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道教的这些法术的效果，唐代末年的罗隐早就说得很明白：“神仙不可以伎致，凤凰不可以意求。”人的肉体生命作为最精密的物质，在科学没有倡明到一定程度时就力图对它进行质的改造，虽然会为后人的继续探索留下可贵的经验教训，但毕竟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外丹烧炼失败，符箓祈禳失灵，内丹成仙失败，境界提升只在个体的私人空间有效，难以具有社会性。内丹锻炼的功效与中医药合流，某些道术的内容汇入科学技术，关于大道的哲理思考融入哲学，剩下的部分因不符合现代人的畏口而被抛弃，道教总体来看已经是寿终正寝了。它留给后人的，只是“雕梁玉栋”为文人发思古之幽情提供了媒介，只是作为研究古代人们的生活样态的历史学的知识资源。
道教的义理本来是涵蕴有充沛的生命力的。但是，它依附于统治者，被统治者利用后，也被改造成为官方意识形态，逐渐失去了其本有的鲜活的生命力，取而代之的是封闭性、保守性、僵化性。随着以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社会政治体制为核心的社会秩序的逐步衰败、崩溃，道教也因不能适应迅速发展的社会变革而变成一具僵尸。由道教居士，翼化堂主张竹铭等主办的《扬善》半月刊和《仙道月报》，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道教期刊。这两个期刊的主要撰稿人陈樱宁，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最有影响的道教思想家。但他不是道士，而且多次表白自己不是“宗教家”，他所倡导的“仙学”的产生，不过是不愿当亡国奴的历史情势下独善其身的一种表现。
“仙学”的内容也就是内丹，只是道教诸术的一部分。陈樱宁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比较有影响的道教理论家。
朝荣虽云乐，夕毙理自因
一道教的衰落是一系列原因交相作用的结果。关于外部的原因，前面已经说明，主要是道教为了在社会上生存和发f展，不得不依附于统治者，为统治者所利用，形成了适应于统治者需要的封闭、保守的模式，从而丧失了自己鲜活的生命力。在社会、政治秩序发生变革之时，丧失了自我更新的能力。道教各宗派都实行掌教统领制、私相授受制就是与皇帝父死子继相适应的家长制的领导体制相符合的，其中鲜有民主可言，这在·定程度上束缚了道教教团组织发展的活力。外部的原因必须通过内部的原因才能起作用。下面就从理论上分析一下导致道教衰落的内部原因。
道教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其传播必须通过语言进行。这无论是就形而上的道还是形而下的术，都是如此。
道教的道具有形而上的抽象性、玄虚性、模糊性、非本质定义性。作为本体论的本体，要说清说透，从语言固有的局限性来说，确实是不可能的。不可言说的东西确实存在。道家的创始人老子就非常明确地提出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后来的《易传》受此影响提出了言不尽意的观点，这二者影响了魏晋玄学，把言意关系的探讨推向了高峰。
虽然后世有言尽意和言不尽意两种观点，但在道教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还是言不尽意观。在这种观点的影响下，文字语言对道的种种描述无非都是把人们引向对本体的顿悟。这虽然没错，但道家、道教过分强调这一点，导致人们对于本体论的探讨忽视了精深的分析，也忽视了通过分析构造出一个系统的本体论说理体系。这一点，只要对照一下佛教，就可明白。正因为忽视了这些工作，导致道教在与佛教的说理辩论中几乎从来没有取得大的胜利，在佛教咄咄逼人的进攻下往往招架乏力。
或许为了弥补道本体无法言说，难于展开的弊病，后世道教学者们比较重视理范畴，逐步使之成为在抽象程度上仅次于道的范畴，把理作为形而上与形而下双向贯通的中介。但是，理始终缺乏精确的定义，理始终没有取代道的本体地位。
再看道教的术与语言的关系。术作为形而下，应该说是可言说的了吧？不然。道教各种术的表达，其术语总是隐语漫天。同一个所指往往有若干个能指的符号。以内丹术为例，明初道士王道渊认为“鼎器”、“药物”、“火候”为内丹修炼的秘中三要。但这三者的异名很多，他在《还真集》中列出鼎器的异名三十九个，药物的异名四十六个，火候的异名十二个。再如，玄关是内丹修炼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悟真篇》有“要得谷神长不死，须凭玄牝立根基”，但对其内涵，则可谓众说纷芸。清代道士刘一明说：“玄关者，至玄至妙之关口，又名生死户、生杀室、天人界、刑德门、有无窍、神气穴、虚实地、十字路等等异名。无非形容此一窍耳。
玄关即玄牝之别门，因其阴阳在此，故谓玄牝门。因其玄妙不测，故谓玄关窍，其实皆此一窍耳。愚人不知，或以心下肾上处为玄关，或以脐心为玄关，或以尾闾为玄关，或以夹脊双关为玄关，凡此皆非也。盖玄关无定位，若有定位，即非玄关”。既无定位，也就不可捉摸，所以只能称之为“玄”关。何况，这也只是刘一明自己的解释，别的宗派或别的修道者未必就会赞同这一种说法。其它术语也是如此。龙虎、铅汞、黄婆诧女、坎离、……离开了上下文，则茫茫然若堕五里雾，根本无法确定其所指。各个宗派不同，各个法师不同，出于自私心理，本来可以说出来的，偏偏不说，本来可以说透彻的，偏偏要犹抱琵琶半遮面，害怕别人把自己千辛万苦得来的东西不劳而获，或者害怕别人抢走了自己谋生的饭碗。到了道教已经老态龙钟，行将就木，不得不说之时，才羞羞答答地说出来了。
但这样说多少也冤枉道士们了，道士们内心多少还是想说的。因为不说是“闭天道”，不说无法让别人知道，说得不全别人也不会完全相信。
不过，道士们确实没有花大功夫去为说清楚、说透彻而努力。在他们看来，术是根据道而选择、确定的，行术的目的也是得道，行术的操作程序、操作准则也得合乎道。道是隐，术是显。道不可言说，那么术可言说的程度自然也就是有限的了。再则，道士们确实有言说的困难。术是一种个体操作的具体的实践活动，其效果的验证主要是个体的内证，外在的经验证实只是处于辅助地位。个体经验具有不可替代、难以重复、次序不可轻易逾越的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可以用语言清晰刻画的可能性不大。操作步骤的次序大体上可以表达出来，但每一步骤的具体操作就显得比较困难。所谓“师傅领进门，进修在本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道士必须说，否则就是“闭天道”，但滥传却又“泄天机”，何况本来就没有办法多说出来。明知不可言说，但又不得不说，这就只能尽可能尝试着去多说一些出来。无奈，只能凭借师徒父子之间的心理定势所形成的语境，强调心心相应，类似于禅宗以心传心，用暗示，用隐语，把人引向对所指的顿悟。为此道士们往往把这种悟性敏捷的人视为根器良好者，青睐有加。这里，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标准化、数量化的技术语言，又如何能派得上大用场呢？
虽然如此，道士们也还是尽可能地想把术转化为学，并为此作了一些努力。外丹烧炼在唐代已经有了学的样子。明代中期之后的全真教道士们对内丹术的通俗化、精致化、程序化的表述，就是这种努力的表现。这使得内丹术也有了一点学的样子。道教中体系性比较强的术，就只是这两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