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章主要讲述元辅张居正的十年执政策略。在这十年中，张居正在旧有的体制下，使帝国的运行效率达到了极致，这种运作的特点是依靠人事任免和文牍主义，而不是军事专制，此时国家似乎又重回洪武之治的局面，但张居正的改革只是对旧有体制的弥补，他没有立法权，立法权在洪武皇帝手中，但是即便是一种弥补，也使得帝国积累的粮食和白银数年用不完。所以，如果使国家的税制更合理一些，而不至于让少数人将资源占据，再辅以高效率的行政体制，那么这个国家将会何其强大，但是在惯性的作用下，这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可能。
张居正首先搞的一个名堂叫考成法。我们都知道官场上的官僚习气乃是一种正常现象，因为人们都有惰性，但这种官僚积习绝不意味着什么事情都可以拖拉，所以即便是这种积习也能够保持政治的平稳运转。一旦上面的压力施加下来，那么会导致所有官员忙碌起来，并处于一种紧张之中，他们会将自身的这种压力分摊给治下的官吏，再由治下的官吏分摊给帝国的全体国民，并最终使整个帝国处于一种紧张与忙碌状态之中。张居正的考证法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张居正将行政系统和监察系统合二为一，内阁下面是六科，六科下面是六部、都察院，部院下面是督抚，督抚下面是府州县。每个衙门有三本帐，一本帐留底，一本帐在内阁存底，第三本帐在自己的上级部门那里。府州县对督抚负责，督抚对部院负责，部院对六科负责，六科对内阁负责。各个衙门将每个月完成的任务写在帐册上，每个月上级衙门都要亲自检查，然后核销，将核销的结果上报内阁，内阁再予以最终核销。在这种直线中，六科是关键，它拥有检查整个帝国的权力，以免出现弄虚作假的情况。
六科是洪武皇帝的独创，它是按条线成立的跟六部相对应的六个部门，它的给事中是正七品，但它有封驳帝国一切行政命令的权力，洪武皇帝喜欢用这种位卑权重的部门制衡一切。本朝的监察系统较前代比是最完备的，也是最厉害的，除了谈到的六科，还有遍布天下的御史。洪武皇帝甚至鼓励官员之间互相告发、诘奸，所以身为帝国一份子的官员可以弹劾任何人，包括皇帝。一旦有官员遭到弹劾，无论他是什么级别，都要回避，等待皇帝任命的调查组作出独立的调查，在这个过程中被弹劾的官员甚至还要做出解释，一旦遭遇到激烈的和群体性的弹劾，即便是毫无错误的官员，也会因此而辞职，隆庆元年的高拱就是例子。
在这个监察系统和纠劾系统空前完备的王朝，可能会杜绝腐败和渎职，但也会束缚官员的手脚，使得他们不敢实心用事。而张居正在他的考成法中将行政、监察合并成一条线，无疑是废除了洪武皇帝制定的权力的分权与制衡原则，这更是对秦代以来建立的丞相与御史台分权制度的打破，在这方面，张本人专制到了极点，这说明他的专制程度比前代的丞相更加强烈，而这所有的行为都是对宪法空前的违背。
张的这一改革措施顿时使帝国所有的官员忙碌起来，行政效率大大提高，积压几十年的奏章也都得到迅速处理，从这方面可以看出张的这一改革措施具备了法家思想。法家思想的问题就在于制度的僵硬性，没有回旋的余地。陈胜、吴广起义是因为他们运送花石冈由于下雨泥泞误了日期，按照法律当斩，既然逃不出一死，那还不如造反。而考成法的僵硬性在这里也显露无疑，此法运行一段时间后，各级官吏为了限期完成任务都开始层层摊派，最终摊派到百姓头上，导致了基层的混乱，冲击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最后导致流民的出现，所以，在张居正死后，这一不合时宜的考成法迅速被废除掉。如果继续坚持下去，只能是导致官员罢官、农民罢产，帝国顿时大乱，任何一项改革措施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经受不起检验的，无论它的理论如何完美，理由如何冠冕堂皇，到头来只能是空中楼阁、花丛点缀。
