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人都有蓄发的传统，后来辛亥革命革了“辫子”的命，首先解放了男人的头，并且十分彻底；再后来妇女也起来革命，许多进步女青年剪掉了长发，留齐耳的短发，刘胡兰、江姐还有后来看到所有的“三八红旗手”们的画像上，都是同一种发型，于是标志着女性的头，也得到了解放。《于无声处》里面的国民党女特务、十里洋场涂脂抹粉穿裘皮大衣开衩旗袍的贵妇姨太太们的发型虽然也剪了，但是一般都披肩长且烫成波浪卷儿，这种发型是非进步女性的一种标志——仅仅因为这种发型你就可以轻易判断这是个留恋资产阶级腐朽生活作风的女人，现在叫“小资女人”，绝对不是进步的革命者。
以前翻看家里的老照片，记得泛黄的照片里有一张三公分宽八公分长的黑白照片是父亲年轻时候在“受之照相馆”照的，穿一身中山装，弯起的手臂上搭一件长风衣——估计是照相馆里的固定道具，上衣口袋里插一支钢笔套，脚上的皮鞋也绝不是自己的皮鞋，估计也是照相馆备着给照相的人穿用的。父亲的发型是那个时代最有代表性的发型：两鬓都推得很高，后脑勺想必应该也推剪得很高，只是照片上看不出来，总之是一头短发，三七开（那时候也有二八开的，甚至四六开的，很少中分的，中分的发型因为日本翻译官以及叛徒浦志高等人的原因变得让人看着生厌甚至产生不信），父亲在照这张照片以前可能还抹了一些发胶，看上去很有型，一副革命青年干部的派头，周围的人叫父亲“部长”应该和这张照片有关。还有一张照片是母亲的照片，十七岁时候在“群众照相馆”照的，那是1961年，照片上的母亲看上去好像刚刚剪过头发，齐耳短发、略有刘海，单是右耳上方的头发用牛皮筋儿扎着，脸庞显得干净有活力，美丽至极。母亲的发型也是那个时代青年女工最有代表性的发型，母亲作为真正官僚资本家的小姐能剪这样的短发可见当时的革命改造确实有惊人的成功之处。电视连续剧《渴望》里面的刘慧芳，开始留两条垂肩的辫子，后面也剪了头发，剧中刘慧芳的发型还不能完全体现那个年代的发型特点，只能说是“形似”，这个也许是因为影视剧作品的需要，此处不多言。
“短发时代”已经来临。那个时代的人们一旦追求短发，整个社会就要面临把长长的头发剪短的问题，于是一个南方小城有了很多很多的国营理发店。国营理发店每天剪下来的人类的头发堆积如山。在巩固“短发时代”的革命成果中担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这也是理发师成为国营工人的一个重要原因。他们的“铁饭碗”和社会地位比那些早一个时代和头发打交道的人要稳固一万倍。其实旧社会有一种专门给有产阶级的太太小姐们侍弄头发的人，好像叫做“梳头姨娘”。日本电视连续剧《阿信》里面的女主人公阿信以前离开家乡去东京学徒的时候就从事过这种行业。我们这里之所以叫做“姨娘”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从事这个行业的绝大多数是中年妇女，拎一个小圆篮子，篮子里面放着各种木梳和槟子，上门去帮有钱人家的女人梳头。这些“梳头姨娘”自己也把头发梳得溜溜光，头发拢到脑后，收到一个簪子里，去以前一定要换上干净衣裳，这是“行规”，邋遢的妇女做不了这一行的，不是梳头的本事问题，而是穿着不整洁便跨不进有钱人家的宅门槛。自从革了头的命以后，“梳头姨娘”也就丢了生计，估计都改了行。