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风
能说‘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这话而实际做到的人，才是真正的文人。一一
郁达夫：《文人》记忆的负荷已经过重的人，必然有某些记忆逐渐‘淡出’而终於消失的。据许多上年纪人的共同经验，越是昨天的近事越容易忘记，而童年的记事或早年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却顽固的存在着。但是在我来说，经过了那十年不正常的生活之后，连本来是鲜明的、活跃的、深刻的记忆也模糊了，听别人谈起自己的往事，就像是第一次听到新奇的故事一样，其遗忘的惊人处经常成为朋友们取笑的题目。
对於三叔达夫的记忆就像一幅非常熟悉的亲切的画，却是只有色彩没有线条，只有光影没有具象了。虽然自抗日战争以后，就没有和他再见面，但是在他的家属后辈中，包括他的儿女在内，我和他接触的时间算最长了。下面所写的除了我自己的回忆以外，还根据我幼年时从长辈那里所了解的，和他自己写的以及其他文字材料，描出三叔一生中各个阶段的片断，以砖引玉，希望引起同时代的许多前辈和同辈对达夫的更真切的回忆，为研究工作提供史料。
对於达夫的悲剧性的一生及其贡献还没有全面的定论。在读者的印象中，无论是迷恋他的或唾骂他的，‘颓废作家’这顶帽子是戴上了的，似乎从《沉沦》到《日记九种》到《毁家诗纪》就是他的全部，最多再加上名士派的游记和旧诗。特别是对於他晚期去海外以后的作品和作为，国内介绍得很少，即使是过去在国内出版的作品，解放三十年来重印的也很有限。最近看了一些在海外（包括台湾）出版的他的文集和别人纪念他的文集，不能不联想到他的许多往事，和对於一个作家盖棺论定最重要的晚节，想到像他那样一个赤裸裸来去的率真的作家，如果不能以他全部的本来面目留存在人们心中，留存在文学史上，再过百年以后，就将是不可挽回的遗憾了。
1979年10月
少年时期
我们郁家祖上世世代代就住在富阳县城靠富春江边一条小石板路上的一所破旧的木结构房子里。我小时候记得，无论晴天和雨天，那条小石板路上总是湿的泥泞，因为大家都从江边挑水上来走过这里。满满两桶水就要洒剩七八分。
路口上是一排茅厕，搭着草棚，一根长的粗毛竹横架着被人坐得精亮，下面是一排几口粪缸。
可是三叔和我父亲一样，从来都把家乡看作是最美的地方，如三叔在他写的《还乡后记》中引用六朝人吴均的名句来形容富春江：“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但是在他们出生的清末，正是连年战乱，地瘠民贫，而且由於富春江从历史上以产鲥鱼和茶著名，被指定为皇室贡品，就更成为人民的灾难。有一首明代人传下来的民谣，小时候父亲曾教我背诵，它唱得如此沉痛：
富舂江之鱼，富春江之茶，
鱼肥卖我子，茶香破我家。
采茶妇，捕鱼夫，官府拷掠无完肤。
吴天何不仁，此地亦何辜？
鱼何不生别县，茶何不产别都？
富春山，何时摧，富春江，何日枯？
山摧茶亦死，江枯鱼乃无。
呜呼！山难摧，江难枯，我民不可苏。郁家祖先是以教书行医相传的。我的祖父郁士贤幼年失父，家境贫困，曾祖母戴氏我叫她阿太的，勉强把独子抚养成人，设塾授课附带行医。也曾短期在富阳县衙门户房当司事（即文书）。祖母陆氏生下我父亲连生（郁华，曼陀）、二叔浩生（郁浩，养吾）和三叔荫生，这是他们三兄弟的小名，我小时候经常听到家乡的老人都是这样叫他们的。三叔生於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12月7日，和我父亲同属猴，父亲比他大十二岁，二叔比他大五岁。有过一位姑母叫阿凤，从小就给了人家当童养媳，后来结了婚生了三个孩子就死去了，我始终没见过。
三叔生下来第三年，祖父就和曾祖父一样早早去世了。祖上留下的薄田六亩也因无力耕种卖掉了，就剩下那三间破房子。两代寡妇祖孙五口全靠祖母缝补洗衣勤俭度日。父亲和三叔、二叔后来还常爱说起童年时吃的下饭菜就是“卤苋菜管”，这是捡人家不吃丢掉的老菜根，泡在盐水里酶过，祖母为了让他们吃得香，每次吃饭都要赞美：“透鲜啊！”这句家乡话我小时候也听见祖母吃起东西来总爱说的。
