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夫和鲁迅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自从1923年达夫在北京认识鲁迅以后，直到1936年鲁迅逝世，达夫特意从福州赶到上海送葬，十三年中始终联系不断。从《鲁迅日记》中所记，见面和通信最多的是1928和1929年，每年都有五十余处，多数是“达夫来”或“达夫与映霞来”、“得达夫信即覆”，或与其他人同在“陶乐春”、“中有天”吃饭，或“达夫送来××稿费××元”，或互赠陈年绍酒、食物、小孩礼品和各自出版的新书。有一处“达夫来并赠杨梅酒一瓶”，当是我们家乡富阳特有的家庭自制的杨梅烧酒，是将带核的圆圆的鲜杨梅泡在烧酒里，十天半月以后酒呈红色。父亲和三叔都爱喝这种酒，我们小孩只给吃一个泡过酒的杨梅，就觉得醉醺醺了。日记中有时记着达夫上午来过一，晚上又和达夫在内山书店“谈至晚”，或刚刚见过面又收到信。生活上的密切来往说明他们不仅是一般朋友，而是共同事业的合作者，在险恶无情的政治环境中，又是“相濡以沫”的支持者，以鲁迅的癖性，在和创造社、太阳社闹翻对骂的情况下，竟对政治态度、文学见解并不完全相同的达夫另眼相看，说他没有“创造”面孔而可以亲近，主要就是由於彼此性格上的执着率真这一点的默契吧。
在达夫的日记中，和鲁迅合办《奔流》杂志，是从1928年3月6日起意的。在当天的日记中：“过鲁迅处作闲谈，他约我共出一杂志，我也有这样的想头，就和他约定於四月六日回上海后，具体的来进行。”4月20日，“鲁迅和我合出之杂志第一期，打算译一篇屠格涅夫之《哈姆雷特和唐·吉诃德》。”（原文题目和作者是英文）。5月9目的日记说，当天下午译完一万七千余字，晚上送稿子去，“和鲁迅谈到九点钟才回来”，并说在译稿附言里又发了几句牢骚。那牢骚可能是比较隐晦的，而在日记中却赤裸裸地写着“今天是‘五九国聪纪念日’，日本人和蒋介石串通了关节，来占据山东，且杀死了三四千中国人。凡在山东的冯系的人都被蒋介石和日本的兵合起来杀尽了，实在是人道上的一出大悲剧，而无盺的那些自称革命文学者，还在那里求作蒋介石的走狗呢！”这时达夫已经彻底证实了他在一年以前写《广州事情》时所看到的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面目了。这之后常是访鲁迅，商谈和决定《奔流》第二、第三、第四……期的稿子，达夫於1938年8月武汉撤退后暂避汉寿期间写的《回忆鲁迅》中说到《奔流》杂志：“名义上，虽则是我和他合编的刊物，但关於校对、集稿、算发稿费等琐碎的事务，完全是鲁迅一个人效的劳。”1929年他又编《大众文艺》，他认为文艺应该属於大众，原想名它为“多数者”，他说多数者的意见或者是可以代表舆论的吧。达夫自认为只能用笔代大众说点真话，直到他后来去海外主编《星洲日报》副：刊还是这样表白自己：“我不过是一个文艺工作者，只想站在自己的岗位里做点文章，并且也用点心思，细看看来稿，……”1930年2月他和鲁迅都参加了中共党所支持和领导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为发起人，在孙夫人家里一次聚会上，达夫曾对美国女作家史沫特莱说：“I am not a fighter，but only a writer.”（“我不是一个战士，只不过是一个作家”）。尽管如此，他仍参与了左翼的一些政治活动。三月，左翼作家联盟成立，经鲁迅提名，他参加列为发起人之一。关於郁达夫之参加左联，从右翼方面传出许多谣言，说没有郁达夫或说他并未同意参加，或说他参加了后来又退出。实际上经夏衍同志证实：郁达夫确实参加为发起人，而且并无退出之事，针对这些活动，3月19日国民党浙江省党部下令通缉鲁迅和郁达夫等许多人，传出黑名单，鲁迅只好离开住所暂避，后来远居到北四川路底，达夫也不得不离开上海暂避到富阳家乡去。事情过后的5月24日，鲁迅覆章廷谦信中提到：“捉人之说，曾经有之，避者确不只郁夫一人。但此事似亦不过有些人所想望，而未曾实行。”
达夫后来发表的《钓台题壁》诗中“悲歌痛哭终何补，义士纷纷说帝秦”，就是写此时的心情。然而他并未因此而不再参加这类活动，“九一八”事变后的12月，他又参与了胡愈之、周建人、傅东华、丁玲等组织的上海文化界反帝抗日联盟。不久“一二八”沪战发生，达夫特别担心着鲁迅一家的安危，因为他住的景云里离开火的天通巷只有一箭之路，达夫立即在报上登出致鲁迅和其他几个住在北四川路友人的寻人启事，终於在第三天在四川路桥南内山书店分店的楼上秘密会见了鲁迅。