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很复杂，人是世界之中各种环境、能量交互作用的产物，人同样很复杂。就总体而言，现代的世界比古代的世界复杂，今人比古人复杂。同理，将来的世界与人类的复杂性，是我们今天无法预知的。自有人类文明以来，人类环境中正、负能量都在不断叠加或者释放，但就总体趋势而言，正的作用大于负的作用，文明在前进着，这是眼见为实的事情，不容置辩。
身为中国人，尤其是有点文化的中国人，谁也不会忘记上个世纪的差不多同一时期，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急剧的可谓翻天覆地的变化：数千年帝制被推翻，作为帝制的附属品——数千年落后或恶劣的文化枷锁被打碎抛弃：跪拜礼、肉刑、公然的逼供、一夫多妻、女子缠足、与口语脱节的文言文……中华文明的殿堂第一次插上了两面振奋人心的大旗：民主与科学。
身为中国人，尤其是自古以来担负道统传承与开新使命的知识分子，谁也不能不为此而欣幸。尽管辛亥革命不彻底，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矫枉过正，我们仍然由衷感谢那些曾经为我们民族前途挥洒青春与热血的人，尤其是政界与知识界中那些叱咤风云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章太炎、梁启超、蔡元培、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胡适、鲁迅……即使只为他们共同鼓吹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
如果可能的话，我真想沿华夏民族文明之河溯流而上，一一拜会那些灯塔式的推动历史潮流的风流人物，一一探访那些他们曾经迎击的暗礁和骇浪。只是，余生虽有幸，而幸生也匆匆。朝夕之间，断然取舍，我首先要走近的是我的家门胡适先生，一位立于风云激荡的新旧交替时代，无论思想界还是文坛上都可谓开风气的旗手与巨擘。
我与胡适先生的神交缘分，可以追溯到我的成人之年，１９９２年，我恰值弱冠，高考败北，仓皇辞校，被南下打工潮裹挟，流浪于深圳保安，逡巡于一地摊，暗浊的目光因为一本叫《人生大策略》的书而透亮，这书的作者便是胡适先生，其时我的“被教育”体系中的一位“反动文人”。二十年前所读的胡适自然不是今日心中的胡适。但是他的明白如话、如话家常的语言让一个学力苍白的高中生同他走得很近，以至很久以后，我真不敢相信他还是鼎鼎大名、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中国第一个拿起钢笔写白话的前清私塾秀才竟然是把白话文做得最纯正通达的人！
读今日的胡适先生，我已经越过其洪钟激越的殿堂，进入他墨香拂人的书室。越是走近他，越是觉得这位“现代孔子”名不虚传，其风度气质，古之仁人并不能过之。他以雄浑深湛的国学功底，反戈一击传统文化之不足乃至腐朽面，力量之惊人，亦不言而喻。当年我被《人生大策略》所吸引，是希冀其引领我的人生大格局；如今则不然，我认定胡先生乃是引领我们国家民族大局的，他的有关政治大策略，直至今日亦未过时。正如当代著名学者毛子水评介：“从我们民族文化的观点讲，（胡适之）可以说是社会中一位最伟大的引导者……并且可以使我们的民族有盛德日新的气象的。”他以年轻鲁迅十岁而成名于鲁迅之先，以至成名后的鲁迅也去信讨教、恭敬有加。今重读先生写于民族多灾多难之际的文字，犹有如闻春雷之惊喜。过去我以硬骨头文豪并肩船山鲁迅；今则以为，以气象言，以开生面的器识胆魄言，胡适先生甚至超越了王船山。正如胡适在《不必拜倒在孔圣人脚下》一文中将孙中山与曾国藩比较的一段文字：“在古典文学的成就上，在世故的磨炼上，在小心谨慎的行为上，中山先生当然比不上曾文正。然而在见解的大胆、气象的雄伟、行为的勇敢上，那一位理学名臣就远不如这一位革命领袖了”。胡适先生进而指出：“凡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化的震撼最大的人物，他们的人格都可以上比一切时代的圣贤”。他提出的论据是：“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夹棍板子的法庭、五世同堂的大家庭……”等等“固有国粹”的崩溃，不是圣贤的功绩，乃是“与欧美文化接触”之后国人取得的“消极的进步”。我们“数不清的圣贤天才”从来不曾指摘讥弹“三千年的太监、一千年的小脚、六百年的八股、五千年的酷刑”。“虽有整千万册的理学书，终无救于道德的低浅。宋明的理学家，谈性谈心，谈居敬，致良知，终因为没有作法，只能走上终日端坐、如泥塑人的死路。”历史的确在进步，历史人物也总是跟随历史洪流而俱进。朱熹超越汉唐儒者的遁经说义，开始创立系统的儒家学说——理学；王阳明为理学之反动，创立一套更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心学；王船山等清初三大儒则从朱王的空谈“理”“心”中走出，引领世人经世致用；魏源、曾国藩、张之洞等人接船山“继正开新、经世致用”之旨身体力行，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富国强兵，欲挽大厦于将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则受船山“太虚本动、天地日新”思想影响，维新变法、君主立宪；孙中山、黄兴、陈独秀、胡适则分别于政治、文化领域开展摧枯拉朽的革命……而纵观百余年来仁人志士振兴民族之功，“实践、科学”乃关键之关键词，而“一生经世致用”的船山先生实为洋务派、维新派、革命派等以科学实践为殊途同归的各路救国救民大军的思想盟主。科学实践就是经世致用更明晰的表达。
