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亮夫
1963年我曾对大学的一些青年教师及同学讲过一次治学经验，当时有许多话不敢说透，有些涩涩缩缩。近来又不断有人要我谈这个问题。其实我并无所成就，也沾了些“纯盗虚声”的时风。但那篇讲录发表后，也有些人向我发问，乃至追究，使我耿耿于怀者十八九年。进三五年来，又向青年们谈了一些较细致的治学方法等，自以为可供学习者的参考。
我是一个在社会科学领域里学习的人。但走了若干弯路、险路，现在的这个路子，是排除了一些歧路才慢慢确定下来的。我本来是个钝根人，可取的只有下笨工夫这一点。‘许多事都是在笨求中得到一线光明，一丝成就。我现在就把这些经过，点滴记下。是自白？是与人互勉？都不去计较。但希望读者不要把我看成是什么专家。我只是一个人文科学的爱好者。只是一个种瓜种豆的人，所生产的不过是瓜、豆而已。
我走人文科学的道路，是受了祖辈的影响，我的家是由老祖母管治的大家庭，父辈四兄弟，像个小朝廷，显然是个封建家庭，四叔父是日本高等师范毕业生，但并不改其做秀才之故习。父亲是京师大学堂读法律的维新人物，他的爱国热忱使我深受启发，但其思想仍以孔孟之道为基础。他们搞的基本上都是人文科学。在这样的环境影响下，我虽也读了些《地球韵言》、《小学韵语》、《格致教科书》等，但考大学时终被录入成都高师的国文部。这不能不说是初步定了人文科学的大方向，也可说是我求学的第一变。
考进了国文部，这决定了我今后的道路，将是朝着人文科学的领域走去。
然而，我还面临着具体的选择。当时的老师最令我钦佩的是林山腴与龚向农两先生。钻进这个艺苑后，我很用功，对许多方面都感兴趣，既学诗词，也学“小学”（文字声韵学），中间曾爱上了罗素的数理逻辑。四年毕业后，随即考取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科。接着又被清华研究院所录取，作王国维先生的研究生。诗词我还是不合得放弃，但王先生、梁任公先生都说我无诗情诗才，还是专攻文字声韵学为好，与林山腴先生的话全同。三个老师都如此，我怀着极端痛惜的心情，烧掉我的四百多首诗词小集子。这是我的一个了悟，悟到了学习是与性情相关的，现在叫生理优点相关合。从此，我决心回航走“小学”的路子，钻研文字声韵学。这是我求学的第二变，从而选定了具体目标。但随时还在返航，写了些诗歌、小说，也学着几位名家，搞使刀弄剑的随笔之属。
后来一个极巧的机会，我拜见了章太炎先生。先生切实指示我读史，“从杜佑通典人手”，我也觉察到历史是我们民族的大本大根；如不切实读史，搞文字声韵学就缺乏坚实的基础。那时我一方面教书，一方面为了生计编书。先生也顺便告诫我要做一个向着真正的学术道路前进的人，又把“文章合为事而著，歌诗合为时而作”这两句话提得很高，透彻地发挥了“甚深微妙”之义，而又贴紧到民族兴亡的上面来讲。这是合于父亲影响我的爱国思想的，使我座上发大冷汗，誓本先生之言做去。我同先生还谈到甲骨文字的研究问题，他以“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为喻，劝导我不必事事亲尝，不一定要去搞甲骨文。
总之，使我体会到“不要作空疏之学、哗众取宠之学”。这是我求学的第三变，这时我已写了不少文学书，编了不少教科书。
章先生以历史为基础的教导，给我以勇气和信心，但有时我又有些发脑热，狂想遍注二十四史。大家批评《宋史》最芜杂，于是我就想从《宋史》着手，把宋人文集尽量看过，作为每个人物的碑传材料。要仿裴松之三国志注例为之注，抄了三百来种的宋人文集，同时也看了些宋、元、明人的笔记，觉得可贵材料很多，每天扣足两册、作了记号，分类剪贴，成为社会史料、经济史料两类。
在二、三两变当中，方向虽不十分坚定，但也有些有益的工作，譬如在王国维先生指导下，写了一部《诗骚联绵字考》，这是我一系列关于语言文字学的写作示例，到现在虽然有些发展，而基调是未大变的。此后又曾写《文字朴识》，只不过加深一层，使文字、语音、字义三者结合，王、章之学两者结合的结果，这个方法是可以再应用的。当时又参加了疑古学派，大写文章，这恰好成为后来搞古史学的张本。又如我的一部《屈原赋校注》，是在一种思师不已的情感之下写的，用自己的感情，来深体一个爱国诗人的心情，既忧国忧民，又不能有损于君威，有伤于民情。而我当时，也深深卷入了一场爱国运动中，这是在一种非常复杂的情怀下写成的。近卅多年，发觉其中感情的成分多了些，所以作了较大的改动。当时还写了一篇《夏殷民族考》，也是我的民族主义思想的点滴表现。
后来因病遵医嘱出国，到了巴黎，于参观博物馆、图书馆中深觉故国文物是决不可毁灭的。于是每天去参观游览，看看国民图书馆藏的敦煌经卷，鲁敷尔、琪美、乾宜喜、拿破仑废王宫等处收藏的文物，发现他们研究各种文物，同法、德、英人整理我们的文物，其方法之精妙，途术之宽博，结论之精确，远非国人所能及，这使我这个走进大海已辨航向而无舟揖可渡的人知道有一苇可航。于是大量抄了他们的图表、说明，也摄制了些照片。我又时时与他们的学术界人士接触，多少也得些启发。我觉得我此后更有把握了，不像前三变那样多少有些彷徨乃至大为彷徨的情景。这可算是我的第四变。归国时带回来三千多幅照片。
