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尔纲
我一人师门，适之师就将“不苟且”三字教训我，我以前谨遵师教，到了妻儿来北平后，为了要卖稿补助生活，一大部文稿就不得不是急就事了。计自1935年春至次年夏这一年半里，我共写了近四十万字的文章。其中只有《洪大泉考》，此文发表于1936年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第一卷第三期，后收入《太平天国史丛考》内（正中书局出版），解决了太平天国一件大疑案，《艺风堂金石文字目伪误举例》（此文发表于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六卷第一期），校出了缪荃孙氏的错误，那两篇文章仍一本师教，是我的精心苦作，为适之师所称许。
此外，别的文章都是为生活而出卖的，至今想起来，还是一件痛心的事。
我十分惭愧，又十分感激，当我每次发表这种文章的时候，就得到适之师给我严切的教训。
适之师对我文章第一次严切的教训，是1935年春天，在《大公报.图书副刊》第七十二期上发表的那篇《聊斋文集的稿本及其价值》的书评。这篇书评，不用说自是为卖稿而写的急就章了。其中有几句批评《聊斋文集》的话说：说到《聊斋文集》的价值，就这部新编的二百十九篇本来看，其中只有《述刘氏行实》一文是一篇好文章，刘氏就是蒲松龄之妻。松龄在这篇文章中，写大家庭的丑恶。写刘氏的辅夫教子，刻苦成家，以及写他自己的热中功名与刘氏的漠视富贵等方面，都有深刻的描写；在中国传记文学中，算是一篇上乘的作品。此外各篇都是无端而代人歌哭的文章，都不能算是文学作品。所以我们拿文学的眼光来批评（《聊斋文集》，那是没有什么价值的。
适之师见了，教训我说：“聊斋《述刘氏行实》一文固然是好文章，但他的文集里面好的文章还有不少哩，你概括的说都要不得，你的话太武断了。一个人的判断代表他的见解。判断的不易，正如考证不易下结论一样。做文章要站得住。如何才站得住？就是，不要有罅隙给人家推翻。”我回到家中，立刻把适之师的教训记在副刊我那篇文章上面。几年来，经过了多少次的播迁，那张副刊，我总好好的保存着，为的是要珍重师教。
到1936年复，我在《中央日报·史学副刊》上发表一篇《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的史论式短文，其中有一段论清代士大夫好利由于清初朝廷的有意提倡，引申清人管同、郭嵩焘的话，做我论断的根据说：清初，朝廷的提倡士大夫务利，其用意有两点：一.鉴于前明士大夫好名的流弊；二·企图以利禄消磨汉族士大夫的气节，使他们对故国的依恋改为对新朝的效顺。关于后者，清代士大夫有所顾忌，自不敢加以论列。关于前者，管同曾痛论道：“天下风俗，代有所敝，承其敝而善矫之则治，不善矫之则危且乱。明之时，大臣专权，今则阁部督抚奉行文书而已。明之时，言官争竞，今则科道不敢大有论列。明之时，多讲学，今则结社聚徒杳然无闻。明之时，尚清议，今则场屋策士涉时政不录。大抵明之为俗，官骄士横。知其弊而一切矫之，矫之诚是也。然百数十年来，其难乃起于田野之奸，闾闸之侠，朝堂学校之间安且静也。臣以为明俗敝矣，某初意则主于养士气，蓄人材。鉴前代者鉴其末流，必观其初意。故三代圣王有因有革，必举而尽变之，则更起他祸。，’革明代人好名流弊而起的弊端是什么呢？管氏接着说道：“今之风俗，弊在好谀而嗜利，故自余卿至庶人惟利是趋。”郭嵩焘也论道：“自汉唐迄今，政教人心，交相为胜，吾总其要Et名利。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元人务利，明人务名。二者不偏废也，要各有其专胜；好名胜者气必强，其流也揽权怙党而终于无忌掸，好利胜者量必容，其流也倚势营私而终归于不知耻。
是说也，吾于数年前及见之，智以告胡文忠公，自谓笃论。故明人气胜，得志则生杀予夺泰然任之，无敢议其非。本朝以度胜，得志则利弊贤否泛然听之，亦无敢议其非。一代之朝局成，而天心亦定。”士大夫到了“利之趋”，到了“倚势营私而终归不知耻”的地步，清廷豢养顺民走狗的目的固然达到，而政治贪污的风气也从此造成了。
