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
在大街上几家古本屋里耽搁了两个钟头，抱了十多本《现代日本文学全集》出来，这里面有森鸥外，岛崎藤村，有岛武郎，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志贺直哉和别的一些文人。金一元五十钱也。确实是很便宜的罢。上了自动车，心里还颇高兴，因此又想起了一件事情。
离开上海的前两天，无意间买了一本美国版的《沙宁》，是有插图的大字本，而且是作为新书买来的，价三元，我觉得很便宜。不过据一个朋友说在别的书店去买，也只要花这样的价钱。就是这同样的书，北平北京饭店内的法文图书馆的伙计曾向我讨过二十元的高价。相差得这么多！书贾们的赚钱的欲望也就大得可惊了。我并没有听错话，因为说话的是中国人，而且同去买书的还有我哥哥。结果那天我花去四元买了一本“现代丛书”版的，译文是一样，却是没有插图的小字本。这种版本在别处只售价六元的事情，我并不是不知道。
在上海红鸟书店买法文书也会常常遇到这种情形。有一次我要买一本小册子，大概是在巴黎公社殉难的Varlin氏的纪念册罢，原价两个法郎，以为花四五角钱，就可以了。问那位中国伙计，他却毫不客气地向我要两块钱。他的那副吃人的面孔和声音就把我吓跑了，以后我几乎不敢再进这书店去。过了几天我有一次路过环龙路，又记起了那书，终于壮了胆子走了进去，这一次遇见的是一个法国人，结果付了八角大洋把小册子拿走了。这样看来外国商人的贪心远比那给他帮忙的中国伙计的贪心小一点罢。而在外人卵翼下做奴隶的中国人对于同胞的那种气焰，也就够叫人齿冷了。
在中国西洋书店里这种情形是很普通的。邮政局是衙门，早有人说过。西洋书店是衙门也是真的事情。从前连商务印书馆也仿佛摆过衙门的架子呢！现在大概是改良了。还有，在中国我很少到大的商店里去买东西，因为我走进那些地方，就好像进了衙门去递呈文。这心情我在法国，在日本却没有感到。
这些话似乎离题太远了，我应该回转来说说图书馆的事情。在中国假若有一个完备的图书馆，我们也就可以少受书店伙计们的闲气了。譬如倘使北平图书馆有一本英译本的《沙宁》的话，我也不会像朝耶路撒冷似地在各西书店去搜求这本书了。我不妨明白地说一句话罢，北平图书馆作为一个装饰品。是无愧的。而作为一个为人民设备的图书馆，那就完全放弃它的责任了。一般人不需要的那样堂皇的建筑在那里是有的；而一般人需要的普通的书籍在那里却常常缺乏。我找过E.Eola，找过H.Ellis，找过E.Carpenter……，他们的重要著作却没有一部。我更可以夸张地说，我要读的书，那里全没有。我为了找书不知道白跑了若干次，但如今北平图书馆却以“为国家搜集善本书的责任”
自豪了。事实上像那用一千八百元的代价买来的《金瓶梅词话》对于现今在生死关头挣扎着的中国人民会有什么影响呢？难道果如那些文化膏药式的学者所说一民族的存亡全系于文化，而文化的精华就在于这般“古董”么？
自动车走过海边的一站停了，我望见一只刚开出的轮船。这轮船是往中国去的罢。我不觉把眼睛抬得高高地往西边看。
[附记]
听说北平图书馆方面发表了答复我的文章，可惜我没有机会读到。一个朋友写了文章为我“声援”，这也近乎多事。又一个做过北大教授的朋友对我说：左拉的书那边有，曾有一本法文目录寄给他，这当然是真话。不过在馆内的目录里却查不着，我要看也无法看了。至于霭理斯的七卷《性心理》，加本特的《全集》等等，我查了好几次目录，都没有查着，也许这种书是有的，只是不做教授的我们不配看罢了。我应该道歉，因为我以前不明白文化城里的图书馆的特别的使命，现在明白了，所以人也就变聪明了。
写于1935年
我的“仓库”
