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哲人休谟，他写自传，一开头就说：“一个人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的太多了，总是免不了虚荣的，所以我的自传，要力求简短。”我呢，也不想多说自己的事，我永远是土老儿，过的是农村庄稼的生活。我们所处的时代太伟大了，过去半个世纪，真的比以往十个世纪还要复杂，宇宙越来越大，我们知道以往想象中的天河，有八百万光年那么宽，地球便越来越小。我们的世界，就是矛盾加上矛盾的一串，因此，我要写起来就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了。
二十年前，我曾经引用了当代大哲人罗曼罗兰勾划弥盖朗琪罗的话，作为自己的考语：
“他是孤独的，他恨人，他亦被人恨；他爱人，他不被人爱，他在周围造成了一片空虚。这还算不了什么，最坏的并非是成为孤独，却是对自色也孤独了。和自己也不·能生活，不能为自己的主宰而且否认自己，与自己斗争，毁坏自己，人们时常说起他有一种反对自己的宿命，使他不能实现他任何伟大的计划。他的不幸的关键，足以解释他一生的悲剧，只是缺乏意志和赋性怯懦，在艺术上，政治上，在他一切行动和一切思想上，也都是优柔寡断的。”
我虽非完全是弥盖朗琪罗型的人物，但我是一个彻首彻尾的虚无主义者，我是梦歧先生的儿子，却又是他的叛徒：优柔寡断，赋性怯懦。
那时，我刚从上海南来，候鸟似的停留在小岛上，我曾经写过南来篇，一位朋友提醒了我：“你是五十之年的人了！”我瞿然自惊，对镜自照，白发半头，真的五十之年了。吾家子桓有云：“四十之年，忽焉已至；年行已老大，但未白头耳。”像我这样一个半百的人，难怪满怀都是萧索的秋天气象了。那位朋友，随又分析我的心境、说是“由于精神上的衰老，所以保守持重，没有先前那样的锋芒了。”这可以说是知己之言。我记得有一年夏天，那时，还只有三十六岁，和珂云旅居余姚，看见一群青年学生，在旅社客厅上高声唱抗战的歌曲。
我便走了过去，想跟着他们一同唱几句；哪知我一走近，他们都停声了。他们对我格外表示尊敬，我和他们的距离便格外远了。一时凄然之感如箭刺，人到中年，便不复能混在青年群中散步了。
照说，五十岁之人，已不必存过多的希望了；那时，把报纸上的小广告看看，只有看门打更的职务还可以做得；到了今天，连看更的事，也不会轮到我们了。假使“时代”吩咐我说：“你倒下去，你填到沟坑中去。”我决无二言，会默默地填到沟坑中去的。我决不想做时代的绊脚石，我又记得就在余姚小住的日子，友人某兄，邀我吃午饭，饭后，忽有一年轻人叫工友来邀我去；他“教训”我道：“你是领导青年的，不要随便吃别人的饭，不要和别人去应酬！”他的好意，我是心领了，但我自己想想，从来不想领导青年呀！
三十以后，我时常浮着罗亭的影子（罗亭，屠洛涅夫的小说中人物），当罗亭离开娜泰雅时写给她的信中说：“大可异的，凡近于滑稽的是我的命运，我想献出我自己，切望地，整个地，为了某种事业，而我不能献出我自己。我将为了什么，连我自己都不能相信的傻事，或别的，把自己牺牲作为了结。可怜，我所能反省的，也是如此。”一位朋友曾经对我说：“你总是脱不了罗亭的影子！”
我承认他的说法，不过我们眼前这一群人，又有谁能脱开罗亭的影子呢？那位日本社会主义大师河上肇，他坐满了刑期，从狱中一出来了。他对新闻记者们说：“力量微弱的我，在暮年己迫的今日，早已不堪再走荆棘的路，我想我是完成了作为学者的任务的人，今后将完全过隐居的生活。现在成为一退出战斗场的老废兵的我，所希望的，是如何地不妨碍人类进步的前提下，躲在社会的某一隅作极安静之呼吸，了事。”作为思想战士的他，对于政治斗争的厌倦，不也正和我一样吗？我们这一群，又有谁不受着社会环境的窒塞，愿意躲在某一角落上，作极安静之呼吸呢？
诗人亚诺德，曾有过一首诗，说到一只被捕了的鹳乌，到了秋天，看见它的伙伴，从它的头上飞过，它的心就是那么地不安，那诗句是：正如一头被顽童们所捕获的鹳鸟，系在空庭中；在秋天，看见若干群，它的同类者飞过它的头上，到那保有日一光的温暖的陆地和海岸上去，他挣扎着脱离它的被系处，和它们一同飞行，跟着它们长鸣诉怨！