我这一段话，给适之师见了，他非常生气，写了一封很严厉的信来责备我，说：
尔纲：
我在《史学》《（中央日报》）第十一期上看见你的《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很想写几句话给你。
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管同、郭嵩焘诸人可以随口乱道，他人是旧式文人，可以“西汉务利，东汉务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一类的胡说，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论断。西汉务利，有何根据？东汉务名，有何根据？前人但见东汉有党锢清议等风气，就妄下断语以为东汉重气节。然卖官鬻爵之制，东汉何尝没有？“铜臭”之故事，岂就忘之？
名利之求，何代无之？后世无人作《货殖传》，然岂可就说后代无陶朱椅顿了吗？西汉无太学清议，唐与元亦无夫学党锢，然岂可谓西汉唐元之人不务名耶？要知杨继盛、高攀龙诸人固然是士大夫、严嵩、严世蕃、董其昌诸人以及那无数歌颂魏忠贤的人，独非“士大夫”乎？
凡清议最激昂的时代，往往恰是政治最贪污的时代，我们不能说东林代表明代士大夫，而魏忠贤门下的无数干儿子孙子就不代表士大夫了。
明代官绅之贪污，稍治史者多知之。贫士一旦中进士，则奸人猾吏纷纷来投靠、土地田宅皆可包庇抗税，“士大夫”恬然视为故常，不以为怪，务利固不自清代始也。
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大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
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
又在《益世报·史学）二十九期见“幼梧”之《金石萃编唐碑补订偶记》，似是你作的？此种文字可以作，作此种文字就是训练。
偶尔冲动，哓晓至几百字，幸勿见怪。]适之师看了我这篇短文为什么”冲动”起来，我一直不解，到近年读余英时《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一册）才知道。余英时论梁漱溟要胡适对改变世界的争论说：“如果我们用‘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来代表胡适的基本态度，那么要他立刻提出一个对中国社会的性质的全面黼来以为行动的指南，便等于要他只保留‘大胆的假设’，而取消‘小心的求证’，这在他以‘科学方法’为中心的思想模式中是不可想象的。1936年罗尔纲写了一篇《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胡适看了，非常生气。……试看胡适连这样一个局部性的概括论断（general-izafion）都不肯随便下，他怎么会轻易提出‘中国社会是什么社会’这样全面性的论断呢？……而且从他的观点来说，梁漱溟对这个问题的提法便根本不能成立。罗尔纲的题目不能成立，因为我们还得建立“好利”和“好名”的严格标准。如果士大夫‘好名“好利’的现象无代无之，又不能加以量化，那么这个题目自然是没有意义的了。……他的‘科学方法’
一一所谓‘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一一他的‘评判的态度’，……本质限定它只能解决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但是它不能承担全面判断的任务。即使在专门学科的范围之内也不例外。……科学方法的训练，可以使人谨严而不流于武断，正因如此，严守这种方法的人才不敢不负责任地放言高论，更不必说提出任何涉及整个社会行动的确定纲领了。这在实验主义者而言，尤其如此。”余英时这段话，说明了适之师为什么对我这篇《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这样生气。
