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二十七年是帝国政治的转折点，也就是这一年夏言被处死，严嵩成了首辅。严嵩的首辅一直干到嘉靖四十一年，他执掌帝国十四年。这十四年应该是帝国政治上的一个稳定期，再也没有前期的那种剧烈的政治变动。这得益于严嵩已经摸透了嘉靖的脾气，君臣似乎进入了和谐期，但这种和谐只是表面的，嘉靖看不起严嵩，严嵩也看不起嘉靖，两人对此都心知肚明。皇帝需要一个臣子来主持大局，弹压群臣，严嵩也有自己的政治抱负要实现，他们于是能够维持一种表面的平静关系。
但在这种表面平静的政治架构下，一个新的政治团体正在悄悄崛起，并在以后的岁月中影响帝国数十年，它就是江右团体，这是一个继承王阳明原教旨主义的团体，而且跟王艮、何心隐、李贽等泰州学派严格划清界线。对于这个团体我们的看待是复杂的，就我个人而讲，我的评价是负面的，因为他们跟严嵩一党比起来似乎包含了更多的虚伪。
嘉靖年在高层斗个不亦乐乎的情况下，民间的思想文化仍旧处于活跃状态。得益于明代商业的发达，政治环境的宽松，人们开始追求个性独立、思想自由，王阳明在他死后，他的学术思想已经渐渐被人接受。虽然科举仍是官方理学，但王学在上层官僚那里已经成了共识，江右门派的意义就在于它以标榜王学正宗为宗旨，并在朝堂上有所影响。聂豹和徐阶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聂豹是江西永丰人，正德年间进士，初授华亭知县，后任兵部尚书，因为在御倭方面无所作为而被嘉靖免职。聂豹的意义并不在于他引领了王学正宗，而在于他培养了一个弟子徐阶。
徐阶是江苏省华亭县人，在聂豹当华亭县长的时候两人走的很近，聂豹将心学传授给了徐阶，徐阶将它作为安身立命的本领，但他似乎并没有从中学习到了什么，他依然对权谋有着浓厚的兴趣。
徐阶在嘉靖初年以探花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当皇帝打算废黜孔子王号，改孔子泥身为木身的时候，举朝表示了赞同，唯独徐阶表示了抗议，嘉靖将他贬到福建延平任推官。此后徐阶一直在地方上任职，徐阶走哪都被任命为主管教育的官员，这不仅给他传授王学提供了方便，也给他未来的腾飞奠定了基础。
由于徐阶在地方上的出色表现，他很快成为东宫冼马，后又成为国子监祭酒，此时的徐阶已经成了帝国执掌教育的最高官僚。徐阶的高升自然有他的原因，嘉靖九年徐阶上书反对去掉孔子文宣王的称号，此举得罪了张璁，但获得了夏言的青睐，此时的张璁已经去仕，夏言开始有意无意的提拔徐阶，但身材矮小，沉默寡言的徐阶也并没有引起夏言太多的关注，不仅如此，在整个朝堂也无人太关注他。很快，徐阶惯性的被任命为礼部侍郎、吏部侍郎，这个时候他才开始成为一颗新星。
徐阶有两个特点，一是能够礼贤下士，二是跟地方的士绅关系较好，这些都使得他在朝堂上和地方上都有很好的人脉。徐阶逐渐声望日隆，前来跟他交往的人络绎不绝，这么些年走过来，徐阶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为官要低调，要能容人。
官声斐然的徐阶很快获得了执掌翰林院的机会，17年前他从这里被赶了出去，17年后他回到了这里，成了这里的掌门人，他在给翰林学士们授课中开始传授“致良知”、“知行合一”的思想，这种思想的传授在一定程度上为嘉靖朝以后的改革铺开了局面，并将官员们的思维从僵化转到经世济用。在主掌翰林院的时候，徐阶那双锐利的眼睛在暗暗观察，观察底下的学士中可以成为培养对象的目标，他发现了两个人，一是高拱，二是张居正。
