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回家乡省亲的齐渊刚好回到广州，蒋介石特地找他谈话，劝他退出共产党，表示出推心置腹的态度，十分诚恳地对他说：“我这样做，并不是对共产同志们有什么不好的看法。我只是想，一个党员若不专于一党，这个党就没有精神。因此，我主张跨党的同志，不管是愿意脱离CP，还是愿意脱离国民党，他总要做一个纯粹的党员。你是我最好的学生，我知道你是本党忠实的党员，也是一个CP分子。我不要求你像别人一样发表声明，只要你以后不再参加CP的活动，这就够了。我不仅完全信任你，还要立刻重用你。”
齐渊听他说完，便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我要公开发表声明，退出违背了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同时我也要规劝校长，现在军阀和帝国主义势力还非常强大，校长的这些做法，只会使亲者痛，仇者快。过去的事实证明：每一个跨党的CP分子，也都是一个最纯粹的执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员。如果排斥了这些同志，国民党就会变质，就会同孙总理的三大政策完全背道而驰！”
这一番尖锐的言词，使蒋介石听得面红耳赤，心中老大地不舒服。但他还是装出诚恳痛心的样子，似乎因未被了解而感到难过地说道：“你这是说到哪里去了，喳？我怎么会违背三大政策？我知道现在反对我的谣言很多，有人说我是打击共产党人，还有人说我反对苏俄顾问。你是我最好的学生，怎么能去相信这些话呢？我对共产同志批评是有的，可那是为了爱护，就像我平时批评你们学生，你们学生可以批评校长一样。我当校长的要是反革命，你们学生还可以打倒我，更何况批评呢？”
齐渊只是深沉地笑了一下，看着蒋介石说道：“对校长的话，我也愿意相信。不过我们都不是孩子，也不会轻信谣言。我回广州后所看到的一切，证明这些谣言并非全无根据。我们当然不希望校长变成反革命；假如真的有一天出现了校长说的这种情况，我们做学生的也是决不会辜负校长这番教导的。”
他说完之后，便起身敬礼离开了校长办公室。蒋介石既感到十分恼火，又感到了若有所失。他当然不会为齐渊这番话改变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他只是感到像这样出色的人才不能为自己所有，实在可惜。他不能理解：共产主义的理论，为什么对这些才华过人的青年们偏偏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其实，那些从外国传来的蛊惑人心的邪说，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又怎能实行得通呢？
不过，关于“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倒确向齐渊讲了一些真话。他的目的，并不是真正想排斥共产党和俄国顾问；也许他将来有一天会这样做，但目前他还必须要依靠和利用他们，当然他也想通过自己的实力惊吓他们一下，压一压他们的气焰。
但他制造这个“事件”的最大目的，还是想试探一下对手的力量，为他攫取国民党内的最高权力铺平道路。当他在上海滩“吃生活”的时候，曾经从黄金荣、张啸林、杜月笙那几位在黑社会里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青洪帮头子们身上，了解到他们事业成功的秘诀。当这些人还只是初立门户的时候，往往采取一种这样的手段：派许多小流氓装成互不相识的两派，到一家最有名的大戏院去看戏，正当台上唱得精彩的时候，他们就在台下找个岔子争吵起来，一言不合，大打出手，闹得观众纷纷逃避，戏也演不下去。戏院老板只好去请当地一些头面人物赶来制止，但这些流氓对什么人物的话也不买账，仍然越打越热闹。老板正无法可施时，有人便提出去找那位新立门户的某某人来试试，看看他是否有这样的神通。老板走投无路，只好怀着侥幸的心理把这位某某人请来，不料他来后只大喝了一声，那些打得不可开交的流氓们立刻停了下来，在他面前俯首帖耳。这一下，那位某某人的名声就此传开了，对他无不敬畏三分。当然，这些手法也是千变万化的，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论黑脸白脸，都要做得恰到好处，使别人摸不清奥妙。这方法是不用资本的买卖，只要使用得好，一生受用无穷。正像每个人都有左手和右手，关键是看你如何去使用它，那些古往今来能成为大伟人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于左右逢源、见风使舵的。