张居正第二项改革是被称作一条鞭法。明代的赋役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实物缴纳的物品，你从事何种生产，就缴纳你生产出来的产品，另一部分是无偿服徭役，也就是干活，这种措施能够稳定农业生产，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之上，也有利于基本农田水利建设的推进。但当帝国进入中年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流入的增加，白银在交易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帝国对银子的需求也越来越大，这一切都使得实物税跟这个时代已经不合拍了。
前面说过，在宣德年间皇帝派周忱去江南处理官田税赋过重的问题，为了给农户减负，同意以银子、棉花充当粮食缴纳，而嘉靖年间由于财政危机，为了增加收入，严嵩开始在江南推行一条鞭法，也就是将实物赋税和徭役全部折成银两，按田亩多少征收。这样一来使税收的征收变简洁化，农户也不必再受力役之苦，也不用再负担税粮的运输，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虽然看起来是这样，但对于农耕帝国来说却是灾难性的。关于这点我们在后面关于明朝灭亡原因的章节再详细论述。
虽然嘉靖年间在江南开始推行一条鞭法，但也只是小范围内进行，真正大规模进行还是在万历年间张居正主政时期，帝国开始从南到北系统的推行一条鞭法，从此带来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转变。无田的农民不必再交纳税款，地主也无法再逃脱税款，对于税银的官收官解也避免了里甲、胥吏的盘剥。政府对于劳力的使用不再是无偿，而是需要付银子，这也促进了工匠劳动积极性的提高和劳动力市场的繁荣。
除了这两项改革外，第三项值得一提的就是对全国土地进行清丈。由于新开垦的土地、被整理的土地、被兼并的土地、以及自耕农挂在士绅名下的土地，这些土地都会被从鱼鳞图册上去掉，所以历代改革无不将清理土地作为查察的重点。在本朝刘瑾、张璁都将清查土地作为他们革除利弊首当其冲的事情，但由于他们将清查的矛头对准皇庄和军屯，所以最终无终而果，刘瑾甚至因此而引发兵变，最终落的个凌迟处死的下场。
对于这些情况张居正不是不知道，但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并不考虑这些，另一方面，他也是有的放矢，他并没有将清查的重点对准棘手的皇庄和军屯，而是一般官绅之田和民田。最为关键的是后面有强大而毫不怀疑的支持，这跟正德、嘉靖年间完全不同。
虽说如此，地方政府态度暧昧也是正常的，松江知府、池州知府、安庆知府、徽州知府相继受到处罚，建德县豪民徐宗武阻扰清丈而受罚的例子也在帝国广为宣传。在这种强大的压力下，清丈田地得以迅速推进，到了万历十一年，全部清丈已经完毕。万历清丈是自洪武清丈以来全国最大范围内的一次清丈，此次清丈增加田地面积100多万亩，它直接带来赋税收入的增加，张居正使摇摇欲坠的国家重新稳定起来。