从此一个私密的政治团体开始在帝国出现，他就是以徐阶、高拱、张居正为核心的江右团体，严格的说高拱、张居正并不是王学的信奉者，但我们也暂且将他们归到这个团体。这个团体不似三杨那样无所作为，也不似谢迁、杨廷和那般僵化，更不似夏言、严嵩那般谄媚，他们有独立的思想，讲究的是安身、治国、平天下。从这个时间起，这个团体就开始孕育、发酵，他们隐藏在政治铁幕的后面，以一双阴鸷的眼睛盯着这个朝堂，注视着各种势力的分化、转换，以及可以发展的成员。
嘉靖一共有四子，前二子已死，后二子为裕王和景王，裕王只比景王大一个月。道士告诉嘉靖，对于自己的儿子不能过分关心，第二子就是因为封他为太子而导致其死亡，皇帝对此深信不疑，从此对两个儿子不管不问，一直到他死也没有立过太子，但根据长子继承原则，裕王朱载垕一直是作为储君看待。1552年，15岁的裕王和景王同时行冠礼，出阁读书，在这一年，高拱成了裕王的老师，在裕王的府邸呆了九年。高拱能够成为裕王的老师其背后应该是徐阶的推荐，此时以徐阶为代表的江右团体开始聚拢在裕王周围，控制了裕王就等于掌控了将来的朝政。
那个隐居在西苑的道士以敏锐的眼光捕捉到了这一点，他知道徐阶和他的同僚要干什么，他也知道自己的权力终是要交出去，所以，自己的儿子是时候需要一帮人了，徐阶、高拱这些人还不错，他们有经世之才，虽然如此，但这些人至少在我还活着的时候不能太跋扈，这是他的底线。
或许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高拱入裕王藩邸是皇帝授意徐阶做的也不是不可能。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当徐阶执掌翰林院的时候，这个江右团体就开始形成，这一年，夏言还没有死，但皇帝已经打算处理他了，在处理他之前，皇帝已经做好了安排。夏言的位置将由严嵩来填，严嵩的位置将由徐阶来填，一方面，徐阶不是严嵩的人，另一方面徐阶处事低调、稳重，在那个站立在帝国最高处的人看来，所有的一切都操纵在自己的手里。每一个人、每一件事自己无不了如指掌。
对于本节讲到的江右团体，我们要知道的是它首先是个政治团体而不是学术团体，其次它打着王学正宗的招牌，最后，它是以未来的皇帝裕王为中心的团体。
在嘉靖朝政治气氛重回沉闷，群臣阿谀奉承的情况下，江右团体无疑于一股新风，它虽然反映了权力将会重新分配的格局，但其本质原因还是民间思想日益自由的现状在中枢的一种反映。
对于严嵩我们无意于从传统儒家道德方面来进行评价，因为这种评价对于我们来说是无益的，从嘉靖二十七年他担任首辅起，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呆了十四年，这并不是他有多大的能耐，而是他懂得如何跟皇帝保持合作。前任的教训已经表明，若想生存下去，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或者治国抱负，只有跟这位乖鸷的皇帝合作。皇帝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教这些臣僚们怎样做人，如何成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
严嵩第二次担任内阁首辅后他变得乖巧起来，虽然斗倒了夏言，但是他没有感到任何轻松，反而是如履薄冰、战战兢兢。他吸取了前面几任首辅的教训，大事情从不拿主意，都交给皇帝圣裁，他也从不做僭越之事，而且更加努力、积极的写青词。
嘉靖是个专制的皇帝，内阁的票拟必须按照他的意思来，如果不符合他的心意，他便打回去让重新拟票，他是个深藏不露的人，他喜欢让别人猜他的心思，而不是将自己的心思清晰的表达出来。严嵩猜不透嘉靖的心思，所以拟的票通常不符合嘉靖的心意，但是他的儿子严世蕃善于揣摩嘉靖的心思，这样一来严嵩经常将奏章拿回家拟票。这样一来这个障碍也解决了，严嵩与皇帝之间似乎再也无障碍。