他们立刻开始活动，与茅盾、周起应（周扬）、胡愈之、沈端先（夏衍）、华汉（阳翰笙）、叶圣陶、田汉、丁玲等四十三人共同签名於二月三日发表了《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为“一二八”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后来，白色恐怖加剧，许多组织不能公开活动，他和鲁迅又参加了‘1933年1月成立的以蔡元培和宋庆龄为会长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就在总干事杨杏佛被刺前的一个多月，达夫移家杭州了。据他自己说原因是为了节省开支和孩子上学，确实那两年除了《论语》等杂志零星稿费外，小说的收入减少，长篇《她是一个弱女子》写得不成功，连他自己也说是他作品中“最恶劣的一篇”，有了两个孩子，生活不宽裕。当然家在杭州的王映霞为了达夫的安全更是移家的积极主张者。
据达夫说，鲁迅对杭卅是绝对的厌恶，有一年他同许钦文去杭州玩过一次，因湖上闷热，蚊子多，饮水不洁，在旅馆一夜睡不好，第二天就逃回上海了。当然这厌恶还有政治的原因。那首《阻郁达夫移家杭州》的诗说得很明白：“钱王登遐仍如在，伍相随波不可寻。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满蔽高岑。填坛冷落将军岳，梅鹤凄凉处士林，何似举家游旷远，风波浩荡足行吟。”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这诗的意思，他曾同我说过，指的是杭州党政诸人的无理高压。他从五代时的记录里，曾看到过，钱武肃王的时候，浙江老百姓被压榨得连裤子都没得穿，不得不以砖瓦来遮盖下体。……我因不听他的忠告，终於搬到杭州去住了，结果竟不出他之所料，被一位党部通缉我们的先生，弄得家破人亡。”他指的就是官拜浙江教育厅长的狐鼠之辈许绍棣。
达夫这篇一万多字的《回忆鲁迅》不但记述了他们的友情和他对鲁迅的崇敬和怀念，也如实地记述了鲁迅性格中某些偏激的特点，这正是达夫这个一贯率真的作家与近多年来把鲁迅神化的许多人不同的地方。譬如他说，鲁迅从小只看惯绍兴的社戏，看不惯京剧，当欧阳予倩、田汉等正在想改良京剧为革命宣传服务时，他根本就不赞成，而且幽默地加以讽刺。鲁迅和北新书局打官司诉讼也是达夫往来调解的。一般论者想当然的认为在他俩之间总是鲁迅影响了达夫，其实这影响是相互的。达夫也为鲁迅开辟了不少作战的阵地，最重要的如说服鲁迅为《申报·自由谈》写稿。引用达夫的原话吧：“自从我搬到杭州去住下之后，和他见面的机会，就少了下去，但每一次我上上海去的中间，无论如何忙，我总抽出一点时间来去和他谈谈，或和他吃一次饭。
而上海的各书店杂志编辑者、报馆之类，要想拉鲁迅的稿子的时候，也总是要我到上海去和鲁迅交涉的回数多，譬如，黎烈文初编《自由谈》的时候，我就和鲁迅说我们一定要维持他，因为在中国最老不过的《申报》，也晓得要用新文学了，就是新文学的胜利。所以，鲁迅当时也很起劲，《伪自由书》、《花边文学》集里许多短稿，就是这时候的作品。在起初，他的稿子就是由我转交的。
此外，像良友书店、天马书店以及生活出的《文学》杂志之类，对鲁迅的稿件，开头大抵都是由我拉拢的。尤其是当鲁迅对编辑者们发脾气的时候，做好做歹，仍复替他们调停格解这一角色，总是由我来担当。所以，在杭州住下的两三年中，光是为了鲁迅之故，而跑上海的事情，前后总也有了好多次。”
就在鲁迅逝世的1936年的2月，达夫去了福建，见面比较少了，最后一次是当年8月，达夫到过上海去看了已在病中的鲁迅，他告诉达夫医生已断定是肺病，想於秋天去日本疗养，并问达夫能否同去，当时相约同往岚山看红叶。
然而此愿未酬。后来，在达夫有一天，在福州南台的晚宴上，听到一位记者说看到鲁迅逝世的电讯稿，他不能相信，未终席就跑到报馆编辑部，证实之后立即给许广平拍发了唁电，连夜打点行装，第二天一早，就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抵埠的那天，正好是举行葬礼，他先来到我们家，我已经出去参加青年们的示威游行队伍去送葬，三叔匆忙吞了两口饭就赶到万国殡仪馆，第二天，他写了一篇几百字的短文刊於《文学》杂志第七卷第五号，他说：“这不是寻常的丧葬，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这正像是大地震要来，或黎明将到时充塞在天地之间的一瞬间的寂静。
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觉出了民族的尚可以有为，也因鲁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国还是奴隶性很浓厚的半绝望的国家。”
这就是在鲁迅逝世的当时，最早的对鲁迅的高度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