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
钱三强秉雄德充
一、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距今已六十年。五四运动前夕，《新青年》杂志正在提倡“民主”和“科学”。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中，提出打倒“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口号的我们的父亲逝世也已整整40年了。
时间虽然过去了四十年，但父亲的容貌举止，他那爽朗的谈笑声在我们的记忆中是难忘的。他身材不高，载着近视眼镜，夏天穿着件竹布长衫，头戴白盔，腋下夹着一个黑皮包，穿着黑色圆口鞋，在傍晚的时候，他回到家里看一看，呆不久，不吃晚饭又出门去了。那时我们年纪小，正在小学里读书，也不知是怎么回事，只觉得父亲是一个“忙人”，在家的时候很少。后来知道父亲那时除了在学校教课外，还参加了新文化运动，所以下午、晚间常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讨论问题，并为（（新青年》杂志奔波约稿。这正是五四运动前一两年的时候。他晚间也不住在家中（那时我们家住在宣外琉璃厂西北园），而是住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员宿舍里。其实，高师宿舍离我们家也不远，只隔着一条胡同。有时，我们有事去找父亲，见他住的宿舍中除去床和书桌外，书架上满堆着书报杂志，书桌上除去纸墨笔砚外，有两个黄铜制的蜡烛台最引我们注目，插在烛台上的白洋蜡点得剩下很短的一截儿，四周还有流下来的蜡烛油，父亲曾说过：“夜深人静是读书写文章最好的时候。”那时他经常是在两支白蜡烛光下写文章看书到深夜。
父亲的青年时期，是在风雨如磐的黑暗岁月中度过的。六十年前我国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是北洋军阀专制的统治，政治腐败，社会制度落后。这些都使父亲对祖国的前途十分忧虑。他在《论应用之文亟宜改良》一文中说：“自丙辰春夏以来，目睹洪宪皇帝之反古复始，倒行逆施，卒致败亡也；于是大受刺激，得了一种极明确的教训：知道凡事总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最粗浅的例，如我今年三十一岁，明年便一定是三十二岁，决无倒退为30岁之理。……
研究1916年以前之历史，道德政治文章，皆所谓‘鉴既往以察来兹’，凡以明人群之进化而言。故治古学，实治社会学也。断非可张‘保存一国粹。’之招牌，以抵排新知，使人人褒衣博带，做二千年前之古人。吾自有此心理，而二年以来，见社会上沉滞不进之状态，乃无异于两年前也，乃无异于七八年前敏……
质而言之，今日犹是戊戌以前之状态而已’，故比来忧心如焚，不敢不本吾良知，昌言道德文章之当改革。”他看到辛亥革命失败以后，北洋军阀的头子袁世凯窃夺了大总统的权位，他做总统嫌不够，还想当皇帝，他当了83天的洪宪皇帝就死了。袁世凯虽然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但其遗毒仍是存在的。辛亥革命后废除的“祭孔”、“读经”又恢复了，北洋军阀政府中的一些旧式文人打着“保存国粹”的招牌来抵制科学和新知识的输入，以专制独裁来压制民主，祸国殃民，出卖我国矿山铁路的主权，向帝国主义国家借款来维持其反动政权。那真是倒行逆施到了极点！他想要改革封建的道德文章和读经的情况，从哪里下手呢？当时社会上复古的封建势力相当大，不容人提出反对的意见。幸好，1917年蔡元培做了北京大学的校长，对北大校务大加整顿革新，还聘请陈独秀为文科学长。陈独秀对文科的课程大事改革，他又是（（新青年》杂志的创办人。1918——1919两年的《新青年》是由六位教授轮流编辑的，他们是陈独秀、胡适、刘复、沈尹默、李大钊和父亲。他们当时都在北京大学任教，课余聚集在一起讨论新文化运动中的问题，研究如何向封建的旧势力旧习惯做斗争。
1917年，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一发表，他提出推倒贵族文学，建设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设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设社会文学。他说：“改良中一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见陈独秀答胡适的信（《新青年》1917年）。父亲是积极拥护赞成的。他平日深深感到我国古文和语言不合，使青年学生不能在短时间内学好语言文字，写出表达思想感情通顺的好文章来。这对于普及教育和学习科学知识是不利的，有很大的阻碍。
他还说：“旧文章的内容，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青年子弟读了这种旧文章，觉其句调铿锵，娓娓可诵，不知不觉，便为文中之谎谬道理所征服。”见钱玄同寄陈独秀信（《新青年》1918年3月14日）可见旧文章从形式到内容都是不利于青年人的，所以必须改革。他在《尝试集》序中更从正面说：“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对于那些腐臭的旧文学，应该极端驱除，淘汰净尽，才能使新基础稳固。”那时既然要和旧文学宣战，非这样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明确的主张不可。他说：“文选派”是第一种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桐城派”是第二种弄坏白话文章的文妖，“这两种文妖，是最反对那老实的白话文章的。因为做了白话文章，则第一种文妖，便不能搬运他那垃圾的典故，肉麻的词藻；第二种文妖，便不能卖弄他那可笑的义法，无谓的格律。并且若用白话做文章，那么会做文章的人必定渐多，这些文妖，就失去了他那会做文章的名贵身份，这是他最不愿意的。”①父亲提出打倒“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口号是从文章发展过程中提出来的。他举例说，“然而司马迁做《史记》，采用《尚书》，一定要改去原来的古语，做汉人通用的文章：像‘庶绩咸熙’改为‘众功皆兴’，……可知其对言文虽然分离，但是做到文章，仍旧不能和当时的白话相差太远；若是过于古奥的，还是不能直用。”这就表明语言和文字应该一致。什么时代的人就应该用什么时代的话来写文章，这是很明显的道理，可是在距今六十年前，北洋军阀、旧式文人和遗老们看到提倡白话文，打倒文言文，那还了得！视为“洪水猛兽”，像掘了他们祖坟一样的难受。到五四运动前夕，桐城派古文家林琴南便和北大校长蔡元培大开笔战，并且要唆使一个壮士“荆生”，把“金心异”的眼镜打坏了。（这是当时林琴南因看到白话文将得人民的拥护，积愤而做的一篇文言小说《荆生》，其中“金心异”就是暗指父亲。）
父亲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最多的文章是用通信的方式写的，其中以给陈独秀、胡适和刘复的最多，讨论的内容是怎样建立新文学。他主要的贡献，是从文章发展的自然趋势上和语言文字的学理上来说明新文学建立的必要和可能。他还写了些随感录，如《斥顽固和国粹派》，《斥复古国粹派的谬论》、《斥士大夫为封建统治帮凶》，《民国人民要一律平等》，《奉劝世人要虚心学习西人一切科学、哲学、文学、政治、道德》，《谈作文应表达真义，不要只求慕拟古人》等等。这些随感录都是和当时守旧派文人和遗老们作斗争的。钱玄同：《尝试集·序》。
在父亲担任《新青年》杂志轮值编辑时，他曾不断地动员鲁迅为《新青年》写文章。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小说《狂人日记》。
父亲不但在提倡白话文学方面努力去干，并且在反对“吃人的旧礼教”斗争方面也是一员大将。他认为二千年来，把孔丘当做“教主”来崇拜，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用纲常、礼教、名分等来压迫人民，就等于是“吃人”。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包办买卖式的婚姻”，“立贞节牌坊”等。历代反动统治者就是利用这些封建的教条把人民人为地分成等级，尤其是对于女子压迫更甚，所以旧礼教非打倒不可。而旧礼教附魂于孔丘，所以非一拳打翻孔家店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