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牧
在人事表格的“籍贯”一栏里，我向来填上的是“澄海”二字。名义上我是广东澄海人，而实际上，在近七十年的生涯中，我在乡间居住的日子不足五年，其它六十多年不是在海外，就是在国内各地度过。至今，我并不能操极其流利的家乡语言，一般的对话是可以的，但是冷僻、深奥、语义双关、含意微妙的一些词语，我就讲不来了。
我们的家从小就是一个动荡的家，它并不穷困，甚至大体地讲，还可以说是个“小康之家”，至少我从小到大，在家期间，从没有尝过饥饿的滋味。但这个家庭却是个动荡之家，它仿佛一艘帆船，总是在惊涛骇浪中航行，经济不景气，社会动荡的阴影笼罩着它。我父亲的酗酒和任性的行为，又使得它更加颠簸不安。
我们这个家庭，先人出洋历史悠长，并非自我父亲一代开始。大概在清朝咸丰年间吧，我的曾祖父坐着红头船（清代对某些港口向外洋航行的船舶，船头应该漆上什么颜色，曾经作过一些规定），到暹罗（现在的泰国）去，在那儿和一对傣族姊妹结了婚。夫妇分属于不同的国家和民族，问题就来了，那对傣族姊妹不愿意到中国来，我的曾祖父却始终忘不了“叶落归根”的古老格言。长期无法处理的矛盾后来终于这样解决了：曾祖父经过一番策划，横下一条心，抱着我那还在幼年的祖父下了船，回到“唐山”（华侨对于祖国、家乡的统称）。大洋远隔，夫妇间的关系就这样斩断了。
曾祖父回到家乡之后，大概是由于内疚吧，就把这个秘密告诉了新娶的唐山妻子。大概也同样是由于内疚吧，曾祖母经常梦见两个异族女人口里嚼着栳叶（蒌叶）和槟榔，睁着怒眼，伸手向她要回儿子。为了禳灾，或者更准确地说，为了使自己的良心获得安宁，曾祖父买了纸船、香烛，曾祖母祷求这两个异族女人的魂魄坐上焚化后的纸船，重归本土，勿再扰她清梦，她愿意尽心抚养好她们的儿子，并把她们的称号写上神主牌去，在龛里享受世代儿孙的香火祭祀。
因此，我家神龛里，曾祖父的牌位上，除了有姓氏的“夫人”以外，还有两个没有名姓的“夫人”。而我们兄弟姊妹呢，计算起来，也还有八分之一的傣族人的血统。
像这一类故事，在侨乡并不算是怎样新奇的。我们这位傣族妇女所生的祖父，我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儿孙会去飘洋过海，自然也是十分顺理成章的攀。
我的父亲的名字叫做林运三，他起初是乡间的一个裁缝，积蓄了一笔钱之后，就到暹罗、新加坡等地谋生。他只读过私塾，然而书法极好，可以说完全达到书法家的水平。他又非常好学，小时候，我们常常看到他在浏览诸子百家或者其它什么典藉报纸。由于勤奋学习的缘故，他后来在商业上获得一些发展，在我懂事的时候，他担任的是一间米行的经理。真正的老板在暹罗，他就成了资方在新加坡的代理人。在他比较发达的时候，除了家乡的妻子（我的大母亲）
之外，又陆续娶了两个侍妾，这就是我的生母吴琼英和三母余瑞瑜。她们都出身穷困之家，小时候都当过丫头。
这样，我父亲的家就分成两半，一半在澄海樟林老宅里，它由我的大母和她的儿女以及我的三母组成：一半在海外，它由我父亲、生母以及我们七兄弟姊妹组成。我的第三母亲没有生育，她时常来往于乡下和新加坡之间。在我们的生母逝世以后（在我七岁时她就逝世了），她专程从乡间到新加坡来照料我们。
虽然她和我的生母关系原本并不很融洽，但是她却尽心尽意照料我们。旧时代有些女性在抚养丈夫前妻子女时，那种忘我牺牲的精神，的确是很了不起的。
我长大后写的纪念母亲的文章，描述的就是我的这位第三母亲，因为她给我的印象，较之我对我的生母的印象还要深。
我1919年初秋诞生于香港。那时候，父亲正在香港经商，大概已经建成一个小康之家了。我们当时住在香港高升街附近，为了庆贺我的诞生，家里曾经请了一棚木偶戏（潮汕人叫做“纸影戏）在附近演出。从这件事可以想见我们家境不差。我小时候的名字叫做“阿书”，学名派光。“阿书”这个名字是父亲找人扶乩时在沙盘上划出来的。这自然是一种迷信活动。然而我长大后居然成为一个写书的人，却不能不说是极其有趣的巧合。在我三岁的时候，我们全家从香港迁居新加坡。
父亲对于我，在好处和坏处方面都给了相当的影响，因此这里我想多谈谈他。
