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浏阳城区的同学相聚过几次，每次都是10来个人，也很难到齐。2012年11月30日，我相邀浏阳城区的同学到我家相聚，尽管我做了很大的努力，但还是只来了9位同学，加上我刚好10人，来的同学有王章辉、谭迈群、刘宜达、崔如蛟、吉献民、刘荣荣、李明学、陈泽皇、张正贤。我把同学们请到世家茶楼，一边喝茶，一边叙旧，畅谈当年的同窗友谊。大概坐了一个多小时，同学们提议出去走走，都说是很久没到永和来了，想看看永和的新市容。
我们沿人民路向磷矿路走去，一路上同学们问这问那，我都一一回答。到了十字路口我们往左从磷矿路来到磷矿的廉租房小区，我说：“这里原是磷矿的机修厂，现在由政府出资建了300多套廉租房，住的都是磷矿的退休职工和下岗职工。”过了廉租房小区就是当年醴浏铁路的终点站——永和火车站，望着这已经成为历史遗迹的永和火车站，同学们都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当年那段难忘的知青岁月。我的这些城区同学，当年都是在达浒公社插队的知青，当年他们经常从达浒公社走路到永和，坐小火车回浏阳城关。同学们站在火车站前，久久没有离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叙述着当年知青岁月的艰辛。
离开火车站已近中午，来到浏阳河畔的宏源酒家吃中饭，酒桌上同学们举杯畅饮。我们都曾是“老三届”、红卫兵、下乡知青，对过去那一段特殊的经历，同学们都有着不同的认识和感受。有的同学痛感时代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深重折磨，他们感慨磨难，追抚伤痕，诅咒自己做出的牺牲和命运的不公；有的同学则认为经历了那一段特殊岁月，锻炼了自己的意志，加速了成长，更以一种无法替代的方式，深切了解了自己立身安命的国家，从而奠定了我们这一代人的心智和成熟。讲到动情处，同学不免发生了争执，我忙说：“不管是有悔也好，无悔也罢，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已经过去，我们都要向前看，现在是小康社会，我们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同学们停止了争论，继续喝酒吃饭。也许是岁月的消逝，时间的沉淀，我们要说的话太多、太多，这顿饭，我们吃了两个多小时。最后，我提议，到了永和一定要去李家大屋，看看红一方面军成立旧址。
在李家大屋红一方面军成立旧址，同学们在各个展室，通过文字和实物了解了当年红军如何在数倍于我的敌人围追阻击下，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了当时全国最大的一支人民军队。通过参观，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最后，我们在红一方面军成立旧址前坪留下了一张合影，结束了这次聚会，也了却了我多年的一桩心愿。
五、老知青重相聚
2013年7月1日，妹妹廖喜凤打电话给我，说当年我们下乡插队的生产队有个叫李益珍的村民，邀请我们知青组所有成员去她家做客。妹妹说她已通知了浏阳城区的刘淑华和徐玉环，要我通知邓万勇和邓万英两姐弟，时间定在7月6日。
接到妹妹的电话后，我立即给住在长沙的邓万勇打电话，他首先有点为难，说那天他因有要事怕来不成，我说相隔40多年，我们知青组6人还从没有在一起聚过，你一定要珍惜这次机会，最后，邓万勇答应想办法赴会。
7月6日上午9时，我们知青组6人相约在我家集合，然后乘车去李益珍家。李益珍年龄和我们差不多，20世纪70年代初由我们插队的金桥大队出嫁到现在的碾石大队。我们插队时，她还未出嫁，和我们知青组几个人的关系都很好。今天，我们应邀登门拜访，李益珍全家都很高兴，她还请来了他哥哥李益福老师作陪。李老师当年就像是一位兄长，对我们知青给予了太多的关心和帮助，今天重逢格外高兴。
李益珍有三个儿子，老大浏阳城区做生意，老二和老三在家从事菊花石雕刻，三个儿子都已经结婚并都有了小孩，建起了三栋漂亮的两层楼房，还买了一台小车，李益珍两口子就忙着带孙子，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天气很热，我们都坐在客厅休息。主人端出自家种的西瓜、桃子招待我们。西瓜、桃子都很甜，我们边吃边聊。我们6个人自从在知青组先后招工回城后，都因有工作和家庭，40多年来从没有6个人在一起相聚过，弹指一挥间，我们已由过去风华正茂的青年变成了今天年逾花甲、两鬓染霜的老年，今天能够相聚在一起，心里特别兴奋和高兴。大家谈论最多的，还是当年那段难忘的知青岁月。当年我们6个人在一张桌上吃饭，平时做饭、种菜、砍柴、做家务都是主动去干，互相之间从未红过脸吵过架。谈到干农活，徐玉环这个家里唯一的娇娇女、父母的掌上明珠，也能脱掉鞋袜站在磙子的框架上，手牵黄牛，在稻田里干起了打磙子的农活，由于没有掌握好站在滚子框架上的重心和姿势，牛向前一拉，人就仰面朝天地摔倒在烂泥田里，变成了一个泥菩萨，今天想起来还觉得好笑。刘淑华也谈起当年在田里跟社员学习用牛犁田的趣事。