万历新政虽然有皇帝的支持和张本人强势的推动，但并不代表新政就没有阻力，张居正的新政尤以考成法受到的诽议最大。万历三年，南京户科给事中余懋学上书反对考成法，他说道：“政严则苦，法密则扰，非所以培元气存大体也。希望本之和平，依于忠厚，宽严相济，政是以和。”
余懋学的上疏直指考成法，本来六科在这场考成法中是既得利益者，现在连六科官员都反对，更别说底下的官员，张居正似乎搬起石头来砸了自己的脚，他不禁勃然大怒。万历对余懋学的上疏也十分愤怒，他认为余懋学受人指使，乃至可能接受了人的贿赂，便将余懋学革职为民。
余懋学对新政的反对只是开了个头，真正将反张运动推向顶点的是辽东巡按御史刘台。万历四年（1576年）正月，刘台上了一道五千字的奏疏弹劾张居正，在这篇奏疏里刘台系统的说明了张居正如何擅权，如何违背祖制。
刘台说道：“自从成祖设置内阁以来，内阁大学士无不惴惴不安，千方百计避宰相之名，而你张居正不仅不避宰相之名，还以宰相自夸，天下臣工畏你者甚于畏陛下，感你者甚于感陛下，你的改革、你的新政完全是颠乱祖制。”
接着，刘台又将张居正专制、跋扈的事情一一列举。可以说刘台对张居正的弹劾不像以前的言官那样含沙射影，顾左右而言他，他直接赤裸裸的对张居正进行攻击，更为犀利的是他抓住了张居正扰乱祖制这个要害，而且总结的很到位，可以说是一击而中。他更是露骨的指出张居正夺皇帝之威，此举既是事实，又能在皇帝与张居正之间构成裂痕，但万历明显没有上当，他表现出了比张居正更强烈的愤怒，因为这位皇帝也是求治心切，他希望国家能够实现大治，任何诋毁张先生的话他都不能够容忍。
刘台的弹劾的确厉害，这道奏疏一上去，立刻使官员开始跟张居正保持距离，上朝的时候人们不敢跟张首辅答话，昔日门可罗雀的张府变得日渐冷清，它甚至迫使张居正主动辞职。张居正跪在皇帝面前大哭不肯起，以此逼迫皇帝对刘台进行处罚，这个时候皇帝也意识到需要对刘台进行严厉处罚，不然的话有可能断送了正在进行中的万历新政。
皇帝命令锦衣卫将刘台从辽东带到京师来，关到镇抚司诏狱拷打，刘台在狱中并不屈服，拒不承认错误，乃至破口大骂张居正，眼见舆论压力越来越大，张居正也到皇帝面前求情，万历只好顺水推舟将刘台削职为民了事。皇帝想通过严惩这种抗议者，来使得张居正继续为帝国服务，同时也是对其他反对者的威慑。
经过张居正的励精图治，帝国粮仓所积累的粮食够九年的使用，北京、南京以及其他一些省份储存的银子达创纪录的1000多万两，大明帝国似乎重回历史之巅。但我们要弄清楚的是张居正的改革只是在旧有的体制下将农业税收发挥到极限，面对蓬勃发展的商业，已经不断增加的商业人口，他并没有在增收商业税上有任何建树，这种旨在节约开支和增加农业赋税的政策只能短期内带来财政的节约，一旦发生大规模的战事、自然灾害或大型工程建设，这种财政结余迅速会化为乌有。
另外，财政的节余也跟开放边市导致北方军费削减有关，再加上一批士兵开始屯田，这又进一步降低了军费。无论如何，张居正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在短时间内刷新吏治、整顿田亩，都是应该值得表扬。他所积累的钱粮延长了帝国的寿命也是一种可能的事情，但张居正死后的结局，以及他实心用事遭来的唾骂都使得在张居正以后再也无人敢实心用事，从这方面来讲似乎又起到了副作用。历史的确是诡迷的，很多情况下我们很难做出正确的评价。
刘台被罢免后，群臣对张居正敢怒不敢言，只好对他的不满暂时压制下来，但细心的人会发现张居正即将面临一个绕不过去的坎。本朝以孝治天下，官员的父母过世必须回家守孝三年，此举是定制，任何人都要遵循，一旦违背这个规则则会面临舆论指责，在史书上也会留下骂名。