我第二次住院治疗，每天午睡不到一小时，就下床，坐在小沙发上，等候护士同志两点钟来量体温。我坐着，一动也不动，但并没有打瞌睡。我的脑子不肯休息，它在回忆我过去读过的一些书，一些作品，好像它想在我的记忆力完全衰退之前，保留下一点美好的东西。
我大概不曾记错吧，苏联作家爱伦堡在一篇演说中提到这样＿件事情：卫国战争期间，列宁格勒长期被德军包围的时候，一个少女在日记中写着“某某夜，《安娜·卡列尼娜》”一类的句子。没有电，没有烛，整个城市实行灯火管制，她不可能读书。她是在黑暗里静静坐着回想书中的情节。托尔斯泰的小说帮助她度过了那些恐怖的黑夜。
我现在跟疾病作斗争，也从各种各样的作品得到鼓励。人们在人生道路上的探索、追求使我更加热爱生活。好的作品把我的思想引到高的境界；艺术的魅力使我精神振奋；书中人物的命运让我在现实生活中见到未来的闪光。人们相爱，人们欢乐，人们受苦，人们挣扎，……平凡的人物，日常的生活，纯真的感情，高尚的情操激发了我的爱，我的同情。即使我把自己关在病房里，我的心也会跟着书中人周游世界、经历生活。即使在病中我没有精力阅读新的作品，过去精神上财富的积累也够我这有限余生的消耗。一直到死，人都需要光和热。
人们常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有深的体会，我的心灵就是文学作品塑造出来的。当然不是一部作品，而是许多部作品，许多部内容不同的作品，而且我也不是“全盘接受”，我只是“各取所需”。最近坐在小沙发上我回忆了狄更斯的小说《双城记》。
我最后一次读完《双城记》是1927年2月中旬在法国邮船“昂热”上，第二天一早邮船就要在马赛靠岸，我却拿着书丢不开，一直读到深夜。尽管对于1789年法国大革命，我和小说作者有不同的看法；尽管书中主要人物怀才不遇的卡尔顿是现实生活中所没有的；但是几十年来那个为了别人幸福自愿地献出生命从容走上断头台的英国人，一直在我的脑子里“徘徊”，我忘不了他，就像我忘不了一位知己朋友。他还是我的许多老师中的一位。他以身作则，教我懂得一个人怎样使自己的生命开花。在我遭遇恶运的时候他给了我支持下去的勇气。
我好久不写日记了。倘使在病房中写日记，我就会写下“某某日《双城记》”
这样的句子。我这里没有书，当然不是阅读，我是在回忆。我的日记里可能还有“某某日《战争与和平》”，“某某日《水浒》”等等。安德列公爵受了伤躺在战场上仰望高高的天空；林冲挑着葫芦踏雪回到草料场……许多人物的命运都加强了我那个坚定不移的信仰：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贡献；不在于接受，不在于获取。这是许多人所想象不到的，这是许多人所不能理解的。“文革”期间要是“造反派”允许我写日记，允许我照自己的意思写日记，我的日记中一定写满书名。人们会奇怪：我的书房给贴上封条、加上锁、封闭了十年，我从哪里找到那些书阅读？他们忘记了人的脑子里有一个大仓库，里面储存着别人拿不走的东西。只有忠实的读者才懂得文学作品的力量和作用。这力量，这作用，连作家自己也不一定清楚。
托尔斯泰的三大长篇被公认为19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但老人自己在晚年却彻底否定了它们。高尔基说得好：“我不记得有过什么大艺术家会像他这样相信艺术（这是人类最美丽的成就）是一种罪恶。”可是我知道从来没有人根据作家的意见把它们全部烧毁。连托尔斯泰本人，倘使他复活，他也不能从我的“仓库”里拿走他那些作品。
写于1983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