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港（讲）。”
每次电话打到上海去，首先必定听到这样的声音，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一样这样问的。但当对方一旦听出你不是上海人，而是一个外地人时，则会立刻换成普通话：“请问找谁？”
时间长了，我已经很习惯上海人的这种本土意识，即在第一时间里，总是操他们的母语。甚至我也很喜欢他们这样的问答，觉得自己离这个世界大都市蛮近的。只是我自己说不了三句半上海话，不然倒很愿意逗他们玩的。
语言是一个人身上的文化烙印，这个烙印越深，越能够表明他（她）生长的环境，他（她）所受的教育程度，他（她）交游的范围。形成这种文化的烙印，并非像拿个烙铁在什么东西上烙一下那么容易。同样道理，洗去这种烙印也非一朝一夕。到上海已经十年，满口“阿拉”、“白相”的庄经理请我到红子鸡吃饭，他的一双眼睛老是盯着端盘子的服务员。“依口（看），个（这）小姑娘来的时间不长。”问他怎么看出来的，是不是听她上海话不正道。答日：“佛（不）是。侬口（看）她脖颈，漆黑漆黑的，跟抹了粉的面孔差得老远。”“但是，个（这）不要紧的，几个月半年就好了。”他又补充说。
真是门道经！
但上海话却不是几个月半年就能学会的，特别是年纪大的，年年到上海做工，多少年下来，也还只是能够听懂，要开口港（讲），特别是跟上海人争吵，还是会露马脚。
但如果是很年轻的，特别是在上海读了大学，最后又留在上海工作，这种人，不用说，上海话讲得呱呱叫，身上透露出来的信息，与上海人相差无几。他们也就是通常所指的新上海人。
一个城市有很多外地（甚至外国）来的“新人”，至少表明它是很开放的、很有吸引力的。全城人无论机关、学校还是农贸市场、大会主席台上，都操一种难听的方言，就凭这一个指标，可以断定这个城市是欠发展的，是封闭的，是与传统农村相去不远的，一切对于发展成就的鼓吹都是让人怀疑的。反过来，如果将外地人与本地人口之比，作为考核发展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说不定我们的工作格局、社会风貌，会为之一大变。据说对于一个城市国际化程度就有这样的考核指标。
上海在鸦片战争前夕，全县人口才五十万多一点，县城及近郊人口不足二十万。鸦片战争后，上海迅速向近代大都市迈进，到二十世纪初，人口突破一百万。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人口突破二百万。到二十年代末，人口突破三百万。抗战爆发后，人口接近四百万。人口快速增长有着多方面原因，包括战争的、水旱灾害的，但主要原因是对外开放，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开放中最值得关注的是对异乡人的包容。
章原先生是我新近认得的一个朋友，白白的，瘦瘦的，他算得最新的新上海人，刚从复旦研究生院毕业。他还不习惯用“请港（讲）”这样的话来问人，但他说话的声音、语调、语气已经非常接近“上海味道”。我想他肯定已经会说上海话，只是作为新上海人，他可能不希望做一个只会说上海话的上海人吧。汶一点倒叫人蛮佩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