张居正父亲的身体已经不行了，这个消息所有人都知道，张居正自然心理也有数，他或许已经想好了对策。那些反对张居正的官员正在默默看着他，无论张居正采取何种措施，在这场危机中他都是一名输者。
如果他真的回家丁忧三年，那么这三年别人就会取而代之，新政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如果他不回家守制，则会给别人以口实，在官僚群体中失去信誉，而张居正本人也无法再理直气壮。
万历五年九月，张居正的父亲逝世，这一天终于来到，张居正对此早有安排，他先让户部侍郎李幼孜上疏提倡“夺情”一说，也就是皇帝夺官员回家守制的情，接着，内阁大学士吕调阳、张四维又援引前朝杨溥、金幼孜、李贤等内阁大学士夺情的成例，既然有了成例，这事情就好办的多，直接依照执行就是。所以皇帝就批了张居正七七四十九天的假，让他回去处理完丧事就赶回来，虽是如此，但张居正还是故作姿态的上疏要求回家守制三年，君臣就这样来回表演了几个回合。
但这个时候恰逢皇帝大婚，于是张居正每日穿着丧服在内阁办公，并开始筹备皇帝的婚事，张居正此举在朝堂上引起轩然大波，人们纷纷指责张居正“忘情贪位、厚颜就列”，并有给事中、御史开始弹劾，并指出张居正正在服丧期间，不应主持喜庆的活动。
翰林院侍读王锡爵代表群臣来见张居正，希望张居正在皇帝大婚期间回家乡去安葬父亲，张居正听后神经错乱似的跪在地上拿起一把裁纸刀放在脖子前，对王锡爵吼道：“我想回去奔丧，但圣上不让，而你们又来逼我，干脆把我杀了好了。”
很多史书对这一段有着绘声绘色的描写，再联想到张居正曾在皇帝面前长跪不起，我们可以感觉到这位首辅的内心深处有着一种无法抹去的小孩脾气。在这场夺情斗争中，先后有五位反对夺情官员在长安街遭到了公开杖责，在官员们的痛苦声中，在鲜血淋漓的涔涔中，群臣的愤怒达到了极点。
一直忙到万历六年的三月，皇帝大婚完毕，张居正才启程回乡。张居正出行的规模无异于皇帝，旌旗招展、三十二人抬大轿，沿途修理跸道，整理驻跸场地，宦官、锦衣卫，还有戚继光派的火铳手随行，沿途官员皆跪迎，一路上所食、所用更是不胜枚举。虽然不及嘉靖十八年皇帝南巡的场面，但就排场和沿途官员的重视程度来说远远超过正德皇帝当年的南巡。更为令人惊叹的是张居正走到哪里，内阁就流动到哪里，四方奏章全部是快马加鞭交递给他，然后由他在轿中现场票拟，再送司礼监批红，即便北部边疆的总兵官们也是直接将邸报传递给这位首辅，虽然他还是在外出途中，但他仍然能将整个帝国的军政大事牢牢抓在手中。
这绝不意味着这位首辅有多大能耐，而是有人希望他这么做。从皇帝对他的数次庇护，以及君臣之间的惺惺作态，都可以看出皇帝对这位首辅绝无好感，他只是需要他来治理国家，所以对他不断安抚，一旦没有了利用价值，就会一脚踢开。可惜这位元辅大人精于政事、昧于事故，过于顺利的人生经历不仅使他张扬跋扈，更使得他愚蠢而可笑。
到了安葬父亲那天，皇帝派去的宦官，随行锦衣卫，以及四方官吏全都到齐了，唯独少了湖北当地的巡按御史赵应元，张居正归乡途中一切顺利，唯独遭此变局，这个赵应元狠狠扇了张居正一耳光，令张江陵颇为不快。有好事的官员专门跑到赵应元府上去探路，结果让赵以生病理由又给回了过来，这样一来令张居正更无脸面，他便发动御史陈阶弹劾赵应元。奏疏一上去，万历立刻将赵应元革职。
