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道化术阶段的道教
叹出家，倒也学了些散淡逍遥，顺逆颠倒通玄妙。一瓢饭能吃多少，三杯酒面像仙桃，华街柳巷呵呵笑。小葫芦常挂在腰，万灵丹带上几包。到处与人行方便，遇缘时美酒佳淆，淡薄时饮水箪瓢。富贵穷通由天造，任凭他身挂紫袍，任凭他骏马金貂，转眼难免无常到。三寸气缥缥渺渺，一家人哭哭叫叫，那管你子贤孙孝。算将来修道为高，延年寿病减灾消，无忧无虑无烦恼。
等时来到步云霄，会八仙去上仙桥，那时方显玄中妙。
——张三丰
明代中期以后朝廷与道教的关系
嘉靖之后，明王朝进入了衰落的后期。明世宗崇佞道教方术，追求长生不死，结局只能是失败。好在临死时他有所醒悟，遗诏中有“只缘多病，过求长生，遂至奸人逛惑”的话。确实，因为他崇道，一大批道士持术邀宠得呈，徇私舞弊，胡作非为，扰乱朝政，败怀朝纲。道教的这种作为引起了士大夫阶层的强烈不满。北宋的灭亡，就有士大夫认为是道教的罪过，明代又有皇帝因崇信道教而不理朝政，于是道教在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愈趋下降。士大夫阶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稳定载体，是左右时代心理和影响统治者决策的重要力量。道教一旦引起了士大夫们的反感，失去了士大夫阶层的支持，他在上层社会的贵盛就只能是暂时的了。尤其是在它蜕化得不再高雅脱俗，危及社会的安定，对儒学的地位构成威胁，干预了士大夫的正常生活与仕途上升时，它的霉运就来了。明世宗一死，明穆宗即位后，崇道之风被煞住，崇道有所收敛节制，一些佞臣和与明世宗搞在一起的王金、高守中等道士受到了惩罚。但到了神宗时期，崇道活动又喧嚣尘上，万历五年（1577年）下诏恢复穆宗时期去掉了给天师正一真人的称号，贬低了他的待遇。神宗还为道教经典的整理和传播推波助澜，曾命印道藏四百八十函施舍京城及天下名山诸道观，以广其传。万历三十五年，又命五十代天师张国详编印《续道藏》一百八十卷，这是继《正统道藏》之后又一次道书的汇辑，对道教文献的保存和传播具有积极的意义。
神宗之后，熹宗、思宗对道教仍比较推崇。不过，自明世宗之后，伴随着明朝统治开始步入摇摇欲坠的末路时期，道教也迅速走向衰落。明代末年，崇祯皇帝对道教也比较笃信，与世宗有一些类似。不过明廷大厦很快倾覆，崇祯自己也上吊自杀，遗笑后世。
清代统治者系关外的满族贵族，对道教素无信仰，加之一部分反清复明的人士利用道教反抗满清朝廷，失败后又把道教作为隐身之所，所以清代统治者对道教基本上是采取限制政策的。不过，清代初期的顺治、康熙、雍正三朝，从笼络汉人的角度出发，对道教还稍稍有所重视，沿袭明代惯例封正一真人。顺治虽然崇信佛教，但对道教还有所保护，曾经于顺治十三年对礼部说：“儒释道三教并重，皆使人为善去恶，反邪归正，遵王法而免祸患。”（《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卷三）但他认为，江西巡扶李凤所进的“张景应符”对治理国家没有什么好处，置之不用。康熙皇帝对道教也不反感，曾经让五十四代正一天师张继宗到五岳进香，祈雨治河，还召见道士王文卿、谢万诚、王家营等，对服丹长生虽然不相信，却对它有好奇心。雍正皇帝对道教的炼气养神、符箓祈祷等有所肯定，他曾经说：“道家之炼气凝神，亦于吾儒存心养气之旨不悖。”又说：“道家所用经篆符章，能祈晴祷雨、治病驱邪，其济人利物之功验，人所共知。##（《龙虎山志》卷六）他曾用白云观道士贾士芳、龙虎山正一法官娄近桓为其治病，并封深受禅宗影响的全真教南宗创始人张伯端为“大慈圆通禅仙紫阳真人”，把张伯端的《禅宗诗偈》编人《御选语录》，亲自撰写序言，又命在张伯端故里建崇道观以祭祀之。不过，满清朝廷对道教的重视也就到此为止了。雍正之后的皇帝对道教大体上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乾隆皇帝对道教多次予以贬低，就连历来太常寺乐官选用道士的做法，他也改成用儒士充任。