无论生活怎样艰难，祖母坚持让孩子们读书，父亲十七岁就以府道试第一名入学，从此一直用的是官费直到去日本留学。这样他还能节省下来贴补弟弟读书。那时三叔只有五岁，聪明过人，在全家的爱护下，七岁人私塾启蒙，九岁时就能作诗，他后来的《自述诗》有“九岁题诗四座惊”之句。光绪三十一年（1905），清廷诏令废止科举考试，并将各省原有书院一律改建为新式学堂。
1906年达夫十岁（按足龄）入了富阳县立高等小学，翌年春以成绩优异而跳过二年级直接升入三年级。而家中祖上遗留的四史唐诗等旧书又成为他课余的辅助教材。他在1927年回顾童年时写道：“我在小学中学念书的时候，是＿个品行方正的模范学生，学校的功课做得很勤，空下来的时候只读读四史和唐诗古文，当时正在流行的礼拜六派前身的那些肉麻小说，和林畏庐的翻译说部，一本也没有读过。只有那年正在小学毕业的暑假里，家里的一支禁阅书箱开放了，我从那支箱里，拿出了两本书来，—部是《石头记》，一部是（《六才子》。”
在富阳高小三年级（实际读了两年，十二岁）毕业后到杭州投考杭府中学，被录取了但又因一时学费不够而改人用费较低的嘉兴府中学读了半年，才又回到杭府中学。这时期他的全部兴趣都在读“闲书”和游山逛水，仅有的零用钱都送进叫做梅花碑的旧书店里，据他自己在自传中说，当时买来的书中使他狂喜的有三部：一部是“《吴诗集览》（清代诗人吴梅村的集子），一部是《庚子拳匪始末记》“使我满肚子激起了义愤”，还有一部是“署名曲阜鲁阳生孔氏编订的《普天忠愤集》，甲午前后的章奏议论，诗词赋颂等慷慨激昂的文章，收集得很多，读了之后，觉得中国还有不少的人才在那里，亡国大约是不会亡的”。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和这些前辈古人的民族正气文章，培育了他的爱国诗人的气质。稍后他又涉猎诗集词曲杂剧，他的《自传》中说：“真正指示我以做诗词的门径的，是《留青新集》里的《沧浪诗话》和《白香词谱》。……记得《桃花扇》和《燕子笺》是我当时最爱读的两部戏曲。”也可以说从这些作品的感染孕育了浪漫主义的萌芽。这时期的少年达夫已经像着迷似的作些诗词，并且私下里用笔名向报纸投稿，“第一次投稿被采用的，记得是一首模仿宋人的五古，报纸是当时的《全浙公报》”，其后便渐及於《之江日报》，和上海的《神州日报》。
据他说直至两三年后，觉得投稿已有七八成把握，才用真名发表。那时的真名是用“郁文”。
读了两年中学，到了1910年（十四岁），他认为学校里教的中文已没有什麽好读的，科学在当时也不被重视，算来算去只有英文是他所欠缺的，於是就转入了美国长老会办的育英书院。数月后由於参加了反对校长的学潮而被开除，又转入另一浸礼会办的教会中学，仍然看不惯那个教务长的奴颜婢膝、谀媚洋人、趾高气扬、压迫同学。他回忆说当时正处在辛亥革命的前夕，中国经过了洪杨起义，两湖山东捻子的运动，回民苗族的闹独立，以及徐锡麟、熊成基诸先烈的勇猛牺牲，丧权辱国的慈禧当权，“怨愤与被压迫的悲啼，以及人心跃跃、山雨欲来的空气，实在还不止是一个教会学校里的舆情”。他说：“是在这一年的年假放学之前，我对当时的学校教育，实在是真的感到了绝望，於是自己就定下了一个计划，打算回家去做从心所欲的自修功夫。”他的计划就是：订阅上海发行的进步报刊，遍读家里所藏的四部旧籍和在杭州买的许多新书，在已读完第三册文法的基础上自修英文。“若能刻苦用功，则比在这种教会学校里受奴隶教育，心里又气，进步又慢的半死状态，总要痛快一点”。於是真的就住在富阳家乡那所老屋里两年，忍受着亲友长辈的非难和邻人的讪笑，阿太和祖母管不了他，能管他的大哥—我的父亲又不在家，他是完全自由地读自己爱读的书。精读了《资治通鉴》和两部《唐宋诗文醇》和其他典籍，有时一个人到田野间去，接触到农民疾苦，再就是阅读上海寄来的报刊。他深有体会的说：“实际上这将近两年的独居苦学，对我的一生，却是收获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预备时代。”