我们6人当年能够在一个屋檐下共同生活是一种缘分，现在回忆起那段知青集体生活还有着丝丝的眷恋，眷恋的是那一方山水、善良的村民和知青的友谊，感激的是时代对我们的锻炼，人生的丰富经历。
我们正谈得意犹未尽，主人招呼吃饭了，端出热气腾腾的菜肴，有自家喂的土鸡、养的鲜鱼和新鲜的蔬菜。大家一边吃，一边说：“乡下真好，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空气清新，自己种的农作物和蔬菜没有污染，真羡慕你们这种农家生活。”吃过中饭，李益珍说：“喝杯茶，休息一下，然后去果园摘桃子。”
来到屋前的果园，树上红白相间的桃子在绿叶的陪衬下，格外显眼，诱人。我们爬上桃树，过了一把摘桃子的瘾，真是难得，不大一会儿，就摘了几脸盆的桃子。李益珍说：“每人抱一个西瓜，拿几斤桃子回去让家人尝尝鲜。”
回到李益珍家，我提议知青组40多年后有幸相聚在一起，合个影留作纪念，大家都说好。于是在李益珍的屋前，我们知青组照了一张集体相，然后又和李益珍夫妇，还有李益福老师合照了一张。照完相，我们准备回家，李益珍全家把我们送到公路边，依依惜别，我们知青组相约下一次到徐玉环家相聚。
六、撰写个人回忆录
我从小喜爱文学和写作，未退休之前工作缠身，世纪之交下了岗，又要为自己、为家庭的生计而奔波，没有精力和时间顾及写作。虽然在工作单位长期担任过通讯员，但只是写了些“豆腐块”的报道，没有较系统的文字。自2008年退休以后，特别是最近两年，我开始向报刊投稿。2012年，长沙市政协向当年的知青征稿，我写了一篇8000字的稿件，被《永远的记忆——长沙知青文史》采用，这更加坚定了我写作的信心。2013年4月开始写个人回忆录，到九月写成了一本近10万字的取名《岁月飞歌》的个人回忆录。我把文稿送给我的好友符阳明过目，并请他给《岁月飞歌》写序。他对我的文稿进行了认真的审校和润色，并热情地为我写了序，还帮我在湘潭一家印刷厂印了200本书，作为一本内部出版物，在我的亲友中进行交流和赠送。
书印出来后，符阳明就在湘潭的朋友中赠送了几本，只过了两天，湘潭市收藏协会副会长，金牌主持人吴启民先生就给符阳明打电话，说他一口气看完了《岁月飞歌》，引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思想上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并说下次我若到了湘潭，一定要请我吃饭，交个朋友。符阳明回到浏阳后，一次我邀他送一本书给我的母校浏阳一中，这本书有九分之一的篇幅写了当年我在浏阳一中学习和生活的经历。浏阳一中办公室的寻书记看了一下书以后，问我们多带了书没有，他说还要一本存入学校档案室，后来又问我们有没有电子文版，他要存入学校的电脑，我们都满足了母校的需要。
符阳明建议我搞一个小型的赠书活动，我当时有些犹豫，这是不是过于张扬？他说：“你能写出一本10万字的回忆录，这并非一件易事，值得祝贺一下。”我考虑再三，决定开一个小型的赠书座谈会，听一听一些亲友的见解和反应。这样符阳明就帮我邀请了湘潭市的吴启民先生，浏阳市楹联协会执行会长欧代清先生，浏阳市人武部前政委肖续吾先生，浏阳市楹联协会会员曾发展先生。我也邀请了我的老领导，浏阳磷矿工会主席吴顺成先生，我们菊溪社区总支书记朱树民和社区主任廖尚明，社区老年协会会长朱建青，我的老同学、老同事汤德福、罗遵友、邓启良以及我的姐夫、弟弟，还有我的家人一共20多人，于2013年11月23日在永和开了一个赠书座谈会。
座谈会正式开始前，肖续吾、欧代清、符阳明、曾发展几位书法协会会员，书法爱好者泼墨挥毫写了不少的书法作品，展示了他们的书法艺术，受到了与会人员的好评。座谈会上符阳明、欧代清、吴启民先生、朱树民等同志先后致辞，他们一致认为《岁月飞歌》这本书创意好，格调积极向上，传播了社会正能量，能引起同代人的回忆和共鸣，书中虽然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场面，但平平淡淡才是真，反映了“老三届”、红卫兵、下乡知青这一辈人所走过的时代轨迹和始终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座谈会上，社区朱书记和廖主任当即订了100本书，准备发给社区的党员同志和群众骨干。