生物学家解释这种不安定的心绪，说：“这是动物的本能，肉体上的桎梏，迫使那只鹳鸟那么烦乱不安定；政治的锁链桎梏了我们的心灵，谁又不激起灵魂上的扰乱呢？诗（《柏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靓闵既多，受侮不少。静言思之，寤辟有漂！日居月诸，胡迭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心灵大受了桎梏，直率的敏感的人们，大概是愤怒着活不下去，于是便成为殉教者而被杀害了。不直率的人，就玩弄人生，自己麻醉着自己，活活地挨着过活，阮嗣宗一醉数十日，对穷途则痛哭，走这样迂曲的路以达到苟全的目的，他实在是可怜的。
我且抄一段三十多年前，我写给一位知心人的信：“我在这儿的反省，我的灵魂为什么这样怯弱呢？假使说人生只是一种累积的梦，我不妨先谈谈我祖先的故事吧：当太平军从浙东退去，我们那个小村庄，人和房子都烧光了，杀完了，只留下了一个寡了的曾祖母，孤了的祖父，她们母子俩是在对这个乞怜对那个下跪，含忍着活下来的。这历程把先父锻炼成一副铜铁般坚强的意志。他一生对恶势力绝对反抗，永远保持着战斗的姿态。但他把那坚强意志带回坟墓中去，留在我的躯壳里，只有怯弱影子；出了气的烧酒似的，一点也没有性子了！”
依旧回到二十年前去，那时，南来之初，恰成为众矢之的。一家报社的资料室中，G小姐替我剪存了八百多篇批评我的文字，那时我却说：“我这个中年人，虽不算十分天真，却也不是世故老人，说到写文章，实在是爬格子，像是贫血的奶妈拼命地挤一点奶汁出来，却也并非有什么‘不能已于言’的苦衷。
许多年前，我曾以但丁自比，并非我会那么狂妄，会以但丁的天才及其伟大成就自比，而是以但丁的立身处境自况。但丁的心中，对于社会革命，与国家统一这两种工作的先后轻重，常是彷徨苦闷，不知应当把哪一方面看得重要些；后来，他终于为谋国家统一而努力了。这是我走的路子，抗战给我一个新的信念，那时，我相信中华民族有了新的希望。我还相信抗战的血多流一点，或许社会革命的血就可以少流一点了。因此，当时我对中国的前途一变而颇为乐观了。可奈在泥泞长途走了一阵子，那份乐观了的念头，又渐渐地褪了色，到了后来，在抗战胜利后那几年中，依旧回到但丁当年徘徊歧途的心境，何去何从？
简直无法去肯定。在二十年后的今日，我是乐观，这是毛泽东主席所推动的舵向，我也记起了鲁迅于惶惑以后所说的那句话：‘失望之为虚妄，有如希望。…
究竟余姚朋友请我吃饭，我该不该吃？我的想法并不和那位年轻人想法相同。假如年轻人在今日，他自己又该怎么说呢？我这个人有一点肯定了的态度，即是从来不想领导别人，却也不受别人的领导；语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吾其为绝物乎！
五十年来，和我同一辈的朋友，升沉穷达，变化很多，由于政治斗争的尖锐化，各人翻各人的斤斗，拆穿来看，也就是这么一回事。一个社会革命的领袖，他是我同窠的小鸟，他殉难时，在遗书中说：“我们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经历风波，造成这样浓厚的虚无色彩，多么可以伤心呀！知识分子比一般人多此知识，时常要多想一点；世间百凡事业，为什么不可以合作并进？各党各派，为什么不可以并行不悖？一投入政治的漩涡、为什么非你刀我枪，拼个死活不可？拼个死活，抹杀了理性，只凭兽性的冲动？这都是我们知识分子所不能理解的。”
正如萧伯讷所写的，肚子饿了的凯撤、也就是一个常人，一个革命战士的心境，和今日我们的心境，我们的看法，又有什么不同呢？德国有一位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对他的外国朋友说：“我是这样的一个人，觉得事事可以用情感讲得通，人人都是可爱的，而且无时不想帮助别人一。但是，事实呢，没有一个人得到我的帮忙，如今连自己也觉得不可能了。所谓情感是看不出来的，威力反倒受崇拜。我们在炉边纵谈了一晚人类的爱，赶不上说谎的人在群众中大声一呼的万分之一。我这一生是命运注定的了，但，想不到社会民主党也沦落到我这般地步。回想她十年前是如何煊耀一时，竟像是我回想我几时所看到的父母的努力一般。”这些话，在今日，不也同样响在我们的心头吗？
198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