赵应元只是由于不参加张居正父亲的葬礼便被革职，此举的确是个大笑话，大明王朝放的最大一颗卫星。万历皇帝与张居正的表演正是为了掩盖他们内心的惶恐，那种因为张居正过于跋扈而带来的惶恐，所有人都知道这不是一个正常的年代。赵应元被罢官的确在官员中引起了很大愤慨，很快，户部员外郎王用汲上疏澄清此事，并弹劾张居正，这是比刘台的弹劾更厉害的一次弹劾、更到位的一次弹劾，这场弹劾使形势已经明朗化了，它直接撕破了皇帝和张居正之间的那层伪装，但可怜的张居正竟然还无所察觉，但由于这次弹劾，竟然也使得这位元辅感到了害怕和不安。
王用汲首先说明了这次事情是怎么回事，是由于赵应元生病而不能参加，有人因此而参劾赵应元，其根本原因是因为赵应元得罪了张居正，接着，王用汲又更进一步指出近些年来遭到处罚的官员都是因为得罪了张居正，而得到升迁的官员都是因为讨好张居正。
接下来，王用汲的话更有震撼力，他说道：“陛下，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不处理政事，把事情都交给张居正，你天资聪颖，何不自己学着处理政务、阅读奏章，何必要把事情都交给别人呢？”
应该说王用汲的这段话最具杀伤力，它直接表明了张居正权力的非法性，以及剥夺张居正权力的法理性。我想神宗皇帝看到这道奏疏的时候大概心中感到好笑。“你们这些臣子哪里懂得朕的心思，朕就是要让张居正替朕治理天下，朕可不想一个人跟你们所有人较劲。”皇帝大概就是这么想的。
神宗指使内阁辅臣张四维将王用汲免职了事。
张居正在江陵呆了两个月，五月份开始启程，排场更大，沿途的藩王、勋爵皆出城迎接，行拜谒礼，其规制竟然超越了正德皇帝，张居正僭越至此，其结局也就不难理解了。
张居正回京后看到王用汲的奏章，他既惊又怒，张居正一方面指责张四维处罚太轻，另一方面上疏辩解，从张居正上疏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此人的狂妄与无知。
他说道：“如果陛下认为臣不贤，那么竟可以罢了臣，如果陛下认定臣是贤臣，陛下高高在上，很多事情不知道，不把事情交给臣那要交给谁。先帝死的时候亲自抓着臣的手将陛下托付给臣。如今这天下大事，除了臣又有谁能担当。”
我想万历看到张居正这道奏疏的时候，的确对这位首辅有看法了，他大概将这道奏疏交给李太后看，也许母子俩人对这位首辅有了共同看法。但是皇帝还是去言对张居正进行安抚，虽然此后再无大的弹劾张居正事件发生，但他明显收敛的多，一方面是王用汲的弹劾直接说出了人们心中的那些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事情，一旦这些事情被挑明则会使气氛变得尴尬，甚至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另一方面是通过官员们的不断上疏弹劾使得张居正也开始明白过来，开始谨慎起来。
从万历六年以后虽然这位首辅仍在尽心尽力，仍在呕心沥血，但属于他的日子已经不多，所幸的是他仍旧一如既往，大概这真的不是一个拘小节的人。
张居正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也就是考成、一条鞭法、清丈土地。一条鞭法是对嘉靖朝本身就已经开始实行的一条鞭法的推进而已，清丈土地历代都在进行，所以唯一能称上属于张居正自己东西的就是考成法，但考成法恰巧被证明是瞎搞，一方面打乱了洪武成制，二是通过层层压迫的方式造成各级官吏和民众惴惴不安。
至于对边防的整饬，实际上也是灾难性的。万历第一个十年边防的安宁绝不是因为戚继光在蓟镇的镇守，而是边市的开放，步兵团打骑兵的效果究竟如何还不得而知。况且大量的军费投入戚继光的兵团被证明根本是无效的，它导致了北方世代镇守此地军士们的不满以及南兵和北兵的矛盾，还有耗费资金修筑的蓟镇防御工事在皇太极轻易突破后也面临笑谈的窘境。
