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年研究史学之新趋势
许多人皆谓近年中国一切皆无长进。其实，在学术研究上，如历史，地质学，生物学等，确有人时时在努力，而成绩方面，亦有长足之进步。中国近年研究历史之趋势，依其研究之观点，可分为三个派别：（一）信古，（二）疑古，（三）释古。“信古”一派以为凡古书上所说皆真，对之并无怀疑。“疑古”一派，推翻信古一派对于古书之信念，以为古书所载，多非可信。“信古”一派，现仍有之，如提倡读经诸人是。“疑古”工作，现亦方兴未艾。“释古”一派，不如信古一派之尽信古书，亦非如疑古一派之全然推翻古代传说。以为古代传说，虽不可尽信，然吾人颇可因之以窥见古代社会一部分之真相。今举出历史上众所聚讼之问题数则，以作此三派研究态度之说明。如关于先秦诸子起源之学说，在《汉书·艺文志》：“诸子出于王官”；如“儒家者流，出于司徒之官”；“墨家者流，出于清庙之守”。自信古者之观点，以为此说出于《汉书》，其为可信，绝无问题。而在疑古者则以为《汉志》所说，纯系揣测之辞。一种学说之起，皆一时聪明才力之士所倡，以应当时社会之需要。战国诸子之兴，亦系如此，与“王官”有何关系？在释古者则以为在春秋战国之时，因贵族政治之崩坏，原来为贵族所用之专家，流人民间。诸子之学，即由此流入民间之专家中出。故（《汉志》之说，虽未可尽信，然其大概意思，则有历史根据。又如孟子所谓“井田制”，八家分田百亩，中为公田，八家共耕。在信古者以为上古社会制度，真系如此。在疑古者则以为此种制度，绝对不能为古代所已行，而纯是孟子的理想制度。从释古者的观点来看，则以为井田之制，非如“信古”者之认为真的历史事实，亦非为全出于孟子的梦想。释古者对此问题的解释是：在周朝贵族政治，一国之君，兼为庶民之政治的及经济的主人。农民为君主之佃户（或农奴），君主为农民之地主。孟子所谓井田，即君主分田与大夫，大夫再分田与农民。此种分田而耕，其原意非为农民之利益，乃地主剥削农民之方式。如信孟子所讲，谓“井田制”全为农民利益，固属非是；若认“井田制”为全然离开当时制度之空想，则亦不尽合理。此种“井田制”固大都属孟子之理想，然吾人须信在当时制度上一定有相当的暗示，孟子方能有此种理想。又如“古书真伪问题”，从传统的信古说法，则认为古书之真，大都毫无问题。如信《庄子》即为庄周所作，《管子》即为管仲所作，《墨子》即为墨翟所作。疑古者对于此诸书之真伪，则发生疑问，谓《庄子》《管子》诸书，其中大部分系伪的，乃后人所造。在释古者之观点，则认为此信古与疑古之二观点，皆属非是。如《庄子》与《墨子》诸书，本来写明为庄周与墨翟所作，故亦无所谓假。古人以为著作之目的，在于表现真理，只求将真理传诸后世，至作者为难，则认为无关重要（西洋中古时亦如是）。如《庄子》等书，最初皆为零碎之篇章，经汉人整理，始成为“书”。刘向刘歆父子即为从事整理先秦之学术者。逮经整理后，街匾？西洋中古时亦如是）。如《庄子》等书，最初皆为零碎之篇章，经汉人整理，始成为“书”。刘向刘歆父子即为从事整理先秦之学术者。逮经整理后，讲庄子一派之学之书，即称为《庄子》；讲墨子一派之学之书，即称为《墨子》，并不以其书为系庄周墨翟所手著也。乃后来不察当时情形，误认为《庄子》即为庄周所手著，《墨子》即为墨翟所手著；因启疑古者之疑。若此种误会一经解释，则疑古者之说，亦不成立，所谓“妄既不存，真亦不立”也。“信古”“疑古…‘释古”为近年研究历史学者之三个派别，就中以“释古”为最近之趋势。吾人须知历史旧说，固未可尽信，而其“事出有因”，亦不可一概抹煞。若依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来讲，则“信古”“疑古”与“释古”三种趋势，正代表“正”“后”“合”之辩证法，即“信古”为“正”，“疑古”为“反”，“释古”为“合人生术"。
人生术者，就是假定人生是为寻求幸福的，那么怎样能得到幸福，就是“人生术”。
这个问题在学校里是不常谈的，现在学校里所重视是知识的输入。中国从前的学者，讲这问题的却很多，从前的道学家那种呆板处世，无非在寻求幸福。
又《论语》中孔子“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一箪食，一瓢饮，…回也不改其乐”，都是他们会讲人生术。
人生术很多，今天只讲一个，就是应付情感的方法。累于物，但庄子只讲以理化情，对此点未加发挥。宋儒却有很重要的发挥。程明道的《定性书》说：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胜万物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