这第四变，可以说是我研究工作方法的一个突破。突破了我数十年单一的研究方法，吸收了国外学者综合研究问题的经验，在治学上开始有裕然绰然、有“无适而不可”之感。思想有疑滞的，可以抉择了；材料方面有缺陷的，可以补充了。方法上更使我有多样化的路子，可以从四面八方来包围它，有无往不适之乐。所以我现在更体会到，把“方法论”放在科研中第一位，是有其必要的。我纵观先代的学术工作者，其成就的大小和深浅，往往决定于方法是否多方面的，是否灵活运用得纯熟。
我50岁时，正是全国解放之秋，我虚心学习了许多新思想，新思想中尤其使我感到重要的是超逻辑的辩证唯物主义。看事物不仅要从那平面的现象来看，同时得全体来分析，正、反、侧来看，还得从它那变动不居、前后因果、来龙去脉来看。于是思想考虑更周全、更细致，使一切事物都“莫得遁隐”。到这时，我明白要建立一个学术系统，要做到无微不至，必须以掌握资料为第一事，弄资料成了我正大光明的事业之一。过去不敢多搞的工具书，也都成了我认真对待的科研内容。
总的说来，我在40岁以后路向虽已大定，而“其道多方”是50岁才坚定下来的。所以在50岁以前写的稿子，都不满意，细细看来，大体是未曾做到辩证法之所要求。我体会，真要做到合乎辩证法，是难的。要证实一件事物的全体所需要的知识，是非常广阔的，凡此事物有关的科学，你都得用到，这就是所谓“综合”。要综合一切有关学科，才能说明某一个学科。譬如我不满意我的《屈原赋校注》，就是因为未曾使用一切语言、历史、风习、民风、民族、地理、博物、生理、氏族社会、政治、哲学、乃至天文、物理、化学等等许多知识；细细引入，以详释各词语。于是，后来我尽量引进，尽量发挥，改写成为（《楚辞通故》。我更感觉我综合的能力，仍不够得很。联想到司马迁、班固的《史记》（《汉书》两书，包括了一切学问；《说文》《尔雅》，也是天文、地理、音乐、博物无所不包。他们是如此宽博的学问。即以屈原而论，也是自宇宙生成之理，以迄地貌变迁之说，一一人他文中，又岂是那些空头诗人、词人所能望其项背的？
我走人人文科学这个曲曲折折的道路，说到此大致也有个粗线条了，要细写还是多着的。现在我想再谈谈我的全部计划。此事在我第三变已大定了。但这些年代，始终是“心有余悸”，不敢畅言，至1971年，我在女儿为我编的一个著作目中，作了个自识，说我这一生“以中国古史为基”，大概已略略表示了一下。现在，我要无所顾虑地说一说我的心愿。
我从第三变的末期，把泛滥的历史学再推进一步，定为“中国古社会史”，到第四变以后。把全部工作，都配合这一主题来进行，而抽出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一件可以总领一切的课题：《三代异同考》，这是我在30岁时定下来的。在这部著作中，把自己研究古汉字、古民族学等方面的成果一齐引入。在有些地方，旧说解释不了，便又引进一些科学家所得古代社会情况，如图腾、氏族、各种崇拜、各种组织、各色各样的制度，等等。于是觉得科研的天地，真是宽大得很，同时也细致得很。这就是二十多年来的心情。这心情促使我不知疲倦地工作，成了我的第二生命，连家庭我也经常不照顾，妻子笑我是个“酗酒汉。”
我现在是80岁了，到底我弄出了什么名堂昵？回想起来，不觉令人“黯然魂销”。也实在是一条辫子也梳不拢，不论哪样，也未完成。细细回想，我选择道路时，还有许多当时不曾考虑到的条件，这条件主要是我的缺点，譬如“我的记忆太差”，只知道自己是个钝根人，而不知其应补救之方；二是“目力”，自中学毕业时，已戴八百度眼镜；三是“脾气有些焦躁”，容易进，也容易退；四是“多少有些狂妄之习”。这些生性，都不是做史学研究的一块材料。还有我始终只是个靠教书为生的人，买不起所需要的书，一切材料只好依靠一些可以借到书的机构，吃力非常，而且从来也不敢向保有材料的机构求书，因为大人先生与阔官，我是羞于去拜访的。近三十年来，又因职务及一些制度问题，科研工作连十分之一、二的时间都没有保证，浪费了十分之八、九的精力。若说我不敢浪费分秒时光，但我却每天在浪费百分之九十的时光。当然，我的努力还不够，只好讨得这分失败！
现在汲取我选路的经验，为未来的科研者提醒一下有此种种“拦路虎”，大概也不是无用的。
一.自己先认识一下个人的“天秉”，譬如体魄、性情、脾气、迟缓与急躁、记忆悟解能力、感情深浅、兴味所在；
二.认识环境、家庭、社会、亲友、邻里乃至于经济条件可能发展的道路；
三.尤其要深知自己的缺点及对一切学科爱恶的情况，不要冲动。
然后，本着自己已有的较广博的人文科学知识，将上面所述三事结合来考虑，做一个初步的定向。这是一种细磨工夫，不可焦躁，总得要在进大学后或有了相当基础，做一定的准备才能肯定，一旦肯定下来，就得坚持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