如果说他在日本高等学校时期继续不同程度的搞通了英、日、德、法、俄五国文字，遍览世界名著，吸取了外国文学的成就，那麽，在他去国以前的少年时期就已奠定了他的中国文学基础和养成了爱国诗人的气质。
1913年，三叔十七岁，结束了他的自学，跟随父亲到了日本，比三叔长三岁的母亲也同去。父亲是全靠奖学金读书的，是浙江省派遣留学生首批一百人中之一，在日本读法政大学，1910年回国，次年和母亲结婚，辛亥革命后在大理院任推事，这一次又去日本是奉派考察司法的。用他的俸薪，三个人租两间小房，母亲做饭，省吃俭用，供给三叔读书。三叔为了要考官费学校（当时规定有五所学校由中国政府给予官费，共收学生一百六十五人），白天在正规学校补习中学课程以外，晚上还到夜校学习日文。听母亲说那时的生活是很紧张的，一张矮矮的饭桌，两兄弟就在那里写的写，读的读，三叔温习日文，母亲也跟着学，父亲是辅导老师。除了功课以外，兄弟间谈得最多的是文学、历史和诗。
父亲是最爱三叔的，但也管教他最严。由於自幼失父，比他大十二岁的长兄自然就成为他的监护人，他的旧文学根底也得之於长兄的影响不少。父亲第一次东渡已经参加了日本汉诗人的“思古吟社”，与著名诗人森槐南、蟓原梦舟等经常唱和，并於1909年在《太阳》杂志发表传诵一时的《东京竹枝词》；后来三叔与日本文学界服部担风等的交游，也是从父亲在日本时开始的。一年以后，父亲和母亲先回国，三叔那时只有十八岁，在每一封家信里不是录呈他的诗作，就是发些议论，有时还自鸣得意，如有一封信写道：“……弟诗虽尚无门径，然窃慕吴梅村诗格，有人赞‘乱离年少无多泪，行李家贫只旧书’（达夫句）为似吴梅村者，弟亦以此等句为得意作也。曼兄再三诚弟勿骄，前年弟曾有百钱财主笑人之习，近且欲对黄狗亦低头矣。前次狂言，唯向我亲爱之兄嫂言之，以示得意，决不至逢人乱道也。”
后来虽曾一度因“不服管教”而与长兄反目，甚至写信绝交，但是不久又恢复了。回国后在我父亲生前近二十年中，兄弟情谊始终是深厚而亲密的。作为监护人的父亲虽曾主张三叔学医，而且对於他写《沉沦》时的思想行径很不赞成，但却不能不夸耀三叔的才华，曾写过一首酬达夫原韵的诗：莫从海外叹离群，奇字时还问子云，几辈名流能抗手，一家年少最怜君。懒眠每凭鸟皮儿，好句争题白练裙。夺得诸兄新壁垒，骚坛此席要平分。1939年父亲留在上海任租界法院的刑庭庭长时，由於严拒敌伪利诱威胁，终被暗杀於门前，三叔远在新加坡，闻讯十分悲痛，除写《悼胞兄曼陀》一文刊於（《星洲日报》外，并撰写挽联寄到上海：天壤薄王郎，节见穷时，各有清名扬海内。乾坤扶正气，神伤雨夜，好凭血债索辽东。
在富阳老家
1977年夏天和1978年深秋我曾回到家乡两次，都是住在三婶家里，第一次三婶还健在，去年3月29日她已经去世了，享年八十二岁。她就是郁达夫的原配夫人孙荃。
三婶就住在郁家祖上遗留的老屋，父亲、二叔和三叔达夫都在这里出生并度过他们的童年。小小的庭院在我儿时的记忆里最诱人的是一棵柚子树，解放后，1956年我回去的时候已经换了新栽的一棵枇杷树。1961年，隔壁一家豆腐店锅炉爆炸，把这老房子炸塌了。1962年，富阳县政府为了保留达夫烈士故居，盗原址重建了三楼三底的新式砖房。仍由三婶和她的大儿子天民夫妇带着几个孩子住着。如今又过了二十多年，那棵枇杷树也砍掉了，栽上了许多花草，其中还有几棵藿香，那是五十年前就有的，自生自长的，它的叶子发出类似薄荷的清凉的香味，可以用来泡茶，婶婶们常在夏天摘两片塞在发髻里，用它的香气驱除汗气。
现在这所房子在富阳的民居中，算是很不错的了，有着宽敞的走廊和明亮的玻璃窗。除了庭前的几块大石板以外，已经看不到原来老屋的痕迹。
三婶自从和三叔分居以后就吃长素，还念佛诵经。解放后，虽已破除迷信，但她已习惯素食，不再开荤，身体也还好，还很健谈。只是腿关节有病，不大走动，每天下了楼就坐在那里剥笱剥豆，我和她谈起这老屋和阿太，她是比我更记忆深刻的。我们都记起阿太常说的在我们家阁楼上住过一条一二丈长的大蟒蛇的故事，她是把它当作不可侵犯的家神看待的。可是三叔小的时候最顽皮，他属猴，阿太说他就像个小猢狲，跳上跳下老想找出那条大蟒蛇来看个究竟，阿太说因此就冒犯了它，以后再也没有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