如今，他更花巨资购买这种邮票，多次表示如能把“二元倒”凑齐，就无偿地献给国家的邮票博物馆。像他这样的人能划为功利型吗？也许他本来就不是集邮圈子里的人，不存在分型问题。
似乎是从梦中醒来，浑身软弱乏力，他知道自己是心脏病又发作了。他一面吃着郁莲递过来的苹果，一面又想起了远方的亲人。近两年，他曾多次去新华社香港分社，联系让哲夫一家来港事宜，但分社的办事人员态度虽然和蔼，却总是以需要请示、研究为借口推脱敷衍，真不知道还要研究到何时。
郁莲看到他在愣神，知道朴之又在想什么，就主动打开电视想找个轻松的节目调剂放松一下。天哪，哪里有什么轻松的节目，所有的频道几乎都在播发同一条新闻：中共中央逮捕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粉碎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