我们家里有一个隔了好多层关系的亲戚，据说从前就是“梳头姨娘”，后来改行专门“修面”去了，修面这个行业现在也看不到了，我觉得是一个有趣的手艺活儿——这姨娘拿一根线，两头打一个结，绷在两手间，两手的间距一尺多长，让两条平行的线在女人脸上滚成麻花花，顺势能把女人脸上或者额间的毛扯下来——我的印象中只见过给女性修面，已经脱了胎气的女孩子好像也要被抱在母亲怀里，请“修面”的姨娘来修一次；已经发育的小姑娘，脸上尤其是额间还有很多碎发，需要修一次；还有就是上了年纪的女人，皮老了皱纹上脸了，也请“修面”的姨娘来修，“修面”的姨娘能把老女人整张脸修得白里透红……这里插的闲话好像多了些，重新回到说理发的事。反正新时代的理发店里面也看不到有年龄类似“梳头姨娘”的女性。可见她们和当时社会的“奶娘”、“洗衣婆”一样，社会地位极低。
在理发店里工作的人被称作理发师。我们那里有很多理发店，清一色都是玻璃门，四扇，中间两扇对开，玻璃上用红色油漆写了几个字：左边是“国营”，右边是“理发店”——国营理发店里的理发师都统一穿白大褂，和现在医院或者牙防所的工作人员极其相似，但是要少戴一顶帽子，都露出干干净净的短发。东方红大道的国营理发店最有名，叫做“景雅理发店”，和当时的“人民电影院”、“受之照相馆”、“花木兰布店”、“十女商店”齐名，都是响当当的国营单位。里面有将近二十几个理发师，每个人都各自守着一张转椅一面镜子，他们平均每天为多少个人理发不祥，反正都拿“铁饭碗”。那时理发店的收费比较贵，成人一般1角2分钱/人次，儿童一般8分钱/人次，女性收费更贵，要1角5分钱/人次，大概因为头发多的缘故。相对于国营理发店，我们那个时候更喜欢“剃头挑子”。小的时候，清一色的短平头，两鬓和后脑勺都推剪得很高，头顶上的头发半寸长，额前的头发稍长一些，没有什么发型可言，一律叫做“学生头”。
之所以叫“剃头挑子”，是因为我们那里更多的时候习惯把“理发”叫做“剃头”，有时候也叫做“剪头”，不是剪脑袋而是指剪头发，但是叫剃头比较科学，帮人家剃头的叫做“剃头师傅”。我们更喜欢“剃头师傅”，就是因为嫌理发店收费太贵。所有的“剃头师傅”都有一副挑子就叫做“剃头挑子”，剃头师傅分作两类：一类是挑着“剃头挑子”走街串巷上门寻客的；还有一类是挑着“剃头挑子”找一处人来人往的市井一角或者弄口巷尾绝不碍事的地方放着等客的。剃头挑子收费一般都是3分钱，除非你要刮脸，收你5分钱，也是热水洗头，抹香肥皂。剃头挑子收费这么低是因为和理发店比起来成本低得多，一副挑子，如果能家传，便用不上花销；倘若要置办新的，请巧手的木匠师傅帮忙，也花不了多少钱。我们那个时候看到的剃头挑子，基本上都是家传下来，晚清或者民国的家伙什儿——挑子的一半其实是一把椅子，三只脚，靠背能放平，椅子肚子上有扇小门，里面能放东西，比如煤饼或者木炭什么的；挑子的另外一头实际上是一个洗脸盆架子，也是三只脚，最下面能放一个小炉子，烧上炭火，暖暖的。还有一个铜脸盆，架子上面一般镶一块方镜子，也有的从简，在架子上吊一块从商店里买来的那种带钢丝座儿的圆镜子。剃头挑子也有考究和简单的区别——考究一点的雕花，类似于从前大户人家的太师椅上雕的花，比如寿星、蝙蝠、仙桃；简单一点的也都涂了朱砂的红油漆，毛巾可以挂在绳子上、肥皂盒子隔在镜子下面、架子上至少有几格小抽屉，放着工具，一副担子，剃头所需的一切都能安排得井井有条。