父亲的特点是好学、好奇、敢作敢为、勇于助人。他喜欢读书，非常勤奋，前面已经说过一些了。他曾经买来两个小西瓜大小的石球，亲手在上面绘上世界地图。我们家有一个酸枝古董柜，专门陈放各式各样的古玩。里面除了箭筒、水晶、瓷瓶、宣炉等等外，还有沉香、犀角、羚羊角、虎乳（结成一团的深灰色的东西）等等。客厅的墙壁上，还挂有一条丈多长的鳄鱼标本。、父亲超脱自许，对于一些和他来往的商人背后的评价往往是“俗不可耐”、“目光如豆”一类的评语。父亲除了爱读书以外，还爱吃各种离奇古怪的东西，例如：鳄鱼、蝙蝠（热带的果蝠，每只重一二斤）和各种野兽的肉，我们从小就都跟他吃过，碰到买上鲎（一种剑尾类的节肢动物）、鳖、乌龟、蛇、蛤蚧一类东西的时候，他还动手亲自宰杀烹制，所以我从小也学会宰杀这类东西。由于商业上的往来，父亲的足迹踏遍暹罗、缅甸、马来亚半岛、东印度群岛的爪哇、三宝垄、泗水等地（那时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还未立国），是一个见闻颇广的人，常常给我们讲述异域见闻。他的好奇心和冒险性还表现在这么一桩事情上：他青年时代侨居暹罗，当地流行火葬，当时一个小州府设于一个小林子里的停尸场（死尸一般在焚化之前先在停尸场里停放数日），听说常常“闹鬼”，有人曾于夜间路过附近时，见到有“鬼”在停尸场中出没，吓得赶快奔逃，人们言之凿凿，闹得草木皆兵。我父亲刚巧有事到那个州府去，听后不肯相信，和一个胆子很大的朋友约好，一个夜里，各自持着猎枪和强光手电筒，守在林子旁边，观察究竟。
深夜里，果然见到幢幢“鬼影”出现在林子里，他们开枪轰击，并立刻扭亮了手电筒，看到一个黑影迅速向林子的另一方向逃跑了。他们赶上前去，看到停尸场里有个少女的尸体已被拉开了裤子。原来是一个色胆包天的歹徒到停尸场来奸尸，这样的事情原来已经发生过好几起了。我父亲多次向我们谈起这件事。
他的好奇和大胆由此可见一斑。
父亲因为担任米行经理，家境还不错，每次买米时总是大袋大袋地要米行送来（每袋一百公斤）。有些穷苦亲戚前来探访，家里常常一篮篮地赠米。但这还是细微末节。斥资助人，给人担保的事他也常常干。有时被担保的人大败亏输，或者拆了烂污，他就得负责赔偿。为了这些事情，家中时常发生争吵。我们家后来的破落，和父亲为人担保受累也有不小的关系。
然而父亲毕竟是个旧式商人，这从我们家里的陈设也可以推知一二。我们家里只有酸枝台椅、古董柜、中式睡床之类的东西，而没有什么沙发、高级电器之类的家具。父亲只读古籍，极少涉猎新文学一类的作品，而且，他久居商场，也未能免除商人陋习的影响。首先是他爱酗酒，酒量惊人。在香港南北行街经商的时候，他是潮籍商人中名列第三的酒徒。他一天可以喝完一瓶白兰地酒。，当时新加坡的商人盛行喝一种法国“铁线标”白兰地，每樽酒外面都有一层铁丝络紧紧包裹着。我小的时候常被父亲差遣去酒店买酒，买的就是这种牌子的法国货。每次他都是一瓶酒当天喝完，而且不需要什么下酒的菜。但他并没有“千杯不醉”的能耐，喝醉了，时常闹得家里不得安宁，他或者烂醉如泥地躺着，急得我的生母或者三母亲气急败坏地用凉毛巾给他敷额，煮姜汤解酒，或者忙碌地清理着呕吐物，家庭常常由此引起激烈争吵。我对这一点印象很深，由于对喝酒反感，长大后我竟成为一个不会喝酒的人，一杯“茅台”就足以使我醉倒了。
我父亲还时常涉足风月场中，那时各个行帮的商人都有自己的俱乐部。每逢星期六或者什么固定日子的一晚上，就群聚饮宴，猜拳嬉闹，找歌女或妓女陪酒。我父亲有时竟也带我去参加（那时我四五岁），他的放纵之处从这桩事情也可以想见。
父亲的好学，任性，对我们兄弟姊妹都各有若干程度的影响。我的二姊，抗战时期抛下家庭去报考军校，以后又曾经女扮男装去参观过妓馆。我的另一位姊姊，我们叫她就姊，后来侨居泰国，六十岁时，有时还让儿女们抬着她在客厅里绕室嬉戏。她有一个儿子，已经当上了经理了，在男女关系上犯了错误，她还是挥起藤鞭便打，执行家法。我后来也有任性、偏激，气头上什么都不怕的那种性格，这或多或少都和父亲的影响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