经世致用是以王船山为代表的古代圣贤最伟大可贵的思想和行动；科学实践则是以胡适为表率的现代学者终其一生言倡力行的，过去是，现在是，将来必定还是对中华民族复兴产生关键作用力的不朽贡献。
以下是胡适先生五四时期的演讲《国粹与西化》中的精彩表述：
１、我们对国家民族的信心不能建筑在歌颂过去上，只可以建筑在“反省”的惟一基础之上……我们的固有文化是很贫乏的。
２、我知道这种论调是触犯忌讳的，是至少要引起严厉的抗议的。可是我心里要说的话，不能因为人不爱听就不说了。正因为人不爱听，所以我更觉得有不能不说的责任。
３、世间讲“仁爱”的书，莫过于《华严经》的“净行品”，那一篇妙文教人时时刻刻不可忘了人类的痛苦与缺陷，甚至于大便小便时都要发愿不忘众生。但是一个和尚的弘愿，究竟能做到多少实际的“仁爱”？回头看看那一心想征服自然的科学救世者，他们发现了一种病菌，制成了一种血清，可以救活无量数的人类，其为“仁爱”，岂不是千万倍的伟大？
４、几千几百年之久的固有文化，是不足迷恋的，是不能引我们向上的。那里面浮沉着的几个圣贤豪杰，其中当然有值得我们崇敬的人，但那几十颗星儿终究照不亮那满天的黑暗。我们的光荣的文化不在过去，是在将来，是在那扫清了祖宗的罪孽之后重新改造出来的文化。替祖国消除罪孽，替子孙建立文明，这是我们人人的责任。
５、古代哲人曾参说最好：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先明白了“任重而道远”的艰难，自然不轻易灰心失望了。
这些用早期白话出之的思想，循循善诱、深入浅出。仁者风度，平易近人；智者妙语，亲切有味。如果说以这样方式做人说话能做到这样境界的人是顽固派反动派，还有谁是更开明的进步的？攻击胡适的人常给他戴上“全盘西化”的帽子，殊不知，胡适先生留下的千万字的著作，绝大部分“是我们民族文化最珍贵的材料。”（毛子水）胡适去世，蒋介石以白话做挽联，评价胡适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也是对信口雌黄歪曲胡适的人的回击。胡适的古为今用在他创作的中国科学社社歌里有一段动人的体现：“我们唱天行有常，我们唱致知穷理。明知道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是古代哲人中胡适比较欣赏的有科学精神的荀子的唯物论观点；致知穷理，则是胡适不肯盲从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朱熹的合理内核。
我读“现代论语”——《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发现先生做学问做人，正如其座右铭所述：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而对于传统文化的吸收与重视，更是令我惊讶，不仅为所有攻击他的对手所不及，而且堪称学界表率。在治学做人两个方面，胡适与船山的类比性，也就是严谨与严肃。此外，从胸怀的博大无私看，二人都是立志经略天下万世的：不求建立事功在我，但求责我以德相天，毕生信奉“功不唐捐”（胡适的白话解释为：“播了种一定会有收获，用了力决不至于白费”）。胡适常说：“许多大事都为‘立功’一念误了……为天下国家做事，当存‘为而不有’的观念。”船山在康熙怀柔天下之际，仍然遁迹山林，不求闻达，辛苦成书之后，将手稿赠予“知者”藏于家传之子孙者无几，同样是“为而不有”、但为立德而立言的体现。
胡适与船山的可比性，还体现在对待古代文化遗产的态度上，他们都是与时俱进的思想家。船山“认定唐虞三代和后世情况整个不同；认定在随时变革的社会制度中自有一定的过程和趋势；绝不像泥古者流，封建、井田、什一之税、寓兵于农、甚至肉刑，都想恢复起来。”（嵇文甫）“船山社会观的基点是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所以他只强调孔孟之志，而随处申言反对拘执圣人之法。”（戴鸿森）谭嗣同、章太炎最欣赏的船山文字是《黄书》中对于数千年以来统治者残酷鱼肉下层百姓的沉痛鞭挞。本人最欣赏的船山名言是“宁为无定之言，不敢执一以贼道，无绳天下以必从其独见。”这里闪耀的就是现代自由主义、多元化思想的光芒。
胡适采用西方近代哲学的体系和方法研究中国先秦哲学，把孔子和儒学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用“平等的眼光”与诸子进行比较研究，在肯定“老子、孔子打开了自由思想的风气”与提升个人地位的同时，破除了儒学独尊的地位和神秘色彩。
“整理国故的主持者、新红学创始人”的胡适说：“读古人的书，一方面要知道古人聪明到怎样，一方面也要知道古人傻到怎样。”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自由主义的先驱”的胡适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胡适于一九二四年七月九日致钱玄同的信中这样推介船山：“王船山的《正蒙注》《俟解》《思问录》《噩梦》皆可看。他得《正蒙》之力甚多。他要人明白自己（人）在宇宙间的高等地位，努力做“超人”（豪杰）。他最恨“凡民”，“众庶”，——只晓得吃饭、穿衣、睡觉、生儿女的人是也。所以我说他似尼采。”
总之，至少在学术与政治两个领域，反对专制，力争个体自由，胡适接上了王船山的足迹，如同借助现代交通工具的优势一般，胡适走得更快更远。
我拟以孔门弟子为孔子撰《论语》的方式为胡适先生另撰一部言行录，因其客观科学的求知态度、大胆细致的实践功夫以及明白亲切的语言境界。我以为在做好船山学研究的同时辅之以胡适研究，可期优势互补：一位是集传统文化大成的圣贤，一位是现代社会破旧立新之文化先驱，以此二圣为我问道治学之并驾马车，则人品学问精进，或可计日而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