嘉靖将一切政事都委托严嵩，自己在西苑一意玄修，群臣与皇帝之间的交流必须通过严嵩，严嵩开始独揽朝政，政以贿成，朝臣们纷纷起来攻击严嵩。皇帝知道，群臣们弹劾严嵩就是弹劾自己，正所谓打严嵩就是打自己，因为严嵩是自己的挡剑牌。过去言官们总是对着自己来的，现在自己退居幕后，让严嵩在前面冲，御史、给事中有事情去找严嵩吧，不要来烦朕了，朕可以专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即使出了事，也由严嵩抗着，而不会出现令人尴尬和下不了台的局面。
现在群臣纠住严嵩不放，且声势越来越大，这明显就是对着朕来的，严嵩一旦顶不住了，朕将要独自面对这滔滔而来的洪水，朕一定要让严嵩顶住。这是嘉靖的真实想法，为此他开始命令严嵩处理这些官员，其中处死杨继盛、沈链是这场斗争中的典型事例。
杨继盛出身贫寒，凭借自身努力中了进士，在他任兵部员外郎的时候上书反对跟蒙古开马市议和，因此被贬，后来在任兵部武选司郎中的时候上奏《请诛贼臣疏》，尽数严嵩“五奸十大罪”，并将矛头直指嘉靖。谁都知道严嵩做的一切都是皇帝授意的，现如今杨继盛上这样的奏书，皇帝会怎么想？
杨继盛其人的确比较偏激，一不能提出针对时事具备可行性的建议，二没有洞悉政局的能力，只是在那里一味喊一些不切实际的口号，不排除朝中有一些人专门找这样的人当枪使。严嵩一直认为诸如此类的事情一定是徐阶在背后操纵，但他找不到证据，尽管受尽酷刑，杨继盛也不愿意把事情往徐阶身上扯，后来跟张经等人一起被处死。
嘉靖主政期间，一些被处死的人在南北问题上基本上都是主战派，比如夏言、张经、王忬、杨继盛，从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出围绕着对外的政策问题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天然的两派。
除了杨继盛，还有锦衣卫沈链。沈链是个嫉恶如仇的人，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人兵临北京城下要求议和的时候，沈链跳出来表示反对，后来沈链上了一道劾严嵩十大罪状的奏书而被关进诏狱，之后被发配边疆，沈链在发配地每日骂严嵩不绝，后来严嵩指使当地的官员将沈链处死。
这两件事情嘉靖都是幕后黑手，因为在整个国家他暂时找不到可以替代严嵩的官僚，他要保下严嵩，所以他要对反对严嵩的官员处以极刑。沈链、杨继盛只是帝国的官僚跟严嵩斗争的两个事例而已，像这样的例子在严嵩主政的十四年中络绎不绝。后来的官员也渐渐成熟了，他们知道倒严的关键在皇帝，皇帝不愿意让严嵩倒，严嵩无论如何也倒不了，另外，倒严就不能牵扯皇帝，劾严嵩罪状的时候不能把与皇帝有牵连的罪状写进去，做不到这一点，不仅倒不了严，还会自取其祸。在条件还不成熟的情况下，人们所要做的只有等待，等待皇帝对严嵩厌烦，等待严嵩失去了利用价值，而在整个官僚体系中深谙此道的就是那个真正隐藏在幕后的人——徐阶。
对于夏言来说，严嵩是水，对于严嵩来说，徐阶才是真正的水。这是一个以柔克刚的年代，冲在前面的人大都早早的废掉，徐阶吸取了这么多人血淋淋的教训，他知道对付严嵩只有一个字——“等”，等待严嵩自己把自己废掉。
即使夏言死后，徐阶也能够独立的生长，因为那个帝国最厉害的人看中了他，他顺利的当上了礼部尚书，获得进出西苑的资格，跻身帝国核心官僚序列。