他蒋介石这次策划的“中山舰事件”，也正是从那些黑社会老师们的登龙之术中悟出的道理。不过他的手眼和胆略，又决非那些上海滩的师父们可以比拟的。也许是他的黑脸装得太像，手段也过于激烈了一些，连姜仲贤那个老谋深算的古董行家也以为他真的是忍受不住，要跟共产党和俄国顾问彻底翻脸，在三月二十号那天早晨，跛着一条腿急急忙忙地赶到黄埔来，劝他“千万沉住气，不要过早放盘”。至于像谭延闿、李济深、李福林这些地头蛇，更是弄得晕头转向，不知他到底还要干出些什么事情。有些是出于讨好，有些是出于本心，抢先向他提出了逮捕所有共产党员和取缔一切工农运动的议案。但是，他们哪里明白他蒋介石的真实用心！只有他也才最清楚自己当时所处的地位：就像一个攀藤附葛，正在向权力之山的顶峰攀登的人，现在已经快要望见那峰顶了，但他的脚下还是悬崖，只要他那攀藤附葛的双手稍一松懈，他就可能立刻摔下去，坠人万丈深渊。
他知道能够支撑他攀上那权力顶峰的力量，一只手上是共产党，一只手上便是俄国顾问。在这样生死攸关的时刻，他怎能同共产党人和俄国顾问彻底翻脸呢？他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显示一下他蒋介石的力量：让手下那些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骨干们尽情出一口气，然后由他出来收拾局面；同时也让那些趾高气扬的左倾分子们受一下打击，最后认识到只有他蒋介石才能够压制住那些右派，从此使左右两派都感到离不开他姓蒋的。因此，当那些孙文主义学会的骨干们还在摩拳擦掌，准备继续大干的时候，他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枪毙了那个带兵包围苏联顾问住宅的营长，把孙文主义学会中那几个反共最露骨的为首分子关押的关押，撤职的撤职，把制造这次“事件”的责任都推到了他们的身上。而他自己最后只使出了一个“自请处分”的苦肉计，就以这点代价，他排挤了在国民党内居于孙中山继承人地位的汪精卫，取得在广东革命政府内最大的权力。
蒋介石还记得，他幼年在家乡读私塾的时候，曾和一些孩子们玩打仗的游戏，他就总是要争当指挥别人的“统帅”。那时他就向一些孩子们夸口说过：“我长大了若是做官，就要做没有人敢管的大官。”长大以后，他就一直是按照这个权欲的目标奋斗着。现在，他终于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只要打倒了北方的吴佩孚、张作霖和孙传芳，他就可以统治全中国了。而能够帮助他完成这个目标的就是共产党和俄国。因此，在这一段时间内，他待人处事还必须格外小心。他已经从“中山舰事件”中摸清了共产党的底牌：他们那些决策的人中间大部分是书呆子，咬文嚼字写写文章是好手，但中国有句俗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目前虽然也有几个人对他蒋介石不怀好意，但他们不能左右共产党的方针，而总书记陈独秀和他周围的几个核心人物，还是认定他蒋介石是国民党左派的代表，是唯一有能力实现孙中山遗志的继承人。现在他们要想抛开他去同别的人打交道，就会使原先的努力前功尽弃，他们是没有这个魄力和决心的。而且，他们现在处处也还要听那些俄国顾问的话，因为那些顾问直接代表着指导中共革命方针的共产第三国际。所以他现在对于那些顾问中两个最有权威的人——政治总顾问鲍罗廷和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显得格外地谦逊和恭顺。甚至在有一次同他们谈话的时候，他把自己比作继承刘备事业的太子阿斗，把这两个俄国人比作中兴汉室的军师诸葛亮，意思就是自己要像对待父辈一样地尊重他们。虽然那两个大鼻子连连摇头否认着：“Het——！Het——！”但看得出他们对他这种诚恳谦逊的态度明明是从心里感到高兴的。
蒋介石满怀感慨地回忆着，他又一次拿起那份战报来，头脑里突然闪出一个念头：我应当再找齐渊谈一谈！古语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这次谈话如果能消除误会，将来他是会大有用处的。想到这里，他立刻打电话叫来副官处长，向他吩咐道：
“你派两个副官，尽快赶到平江独立团驻地去，请一营长齐渊到长沙来。就说我要召见他！……让他们一定要把齐营长请到，就说我有重要的事情同他面谈！”