宋儒解释此理，常举的例子是颜回“不二过”，“不迁怒”，能作到此地步，就是他能廓然大公，物来而顺应。如某人和他的太太打仗了，一生气连茶碗都摔了，就因为他未能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王阳明说：“七情不可有所著。”著即累，即七情不可有所累。讲《大学》“心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有所忿惶，则不得其正”；他注重在“所”字，一有所忧患忿懥，即是有了对象的累于物了，即有所苦了。如我们看人打别人的嘴巴，我们当时或亦忿惶，但事一过就完了。若有人来打我一个嘴巴，那就不同，我不但现在恨他，甚至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恨，就是因为我的心有所累，我不能廓然大公，有我的存在，不能以人打我就像人打他人的态度处置之。所以人之有所累于物否，完全在于有我与无我的存在。以现在话说，就是客观的态度之有无。廓然大公，的确对于人生幸福有莫大关系，对于一个人的事业成功，亦很重要。人常说的“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就是不能廓然大公，有我之存在，总是战战兢兢，患得患失，结果也许很糟。譬如我们现在在这平地上走，我们什么不想，可是如果路的两旁都是阴沟，就要战惊起来，也许因为这一战惊就糟了，如果还像走平地一样的态度，本可以毫无问题的安然度过。所以大公无私，无我无己，若在道学家的旗牌约束下讲起来，很无味，但实在他们是对人生幸福有关系的。
论命运
市上有许多所谓“大哲学家”也谈命运，不过他们所谈的命运是指“先定”。
既有……‘先定”，就有人要“先知”它，以便从中获利。例如预先知道某种物品将要涨价，就大量买进，便可赚钱；知道某种物品将要跌价，就去卖出，便不亏本。因此得大发其财，无怪“大哲学家”们都生意兴隆了。
其实“先定”是没有的，即使有，也无用先知。如果有先定的命，命中注定你将来要发财，到时自然会发财；命定你要做官，将’来自然做官；命定了将来要讨饭，自然要讨饭。先知了也不能更改，不能转变，又何必要预先知道呢！
我说的“命运”和他们所说的不同。古人孔子孟子等也谈命，如孔子说：“知天命。”庄子说：“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苟子说：“节遇之谓命。”我说的“命”就是他们所说的“命”。“莫之致而至”是不想他来而来；“节遇”是无意中的遭遇，这才是“命运”的真意。所以“命运”的定义就可说是一个人无意中的遭遇。遭遇只有幸和不幸，没有理由可说。譬如说现今的时代是伟大的，我“幸”而生在这时代；也有人说现今的时代是受罪的，我“不幸”而生在这时代。我们生在这时代可以说是幸或不幸，但我们为什么生在这时代，便没有理由可说。
命和运不同：运是一个人在某一时期的遭遇，命是一个人在一生中的遭遇。
某人今年中了特种奖券，是他今年的“运”好，但是他的“命”好不好，还不一定，因为他将来如何尚不得而知。在一时期中幸的遭遇比不幸的遭遇多，是运好。在一生中，幸的遭遇比不幸的遭遇多，是命好。
普通所谓努力能战胜“命运”，我以为这个“命运”是指环境而言。环境是努力可以战胜的，至于“命运”，照定义讲，人力不能战胜，否则就不成其为“命运”。孟子说：“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如果一座墙快要倒了，你还以为命好，立在下面，因而压死，那是活该，不能算是知命。又如逃警报，有人躲在一个不甚完全的地方，不意炸死了，这是他的“命”不好，也是他的遭遇不幸。努力而不能战胜的遭遇才是命运。
人生所能有的成就有三：学问，事功，道德，即古人所谓立言、立功、立德。而所以成功的要素亦有三：才、命、力，即天资，命运，努力。学问的成就需要才的成份大，事功的成就需要命运的成份大，道德的成就需要努力的成份大。
要成大学问家，必须要有天资，即才。俗话说：“酒有别肠，诗有别才。”
一个人在身体机构上有了能喝酒的底子，再加上练习，就能成为一个会喝酒的人。如果身体机构上没有喝酒的底子，一喝就吐，怎样练习得会呢？做诗也是一样，有的人未学过做诗，但是他做起诗来，形式上虽然不好，却有几个字很好，或有几句很好，那种人是可以学做诗的，因为他有做诗的才。有的人写起诗来，形式整整齐齐，平仄合韵，可是一读之后，毫无诗味，这种人就不必做诗。一个人的才的分量是一定的，有几分就只有几分，学力不能加以增减。譬如写字，你能有几笔写得好，就只能有几笔写得好。学力只不过将原来不好的稍加润饰，使可陪衬你的好的，它只能增加量不能提高质。不过诸位不要灰心，以为自己没有才，便不努力。你有才没有才，现在还不晓得，到时自能表现出来。所谓“自有仙才自不知”，或许你大器晚成昵！既有天才，再加学力，就能在学问上有成就。