功成名就的徐阶头脑清醒地很，他仍旧埋头苦干，认真撰写青词，这些嘉靖都看在眼里。徐阶并不是毫无作为，他以他的软实力掣肘严嵩，使严嵩并不是那么的随心所欲，保护了一些反对严嵩的人。严嵩能够打败夏言，因为皇帝对夏言已经厌烦了，严嵩却无法打倒徐阶，因为他是皇帝保护的人，徐阶也自然明白这一点。几乎在夏言被处死的时候，徐阶就上位了，从此严嵩就有了个如影随形的人。徐阶不断的在观察，观察皇帝对这位首辅的态度，寻找着那个临界点。在这个过程中唯一的选择就是以不变应万变，任何的贸然出击或矫情掩饰都可能功亏一篑，甚至会让自己跌进万丈深渊。
虽然一波波的倒严者都倒在了严嵩面前，但这并不意味着严嵩仍然是稳如泰山，诏狱里的拷打、西市上的斩首，这些都使得官愤、民愤越来越大，而这所有的愤怒都会射向严嵩，身为皇帝的嘉靖也不能不考虑官情民意。
严嵩在他60岁入阁的时候精神焕发、神采奕奕，能连续在内阁工作几天几夜而不回家，但在严嵩进入80岁以后，他也渐渐的力不从心，在一些大的事情上他已经无法进行正确的思考和判断，皇帝说的话他也渐渐的不知所云，严嵩对皇帝来说他的作用已经失去，是时候让徐阶替代他了，此时的皇帝已经有了换人的想法。
御史邹应龙是徐阶一党，他们经常在一起合计对付严嵩的计谋，大约在很久以前邹应龙就已经开始酝酿弹劾严嵩，只是难以猜测皇帝的心思，一天邹应龙避雨来到一个太监的家中，闲谈中这名小太监透露了皇帝想弃用严嵩的心思，邹应龙得知这个消息后连忙回去告知了徐阶，在得到徐阶首肯之后，邹应龙上了一道弹劾严嵩的奏书。
这是令嘉靖朝几乎所有文官兴奋的大事件，在历经十四年他们认为的黑暗日子后，这位帝国的首辅终于倒台了，终于可以告慰夏言、曾铣、王忬、杨继盛、沈链的在天之灵了。皇帝勒令严嵩致仕，其子、其孙，以及门客罗龙文发配边疆。
嘉靖一方面对严嵩已经不满意，另一方面也是顺应官情民意顺水推舟。虽然皇帝将严嵩免职，将严世蕃发配，但皇帝却又隐隐有些失悔，我们这位皇帝做事情总是优柔寡断。身在江西分宜的严嵩敏锐捕捉到了这点，他开始上书问候嘉靖，希望能将严世蕃放回，虽然皇帝还留恋严嵩，但80多岁的人的确再也做不了什么了，皇帝拒绝了他的请求。不久严世蕃和罗龙文从戍地私自跑了回来，嘉靖让三法司对二人拟罪，三法司还是想将事情往杨继盛、沈链身上扯，深谙人事的徐阶指出倒严世蕃就不能牵扯皇上，嘉靖三十四年杨继盛、沈链被杀正是出自嘉靖的旨意，跟帝国处死胡惟庸一样，徐阶想了一个跟任何人没有瓜葛，而又顺理成章的罪名——通倭，嘉靖四十四年，严世蕃和罗龙文以通倭罪被斩。过不久，严嵩也病死了。
话说回来了，所有官僚都是皇帝的棋子，这些官僚有必要跟严嵩较劲吗？有严嵩在前面做挡箭牌承担责任不好吗？
严嵩不仅是嘉靖朝有名的首辅，他也是整个大明朝有名的首辅，但他只是行使皇帝代理权的一个工具。在那个官僚政治日益成熟，宦官、武将、勋贵日益没落的年代，皇帝需要找一个人来秉承自己的意志，来代替自己对文官行使管理权，张璁、夏言都不符合自己的要求，他最后找到了严嵩。
在严首辅主政的十四年里，他能够使帝国的政治保持一种平稳，而没有嘉靖前期的那种波澜起伏。严嵩看起来只是皇帝的一个迎合者，但一些大的事情在他的安排下正在悄悄推进，例如江南的抑制土地兼并和一条鞭法。在一些对外的大事情上严嵩跟嘉靖有着根本分歧，嘉靖主张对蒙古和倭寇采取强硬态度，而严嵩主张以和谈的方式解决，但严嵩并不敢将他的想法流露出来，只是在遵循世宗意见的前提上再小心应对，所以，相对于其他的内阁元辅来说，严嵩的日子更艰难，究是如此，倭寇问题在严嵩的主持下也得到了解决，而且为隆庆朝南北同时和议、同时开关打下了基础。
无论严嵩如何风光、如何擅权，我们要知道的是他只是皇帝的代理人而已，他杀了多少人也好，纳了多少贿也好，其实并不关我们这个帝国的痛痒，它只是文官专制与皇帝的抵触在我们这种官僚政治中的一种反映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