齐渊和勤务兵小杨同总司令部那两位传达命令的副官，从安平桥出发后，马不停蹄地在山路上奔驰了一夜，第二天黎明时赶到了长沙。
接到总司令要亲自召见他的命令，齐渊也感到很有些为难。他曾经是这位总司令的学生，也当过他的部下，知道这位总司令变化莫测，擅作威福。在进行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中，他有时把作战命令直接下到连长手里，而团长和营长却毫不知情。这样做有时也凑巧起到了“兵贵神速”的效果，而他也因此更加相信自己的“指挥若定”和“神机妙算”，把这种莫明其妙的指挥方法当做自己的伟大创举了。
现在，他来到前线，是不是又突然想出了什么军事上的行动，要自己去执行呢？但他又只是要自己单独一个人去长沙，并没有命令带队伍去，这又是什么原因？从心里说，齐渊实在不想再去见这位校长兼总司令，因为“中山舰事件”留给他的坏印象是那样深刻，使他完全看出了这位校长兼总司令反复无常？手段阴狠，为了权欲可以不顾一切信义；而且也因为他现在已不是属于第一军，他的职务也同总司令相差悬殊，越是对方权势炙手可热的时候，他越不愿再去接近。但是，他如果不去，他们就会给他安上藐视最高统帅、违抗上司命令的罪名；甚至可以把他个人的行动说成是共产党闹独立的证据，给那些处心积虑想分裂国共团结的孙文主义学会分子们以诬蔑和攻击党的口实。想到这些，他决定还是顾全大局，赶到长沙去一趟；同时一面把情况报告团长，以后的行动待见了总司令再相机行事。
使齐渊感到能够放心的是，李剑的手术刚刚已经顺利结束。虽然手术的时间很长，在进行中也出现了几次十分危险的情况，但在何队长冷静沉着的处置下，终于使情况化险为夷，转危为安，取出了距离心脏区很近的子弹。齐渊在手术过程中一直守候在房门外面，手术结束后他又长时间陪伴在李剑的身边，直到他完全清醒过来，才又赶回营部去处理营里的事情。到长沙前，他安排好后就向李剑告别，嘱咐他安心在这里养伤，早日恢复健康。李剑虽然体质还十分虚弱，但他仍深情地紧紧拉着齐渊的手，脸上露出感激的微笑，望着齐渊低声而坚定地道：“磊夫，你放心去吧，不要牵挂我。很快我也会在前线赶上你们的。”
齐渊也充满感情地点点头，亲切地说道：“子剑，我们一定会很快在前线再见。到了长沙，我一定打听到玉慧的确实情况，也许她现在已经得到消息，正在赶往这里。”
李剑笑了，又叮嘱道：“不要把我的伤势说得很严重，她刚到前线，还没有习惯这些情况。……”
“我知道。”齐渊表示让他放心地含笑点点头。他走出李剑的房间后，又同何队长一起看了看其他伤号的情况，对一些需要解决的困难问题进行了研究和交代，才告别何队长离开了救护队。
临行前，齐渊又到青龙寺农民协会找到大风，把自己要提前离开安平桥的情况告诉她，请她向在县城的赵大叔转致谢意和问候。同时，也把他和王重远谈话的内容告诉了大凤，今后农协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去同王营长交涉。大凤又提起那个被独立团救出的孩子的名字，这可使齐渊感到很有些作难，他笑着想了想后说道：“我实在不会取名字。……为了纪念农民协会和革命军共同攻下平江，是不是让他就叫协军？请你们斟酌决定吧。”
“好，就叫这个名字！”大风高兴地笑着说道，“我就回去告诉妈去，长大了让他永远记得革命军的恩情！”
齐渊又问她还有没有什么东西要带给万先廷，大凤含羞地低头说道：“你就对他说，家乡的事情不用他惦着。只要他们在外头知冷知热，家里的人就都放心了。……”
齐渊理解一个少女的深挚感情，他热心回答道：“好，我一定把你的心意带给他。”
经过一夜的长途跋涉，到长沙时，天色还没有大亮，街上还很少行人。总司令部的许多下属机构，都驻在原先省城的督军署里面，只有总司令蒋介石却还是驻在自己的专车上，除了去出席一些重要的会议，他都在自己的车厢里办公和处理各种问题。因此，那两个副官便请齐渊先到督军署里面的副官处去休息，等他们报告总司令后，再按约定的时间去见他。
督军署的房屋很多，气势也颇巍峨，正厅的两旁还留着赵恒惕当督军时的那副对联：
大慈大悲，
救人救国。
这似乎也是湘军的宗旨，现今的湘军总司令唐生智将军虽然参加了国民革命，也还是以这两句话作为训勉部属的戒条。
齐渊在总司令部里有不少熟识的军官，有些是他在军校的同学，有些是第一军同事；他们中间一些人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从私交上都对齐渊十分钦佩和尊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