座谈会的第二天，我的老同学罗遵友晚饭后来到我家，说他昨天从下午3点到晚上12点一口气看完了《岁月飞歌》这本书，并拿出一张材料纸，把书中印刷错误出现的10多个错别字挑了出来，并就书中提到的永和镇建镇时间等几个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这令我十分感动。罗遵友同学还与我谈了他20多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及从事个体汽车运输户的经历，其中的酸甜苦辣令我感同身受，我们一直交谈到深夜。
书赠送出去以后，我收到了亲友们的一些反馈，他们建议我再增加一些内容。我自己也觉得，由于这是一本处女作，思维还很不成熟，文笔也很粗糙，很多该写的内容没有写进去，所以，我决定进行一次全面的修改和补充，尽量争取书中不留下太多的遗憾，争取写出一本有书号、有品位、的公开出版物。
七、重访李贞将军故里（一）
怀着对李贞将军的无比敬仰，1969年元月，我选择到李贞将军故里——浏阳市永和镇金桥大队窑前生产队插队当知青。当时的窑前生产队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山村，全队社员都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我很想知道李贞将军的青少年故事以及她怎样从一个童养媳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将军的，可令我纳闷的是，李贞将军的亲人似乎都不太愿意谈这个话题。后来我才慢慢从将军的亲人口中得知，早在“文革”开始时，将军就遭受迫害，被关进了“牛棚”。将军自投身革命后，曾长期在彭德怀、贺龙两位老帅的领导下工作。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等人被错误地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最后彭总含恨蒙冤而死。“文革”开始后，贺龙元帅被林彪，“四人帮”作为反党篡军的反动大军阀打倒，最后也含冤而死。两位老帅的部下自然也受到牵连，林彪、“四人帮”及其同党诬陷李贞将军是“十寡妇反党篡军集团”的头子，是贺龙反党篡军集团的余党……所以我当时虽然在李贞将军故里插队3年，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对将军的故事知道得并不多。时过境迁，一晃离开将军故里已有40多年了，时间的流逝隔不断我对将军的敬仰之情，现在清闲下来了，总想着搜寻点将军的青少年史料，为将军写点青少年故事和将军夫妇抚养革命遗孤的大爱精神，为此，我决定重访将军故里，去寻觅将军当年的身影。
去年冬日的一天，我邀请好友邓启良，前往窑前组。踏着平坦的水泥路面，望着熟悉的田野，我既感亲切又觉陌生，当年小山脚下一字排开的土砖房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装饰一新的两层楼房。我们首先来到将军的堂侄李益福老师家里，李老师长我六七岁，是当年队上少有的文化人。主人递过茶后，寒暄了几句，我就说明了来意。李老师说：“李贞姑姑20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后就离开了家乡，所以我知道的事不是很多，不过，我可以向你推荐个人，你们要的资料和书籍李益岐那里有。”随即，李老师拿出手机和李益岐取得了联系，说李益岐在家里等我们。于是，我们告别了李老师家，向李益岐家走去。
对于李益岐我也有所了解。他50多岁了，在他的6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五，他也是所有兄弟姐妹中思想最活跃的一个，他不愿守着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过日子。改革开放后，他常年在外打工，他有个女儿嫁在新加坡，见多识广。1990年3月，李贞将军因病在北京逝世，李益岐作为将军的亲属赴北京参加了将军的追悼会，后来他还应邀参加过一些纪念将军的活动。他和李贞将军的姨侄、姨侄女们以及由李贞将军和甘泗淇将军夫妇共同抚养的烈士遗孤有着广泛的联系，近年来，他几乎每年都要去北京走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