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卧车的后座上坐稳后告诉司机：“去拍卖大厅。”
琼斯小姐所以在希尔顿酒店预订房间，并非是看中了它的健身俱乐部，双桅帆船，更不是想品尝一下西餐厅里的法国洋葱汤或是蒜油蜗牛肉，说穿了无非是想赌口气，把两年前的遗憾补回来。
两年前也是个秋天，她那位在纽约一家房地产公司当总裁的父亲戴维斯先生因病住院，一个越洋电话打到地中海，让当时正在意大利度假的女儿琼斯立即赶往香港参加佳士得秋季拍卖会。戴维斯先生知道那个上下双连的“二元倒”底价二十六万元，所以特别嘱咐女儿“哪怕是花三十万也要把它买回来。”
女儿带着情人满有把握地飞到香港住进了希尔顿，未曾想到还会碰上对手。谁知竞价之后就像放进热水中的水银柱节节上涨很快就达到了三十万。她大胆争叫了三十一万、三十二万，直到三十二万八千仍不能到手，她只好垂下了手中的牌子。那次拍卖是两个华人各不相让，争叫到三十五万二千元才落槌，这个数字近于疯狂，远远高于父亲在电话里所说的三十万，因此她为自己明智的选择而庆幸。
返回纽约之后父亲生命垂危，戴维斯渴望着在人生旅途的最后一个驿站能看到企盼已久的“二元倒”，女儿空手而归令他大失所望。临终时戴维斯告诉女儿，当年他曾在纽约钞票公司任副总裁，二战时期在为中国印刷邮票时出现过一次严重的失误，把一整版“二元倒”流了出去，损害了公司的声誉。有关的黑领工人和白领领班当然被立即斥退，作为指挥生产的戴维斯先生也难辞其咎。为了弥补损失，董事会曾责成这位副总裁赴华用高价将错票收回以避免流传，谁知上海的郑先生是个不为金钱所动的人，由于这次谈判的失败，他丢掉了钞票公司的饭碗。
过了十年的穷日子好容易东山再起挤进了上层社会在房地产业站住了脚，他一心要用金钱报仇雪耻，一定要不惜代价把“二元倒”从中国人手里买回来。
当琼斯明白了父亲的心愿时已经迟了，戴维斯先生只好带着遗憾去见了上帝。不过，琼斯小姐已经发下誓愿，她不仅要继承父亲的遗产，也要完成父亲的这一心愿，千方百计也要把“二元倒”买到手。
得知今年秋天香港佳士得拍卖会上又有“二元倒”而且是十连张的时候，她立即让秘书又一次预订了希尔顿酒店的房间。
这次她带着另一个情人提前几天飞到香港，决心击败所有对手，把那个蓝色小精灵带回美利坚、带回到父亲的墓地。不就多举几次牌子在支票上多画几个圈嘛！想到这些她分外得意，得意得露出了笑容。
文奎是个孝子，尽管他有一百条理由但仍然不敢违背父命，只好用轮椅把老父亲推上了飞机。两年前，只差两千元与“二元倒”失之交臂，惹得父亲至今大怒不止，他一直背着违背父命的罪名。此次香港佳士得拍卖“二元倒”的十连张，如同是拍卖袁家祖传的宝贝，袁俊人年逾八旬重病在身行动极为不便，他一再叮嘱儿子务必了却老父的心愿，他的独生子文奎也郑重承诺，哪怕是倾家荡产也要把这十连张买回来。不知是出于对儿子不放心还是本人实在迫不及待急于先睹为快，反正到了出发的这天早上，老人执意前往，文奎无奈只好把轮椅推上飞机，又请了一位医生两位护士带着急救药物寸步不离左右。这一行五人从台北起飞很快就抵达香港，浩浩荡荡下榻在中环的文华酒店。
袁俊人对这个十连张的感情绝非他人所能理解，他本一平庸之人，因一偶然机会得到了它，因而一夜骤富平步青云，摆在他面前的是一片锦绣前程。不料，由于钻进了叶氏父女的圈套，丢了邮票残了身，一个筋斗从天堂摔到地下。此后万里颠沛、流离失所，形同乞丐，若不是在天津有郑某相救，到台湾有家兄提携，怕是早已不在人世。对他来说，贫富贵贱、荣辱逆顺都与这十连张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拍卖场是讲实力的地方，容不得半点虚假，相互争叫，绝非儿戏，是要以金钱为后盾的。倘若放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哪怕是放在八十年代前期，袁俊人纵有多大的愿望也是枉然，他们父子的全部家底也不值半枚“二元倒”的价值，何况是十连张。
现在不同了，由于他的独生子袁文奎当上了某银行董事长的乘龙快婿，董事长对这位女婿又格外青睐，早已把银行的实权交与了他的接班人，因此参加一次拍卖，把视为生命的十连张买回来，对袁氏父子来说如同是探囊取物，十拿九稳。
正因为有十足的把握，所以他们在文华落脚之后，就在四川楼菜馆订了两桌酒宴，时间是九月三十日中午，单等木槌落下珍邮到手高奏凯歌的时刻，以麻辣的家乡菜和绍兴加饭酒来欢庆胜利。
一看到这条金色的领带就会想到父亲，想到父亲临终前的嘱托。
哲夫他们一家是在那年年末抵达香港的，与十几年前在广州时相比，父亲已是一位重病缠身行动不能自理的老人了。父亲说话吐字非常费劲，思维虽然清楚，但表达这些思维的语言已经很不清楚了。他已经不能讲完整的话，只能用一些短语断断续续地开个头，再由郁莲阿姨把他的完整意思讲出来，如果讲对了，老人就点点头，否则，他就一个劲儿摇头并且再说一些短语，直到他点头为止。每次谈话，父亲、郁莲阿姨和哲夫都累得够呛，都感到十分吃力。
父亲临终前，多次重复菲律宾女佣玛丽的事，老人总说他那天穿了一套藏青色的西装，系了一条金色的领带，当他发现保险箱里的邮票不翼而飞时，气得他两手发抖。他一再告诫自己要挺住，绝不能倒下去，他紧紧地抓住自己的领带。说到这里，老人总要把那条金色的领带指给哲夫看，似乎那是他最好的见证。
父亲是一九七九年秋天去世的，他没有能够出外旅行，没有去天津、上海，更没有去爱尔兰。在他病危时，学夫从国外回来了，小妹蓓蕾也从天津赶来了，惟有母亲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来。
不仅没有来，连父亲病危的消息也没有告诉她老人家。孩子们不愿意让母亲再经受打击。
父亲的确给哲夫留下了大笔资产，但遗嘱中写得明白，哲夫支配这些资产是有条件的，除了少部分财产归他随意支配使用外，绝大部分资产是为收回流传在外的“二元倒”所准备的。
一九九〇年的拍卖，他正是遵照父亲的遗愿把那上下双连拍到手的。今天，一九九二年九月三十日是个星期三，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早餐之后哲夫换上了一套崭新的西装，又一次系上了那条金色的领带，石洁也早已换好了套裙，他们并肩走出了家门。他们的心情早已变得平静，他们对即将到来的争叫并不放在心上。他们只不过去办理一个手续，交付一张支票，然后把那本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取回来。
当哲夫和石洁在卧车的后座上坐稳后，告诉司机：“去拍卖大厅。”
1997年10月初稿
1999年4月二稿
写于银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