慈禧太后虽然曾经宠信过白云观道士高仁峒，但那只是对术的利用，她对道教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照。总体看来，清代道教的日子可谓一天不如一天，一年不如一年。清初就曾多次明令禁止“巫师道士跳神驱鬼逐邪以惑民心”。《大清会典》记载，崇德年间，禁止巫师道士跳神，犯者处死，请求者也要治罪。康熙年间放宽了一点，但也要“用印报部”，获得许可才能行医逐邪，否则也要处死刑。龙虎山道士娄近恒歪打正着地用符水给雍正皇帝治好了病，赏了他一个“四品龙虎山提点，司钦安殿住持”的官制，赐了他一个“妙正真人”的头衔，雍正自己也搞了一些炼丹的活动，这使得道教出现了一点回光返照的迹象。但雍正一归西，乾隆即位的第二天就驱逐了这批道士，认为雍正是把道士作为“游戏消闲工具”，看作是跳梁小丑，“如俳优人等耳，未曾听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药，且深知其为市井无赖之徒，……今朕将依等逐出，各回本籍，……##（《清高宗实录》卷一）这语气是何等的轻蔑！这还不够，乾隆再次把已经降到正三品、取消了“天师”称号的正一嗣教真人降至正五品，而且取消了进京朝见的资格。从此，道教便与政治隔断了关系。
正一派的衰朽
明代正一派的地位比全真教高，原因之一是全真教与元代皇室关系密切，当然代元而起的明朝廷就不会对它有太多的青睐。原因之二是全真教重视个体修炼，其伦理教化和维护大一统的社会秩序的作用不太大，所以不受强调伦理教化的明室的重视，如明太祖就说过：“禅与全真务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大明玄教斋醮立成仪序》）。原因之三是正一派道士在元末明初的政治嗅觉敏锐，积极讨好朱元璋。1361年，朱元璋尚在攻打南昌时，第四十二代正一天师张正常（1335～1377）就派遣弟子密告符命。朱元璋即位时，张正常亲到朝廷庆贺，被朱元璋封为正一嗣教真人，赐银印，秩视二品。洪武五年（1372年），又命他永掌天下道教事。从此，正一天师便成为道教各派，包括全真道在内的总领袖和代表，一直沿袭至近代。张正常之后至明代末年第五十一代张显庸的历代天师，都沿袭惯例封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这些天师中，第四十三代张宇初（？～1410年）算是有所作为的一个。
张宇初的著作有《道门十规》、《度人经通义》、《龙虎山志》，诗文集有《岘泉集》。他的诗文集《岘泉集》合会理学和禅宗，提出了心统性命而为一太极的观点，对道教理论有所发挥。张宇初掌教时，道教巫祝之术的衰落迹象已经显露得很充分了。张宇初对此作了理论上的回应，主张老子是道教教主，老子思想的根本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其核心是“无视无听，抱神以静”。其后“黄老之书出而吾道兴”。他认为，道教“盖其本则三洞九霄掌经品道藏者，其用世之说则内圣外王之道，盖公曹参以清静而治是也。其要也，使有归于无，实返于虚，顺元气之流行，而深根固蒂，返本还元，则性命混融，守其一真，复超乎无而已矣。”（卷一）这里强调的只是王道政治之术和内丹之术的原理。外丹术没有提及，是因为他认为“金石草木徒杀身取祸”；符箓禁咒、厌禳斋醮没有提及也是因为他对这些已经不得不进行排斥了，他认为“寇杜葛陆之徒”所行的符篆祈禳是邪门歪道。为此必须正本清源，以黄老之学为其宗本，以清静无为为本，对道教进行整顿。为此，他著《道门十规》，倡导全真教性命双修的宗旨和“百日立基，十月胎圆，三年圆毕”的渐进丹法，提出道士应该遵守的十条戒规，试图整顿道教。但他对传统的道教经典又基本上全面肯定继承，说明他的上述思想并不彻底。
永乐四年（1406年），张宇初曾奉旨“纂修道典，人阁通类”，即为编《永乐大典》服务而纂修道教经籍。此时，武当山道士任自垣也在主持重编《道藏》，英宗正统九年（1444年）完成，是为《正统道藏》。参与者有天师张宇清和林复真、李玄玉、袁止安等道士，以正一派道士居多。
