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我越来越不会说话了。比如，过去我们说：“你先去吧！”现在必须得说成：“你去吧先！”才不至于被人嘲笑。我们喜欢的东西，大都成了别人的笑柄，比如罗大佑，比如对爱情和婚姻的执着，比如为一场感人的电影落泪。
“除了穷酸和滥情，”一位新生代的评论家这样写道：“他们就只剩下腰肌劳损了。对于平淡的事情，他们几乎能抱有超乎寻常的热情。看起来他们是容易感动，实际是不敢面对——其实，不管多残酷，这就是生活，我们就是在生活里了。”
一夜之间，我们几乎成了边缘人。好像还是在昨天，我们还是天之骄子。大学，机关，职称，家庭，孩子……
我们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塌塌实实地闯过来了。但这一切在他们眼里，几乎一钱不值。因为我们辛辛苦苦换来和坚守的东西，实际上是一堆破烂。
我们被扔在世纪的夹缝里，被拥挤的世界挤得扁扁的，成了纸型人，被风一吹就找不到了，就蒸发了。我们还成了他们与世界接轨的参照系。他们——那些年轻得让人发憷的人——好像与生俱来的就有看破红尘的本领，他们横空出世，鄙薄一切。他们一边喝着可口可乐，一边敲击着键盘，肆无忌惮地释放着这样的文字：“心灵的盲流”，“时代的硬痂”。我们真的成了时代的硬痂了，因为在我们的老伤口上，又被深深地划上了新的伤口。
我想起王朔的一部作品来，《我是流氓我怕谁》，这是这帮家伙的旗帜和座右铭。他们呼啸而来，又席卷而去。
他们为自己粉刷了一身的头衔，又给我们粘贴了满身的标语。他们空洞地叫骂，肤浅地批驳，把刚刚泊来的“洋假大空”作为他们时鲜的武器，他们先有了我们这样的靶子，然后就有了投掷的热情，好像不批上我们几句，不对过去所谓神圣的东西丢上两个臭鸡蛋，他们就会被人指责为落伍者。他们用跟风的方式，来批评我们的跟风。他们用粗暴的方式，来指责我们的粗暴。他们拥有了所有的话语权。
这样说起来，好像我也有了和他们沿街叫骂的架势了。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们是被裹挟着走上被告席的，我们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决，而且可能是连辩驳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我们只是渴望爱情，在我们筋疲力尽的时候，有一双眼睛在注视着。我们互相珍惜对方也珍惜自己，我们可以为对方付出一切乃至生命。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哪怕不说一句话也能体会到那种亲切，我们不在一起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东西升上来。是的，我们曾经矫情，可那只是给爱人的，为爱人而渲染自己的爱。我们更纯情，所有的成功与幸福，如果没有爱人，还能说与谁人听？
我们只是望子成龙，把对世界的热爱寄托在孩子身上。孩子成了我们生活的一大部分，也许他们在长大之后也会笑我们，但现在他们需要我们。他们就是我们的基督，我们的宗教。在教会他们认识社会之前，我们首先教会他们爱和善，有了这两样法宝，他们就可以拥有一切。
我们只是在用原则的堤坝，对恶怒目，对善鼓呼。我们会对那些乞讨的人慷慨解囊，而不是骂一句骗子而扭过头去，因为他们也有做人的尊严。我们会为一部煽情的电影流泪，因为那一刻，世界就需要哭。
也许这就是旧世界留给我们的所有遗产了。作为孤独的继承者，我们会守望着它们，并默默地吟诵着先人们留下的遗言。那些射向我们的箭矢，纷纷扬扬地掉落在我们周围。哪怕剩下最后一块大陆，我们也会坚守。因为我们总想在澄静的夜晚去仰望星空，想想那些惟独可以自己独自享受的心事。
邵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