至于事功的建立，则是“命运”的成份多，历史上最成功的人是历朝的太祖高皇帝，刘邦因为项羽的不行而成功。如果项羽比他更行，他决不会成功。
学问是个人之事，事功则与他人有关。康德成为大哲学家，并不因为英国没有大哲学家。而希特拉的能够横行，却是英国的纵容和法国的疏忽所致。历史上有些人实在配称英雄，可是碰到比他更厉害的人，却失败了。有的人原很不行，可是碰着比他更不行的人，反能成功，所谓“世无英雄，遂令竖子成名”，所以事功方面的成就靠命运的成份大。“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我们不应以成败论英雄。
道德方面的成就则需要努力，和天资命运的关系小，因为完成道德，不必做与众不同的事，只要就其所居之位，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尽伦尽职即可。人伦是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人在社会上必须和别人发生关系，而且必须做事。能尽自己和别人的关系、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就是道德，和自己的地位高下事业大小都没关系。不论何人，只要尽心竭力，对社会的价值是没有分别的。正如唱戏好的人，和所扮演的角色无关，梅兰芳登台，不一定饰皇后。
地位很阔的人，不能尽伦尽职，是不道德。村夫野老能尽伦尽职，就是感包括喜怒哀乐，虽然幸福的整个问题不完全在情感上，可是喜怒都于人生有大关系。
如《三国》上的三气周瑜，一下子给气死了；《说岳》中的牛皋捉住了金兀术，把金兀术气死，牛皋乐死了；这都是情感的作用。我们怎么对付他，就是现在要讲的。
情感的来源有两派说法：
（一）庄子说人之所以有情感。因为人的知识不够，若有充分的认识，则不会有情感，譬如大风天气，使人出去不方便，在大人们并不觉得有什么情感发生，可是小孩子们不能出去，就会很生气，骂天是混蛋。这因为孩子们没有大人知道的多，所以就较大人受的情感的痛苦多。西人Spinoza的Ethics说，情感是human bondage，若人有完全的知识，就可以把这bondage打破。《庄子.养生主》篇讲此道非常之多，说老子死了，许多人非常悲哀，《庄子》说他们是“遁天背情”，“古所谓之遁天之刑”。他们对于人生性质，没有完全知识，他们不知道死就是生的结果，所以他们受了“遁天之刑”，即是悲哀，庄子是很懂这道理的，他的太太死了，他反鼓盆而歌，惠施曾因此责备他。庄子说：在起初我心亦莫不慨然，但后来想世界上原先压根就没有他的太太，后来忽然有了，有了又没有了，还是和从前一样。人之生死，正如春秋之顺序一样，没有可悲的。庄子之如此，是他以理化情。
（二）情感之生因累于物。王弼等主张人应“应物而无累于物”，说情感是自然的反映，所以不能免除，只要不累于物就够了。《庄子·应帝王》亦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逆，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境之不伤，在其无有道德。命运的好坏对于道德的完成，也没有关系。文天祥和史可法都兵败身死，可算不幸。但是即使他们能存宋救明，他们在道德方面的成就也不会再增加一些。他们虽然失败，道德的成就也不因之减少一些。不但如此，有的道德反要在不幸的遭遇下才能表现，如疾风劲草，乱世忠臣。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终身富贵的人‘，最多能做到前者。做官发财是“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唯有道德是“求则得多，合则失之”，做不做的权全在自己。
有的人常常说我立志要做大学问家，或立志要做大政治家，这种人是可以失望的。因为如果才不够，不能成为大学问家，命运欠好，不能成为大政治家。
唯立志为圣贤，则只要自己努力，一定可以成功。圣贤是道德的最完成者。普通人以为圣贤需要特别的在事功文学方面的天才，那是错误的。孔子和孟子的成为圣贤，和他们的才干没有关系。王阳明并不因为他能带兵而成贤人。所以学问的成就需要才，事功的成就需要幸运的遭遇，道德的成就只要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