这部《道藏》仍按照传统的三洞四辅十二部的分类方法人书，但《正统道藏》毫无根据而入错位的书比比皆是，说明了明代道士中精通本教典籍者已不多，编辑者水平比较低劣。不过它对保存道教经籍的贡献也不容抹杀。万历时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编成《续道藏》。正、续《道藏》是保留至今的道教经典文献的大全。
正一派道士的品行修养和理论素养大不如前。明代正一派道士中，道行尚佳的只有赵宜真（？～1382年）、刘渊然（1351～1432年）师徒。赵宜真著有《原阳子法语》、《灵宝归空诀》等。赵宜真的思想有把内丹与雷法相结合的特点，以“自性法身”为内丹的根本，以无为为修炼的根本原则，以“粉碎虚空”为终极目标，务求实证。他解释这一修炼思想说：“自性法身本来具足，不假于外，自然之真。其进修则摄情归性，摄性还元，有为之为出于无为，无证之证出于实证。”（《原阳子法语》卷上《还丹金液歌》）赵宜真强调用日记作为自我反省的方法。他的雷法理论与清微派基本一致。刘渊然虽不见著述，但“有道术，为人清静自守，故为历朝所礼”（《明史》卷二九九）。其余道士的素质就非常低劣了。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虽然在道教理论方面还有一些水平，但品行就大打折扣了。
他骄横凶残，在建文皇帝时就“坐不法夺印诰”（《明史》卷二九九）。第四十六代天师张元吉，与其祖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穷凶极恶，《明史》卷二九九说他一贯“凶顽”，“夺良家子女，逼取人财物，家置狱，前后杀四十余人，有一家三人者”，被人告发，宪宗会众官廷审，被打一百杖后发配素州充军。后面的天师也多遭弹劾，基本上没有一个品行端正的。第五十代天师张国详也是一个花天酒地、奢侈享乐无度的人。作为道教领袖的天师如此，上梁不正下梁歪，道士们素质的低劣就可想而知了。
邵元节、陶仲文等以符箓、方术受宠，但也是佞臣。正一派宫观“收养军民子弟以为行童，及匿逃军逃民代为耕种，男女混杂，无异俗居”（《典故纪闻》卷十）。上层道士聚敛财富，奢侈逸糜，腐化堕落。下层道士则不思学道，利欲熏心，以法术坑蒙诱骗，自欺欺人。正一道堕落到这种程度，实在是与道教义理背道而驰。
在法术的灵验方面，正一派似乎也大不如前了。《明史》卷二九九说：“张氏自正常以来，无他神异，专恃符箓祈雨驱鬼，间有小验。顾历代相传袭，阅世既久，卒莫废去云。”这种偶然的应验，不过是瞎猫碰到死耗子。道教符篆、祈禳、斋醮这一类法术自欺欺人的面目，已经暴露无遗了。
清代初期，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时，正一派尚有一定的地位。第五十二、五十三代天师均沿明代旧例袭封正一嗣教大真人，掌天下道教事，给一品印。第五十四代天师张继宗在康熙时也袭封大真人，1703年授光禄大夫。第五十五代天师在雍正时也如此。雍正时期，龙虎山道士娄近桓因给雍正治病有功，也被封为真人，享受四品待遇。但从乾隆时起，正一派的地位就大大降低了。乾隆五年（1740年）宣布正一真人不得入朝臣班行。此后正一派天师的地位每况愈下。这些天师往往不学无术，劣迹昭著。道士们的素质也日益低下。有清一代正一道士中有著作留下的，只有娄近桓。但娄近桓所著的禅宗诗《阐真篇》本来就是为了迎合雍正皇帝爱好参禅而作的，何况娄近桓本来就“颇不喜言炼气修真之法，云此皆妖妄之人借以谋生理耳”（《啸亭杂录》卷九）。炼气修真本是道教真正的精粹，但此时道士都不再相信它，也不再去实践它，那么，道教的寿终正寝之时也就来到了。
全真教与东西南北中五派
全真教从元代时“七真”就各传一派，但这些支派在社会上影响不大。明朝廷不重视全真教，全真教道士中出现的高道也不多，因此全真教在明代就显得比较萧条了。在道术方面，各地全真教道士多兼行斋醮祈禳，以香火收入为谋生之途，在宗教行持方面与正一道没有什么差别。这说明正一道与全真教相互融合的程度已经很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