我读了适之师此信，叫我十分感激他如此严厉的督责我，爱护我。我一连四个晚上伏在桌上回了一封几十页的长信，向他恳切的表白我的感激，报告我一年来的工作、研究和生活的经过。那时候，我正在打算要研究清代军制，因并将我那个“研究清代军制计划”寄呈适之师，请他指导。当我的信寄到适之师时，他方入协和医院检查身体，得了我的信，在一天里面，回了两封信给我，说：
尔纲：
我那封短信竟使你写那么长的回信，我很不安。
你的回信使我很高兴。我猜想“幼梧”是你，果然不错。
你的轻视武亿、王昶诸人，却是，应该的。要知你所凭借的，不是看碑的眼光，乃是一份拓的最精的拓本，和一个许你专力做此事的机关。我读你已发表诸条只觉得条条都使我深刻的赏识艺风堂此份拓本之精工，远过于武亿、王昶诸人所见的本子。王昶、缪荃孙诸人都不能以全力作整理金石之事，他们的校录收了绝大的数目，其中有一些错误，是不能免的，是可以宽恕的。
我劝你挑选此项金石补订笔记之最工者，陆续送给（《国学季刊》发表，用真姓名。此项文字可以给你一个学术的地位余英时《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论胡适能进北京大学任教主要是靠考据文字注说：“据胡适晚年回亿，蔡元培要聘他到北大教书是因为看到《诗三百篇言字解》。见《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页291编注。后来他在1936年6月29日给罗尔纲的信中劝罗氏用真姓名发表“金石补订之最工者”，并且说：“此项文字可以给你一个学术地位。”这大概是从他自己早年的经验得来的。余英时这段话，指出适之师对我深厚的栽培。故应用真姓名。又你的职务，在北大是整理此项拓本故也应用真姓名。
我劝你以后应该减轻编辑《史学》的职务。一个人编两个学术的周刊，是很辛苦的。
《洪大泉考》我很爱读，因为不曾带到医院中来，故今日不能评论此文。出医院后，当再写信。
《研究清代军制计划》，我是外行，恐不配批评。但我读你的计划，微嫌它条理太好，系统太分明。此系统的中心是“湘军以前，兵为国有；湘军以后，兵为将有。”凡治史学，一切太整齐的系统，都是形迹可疑的，因为人事从来不会如此容易被装进一个太整齐的系统去。前函所论“西汉重利，东汉重名，唐人务利，宋人务名”等等，与此同例。
最好的手续是不要先编《湘军志》，且把湘军一段放下来，先去看看湘军以前是否真没有“兵为将有”的情形。我可以大胆告诉你：一定有的。你试看《罗壮勇公年谱》，便知打白莲教时已是如此了。至于湘军以前，是否“兵为国有”，也须研讨，不可仅仅依据制度条文即下结论。今日在医院中检查身体，早起写此信。即问。安好适之二五‘六·二九。
尔纲：
今天写了一信，想已收到。
关于清代军制事，鄙意研究制度应当排除主观的见解，尽力去搜求材料来把制度重行构造起来，此与考古学家从一个牙齿构造起一个原人一样，这可称为再造Reconstruct工作。
研究制度的目的是要知道那个制度，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平时如何组成，用时如何行使；其上承袭什么，其中含有何种新的成分，其后发生什么，如此才是制度史。
你的《新湘军志计划》，乃是湘军小史，而不是湘军军制的研究。依此计划做去，只是一篇通俗的杂志丈章而已。其中第二、三、四章尤为近于通俗报章文字。
你劝你把这个计划暂时搁起，先搜集材料，严格的注重湘军的本身，尤其是关于：
一.湘军制度的来历（例如戚继光的《纪效新书》）。
二.乡勇团练时期的制度。
三.逐渐演变与分化。
四.水师。
五.饷源与筹饷方法。
六.将领的来源与选拔升迁的方法。“幕府”可归入此章或另立一章。
七.纪律（纸上的与实际的）。
八.军队的联络、交通、斥候等等。（曾国藩日记中记他每日在军中上午下午都卜一二卦，以推测前方消息？）
九.战时的组织与运用。
十.遣散的方法。
我是门外汉，所见如此，不知有可供你的考虑的吗？
适之二五·六·二九夜（协和医院）
适之师在这两封信中，教训我、鼓励我、指导我。他教我知道承认前人的功绩，教我不得有半点自满。他又鼓励我向金石学上努力，以取得学术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