走街串巷的剃头挑子也分两种，一种叫“满街走”，城东城西没有方向满街走的剃头挑子一般手艺并不怎么高，比如说出师不久的后生仔，还有只会剪几种头型的剃头师傅，他们之所以满街走，因为手艺不是很好，也没有固定客人，形成不了“宾主”，比其他剃头师傅要多走很多辛苦路来讨营生；另一种路线比较固定，这类剃头师傅手艺比较好人缘也好，固定的这条线上来往就能接到生意，有固定“宾主”，我们所熟识的剃头师傅老弯就是这样其中一个，当年他不到四十，背有点驼，都叫他“老弯”师傅，他手艺极好，人也相当和善，他从来就是早晨开门出门途径石鼓里、财神弄、油盐巷、登科弄、后街、烟圆口、骏泗井、石鼓里，正好一大圈。一圈下来一般能剃十来二十几个头收五六元。把剃头挑子停放在市井一角或者弄口巷尾的一般都比较知名，比如说南门头以前的老京剧院后来的赣剧团门边儿上停放的那个剃头挑子，剃头师傅姓王，不知叫什么名字，只知道叫“剃头王”，当时常年给有名的角儿陈金旺先生还有邹秋泰先生剃头刮脸，他们上台前一个钟头坐在剃头挑子上，吩咐热水洗头、打香肥皂，剃了头刮了脸，付一个角子，再上台唱：哪个救得李世民，你做君来我做臣；哪个救得唐天子，万里江山对半分……东门头程家巷的越剧院门口、财神下弄的采茶剧院门口，都有专门的剃头挑子，几乎成了戏班里的专业剃头师傅——严格意义上，他们都不能叫“剃头挑子”，而应该改一个字叫“剃头摊子”或者“剃头铺子”。
我们家六口人，除了父亲结婚以前经常光顾“剃头挑子”外，结婚以后都是母亲给他剃头。我们兄弟四个相隔都是两岁，四个男孩子，同样的发型，我觉得很滑稽，一个月要剃一次头。我们家没有剃头挑子，剃头的时候，坐在方凳子上，低着头，让母亲用“推子”贴着头皮推剪，记得当时的我每次都是含着眼泪——因为我一直不喜欢那种用手摸着后脑像摸着一层沙的那种发型。犟得过母亲犟不过父亲手中的皮带头，乖乖地坐在方凳子上接受“修理”。一直到中学毕业，母亲主动提出来让我们去“发廊”理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突然发现几乎就是一夜之间温州发廊一条街上十几家，国营理发店虽然以“景雅理发店”为代表还在，但是门可罗雀，异常冷清。那些温州发廊里面可以做各种发行，记得有一种叫“奔头”，很流行，满街青少年的发型那个时候都看上去有点“奔”。他们嘴里哼着广东话的歌，从温州发廊里出来，个个看上去像谭咏麟或者张学友……
美容美发产业的兴盛，首先冲击的就是国营理发店，“景雅”已经没有了，现在那个位置有一家叫“3Y沙龙”美容美发休闲馆；其次冲击的就是“剃头挑子”，我们所熟悉的老弯师傅一直没有见到过，南门头的“剃头王”听说已经身故了，并没有接班人。我们这个时代的人，碰上了一次文化大革命，也碰上了一次超越“辫子革命”的头发大革命，幸甚！
“剃头挑子”消失了吗？其实没有。现在还能够看到剃头挑子——春寒料峭的时节，正好归乡省亲，在中渡口的一条老巷子口看到，看到剃头师傅正好给一位老年人在刮脸……我偷偷拍了一张照片，回到父母家中，导进电脑给家里人看，结果一片唏嘘。话题也就转到头发，转到讲述母亲给我们剃头的往事，拿出曾经的照片来看，发现那个时候我们的脑袋，其实都很“标致”，大哥那张十七岁的照片、二哥那张标有“1974年”的头像照，都是母亲剃的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