至于张居正任用的第二个武将李成梁更认为是灾难性的，辽东形势就是在他手中开始恶化，李成梁对女真的策略不是安抚，而是分化、挑拨、离间、欺压和打击，还有他和他的子弟为了战功肆意挑起的战端。所以，张居正对帝国唯一的贡献就是清丈土地，所谓的张居正变法实乃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隆庆四年，应天府任上的海刚峰在被高拱扳倒后留下“举朝之士、皆妇人也”的一句话离开了官场。他回到了故乡海南，在这个天涯海角的地方开始了他的闲居生活，海南这个与大陆隔绝的地方可不比大陆，海瑞既感受不到朝廷政治跳动的脉搏，也无法闻到那股熟悉的文化气息，他在这个孤岛上度日如年。
当隆庆六年新皇帝登基，高拱被驱逐，张居正位列宰辅以后，他似乎看到了重出江湖的希望，他给张居正写了一封信委婉的表达了自己的心思，但张居正的回信使这位海大人的心跌倒了冰点。
张居正在回信中说道：“洪武时代的那种严峻刑法已经不适宜当今的情况。人们都说你动耶行酷法，让人无法忍受，但我知道这都是别人诋毁你的话，虽然如此，但听起来却令人惶恐不安，我虽然现在在朝廷上位居首辅，但我实际上是人微言轻，竟然不能向朝廷举荐你这个奉法之臣，也不能消除掉这些诋毁你的谣言，我真感到惭愧啊！”
应该说张居正其人还是很阴损和虚伪的，海瑞接到了张居正的回信自然知道复出无望。但他对张居正的改革依然持赞赏态度，他也将张居正引为知音，这从海瑞给友人的书信中就可以看出来。
按道理讲海瑞与张居正都属于革新派，他们都痛恨贪官污吏，反对土地兼并，张居正变法正好将海瑞引以为榜臂，但为何张居正将海瑞弃之不用。实际上张居正在给海瑞的信中已经说的很明了，他说道“三尺之法不行于吴久矣”，这就是说洪武时期的那种重刑法治国的思路在当今已经行不通了，这句话恰恰说明了海张二人在治国思路上的不同。
张居正更希望通过制度上的变革来刷新吏治，而海瑞更希望恢复到洪武时期的那种制度，用严厉的法制来震慑官吏。在海瑞的眼中，只有洪武成宪、三代之治才是应该遵循的唯一准则，用三代之治来治国，用洪武宪法来治贪，在这方面海瑞明显的是复古派。而张居正的变法跟洪武成宪都是抵触的，所以一旦海瑞参与其中，必然会对张居正违宪的行为进行指责，这正是张居正担心的地方。
张居正接下来又说道另外两个问题。一个是海瑞行法太苛刻，动耶绳墨，令人不堪忍受，在海瑞的应天府任上，这点表现的尤其明显，放高利贷的不敢向借款人要钱，地主也不敢向农民收租，而且海瑞还注重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他不管走到哪里都会搅乱当地人的生活秩序；第二个问题是官场上对海瑞的浮言很多，随着海瑞的性格被逐渐展露，人们对于这位嘉靖朝敢于直言上谏的名臣有了新的看法。
所以在张居正看来，海瑞是一个不安定因素，一旦启用他只能给自己的新政增加不安稳因素，为了以防万一，只好弃用。或许在张居正看来，海瑞的刚直只能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来反对政敌。
万历五年，张居正的儿子要去京城参加会试，全天下人的眼睛都盯着这件事，海瑞也不例外，张居正如果会事的，就不要让自己的儿子参加考试。海瑞给主管此次考试的内阁大学士吕调阳写了一封信，信中内容说：“今年春，公当会试天下，谅公以公道自持，必不以私徇太岳；想太岳亦以公道自守，必不以私干公道也。惟公亮之！”
像张居正这样的人物，儿子参加考试必然是由皇帝亲自干预的事情，张的儿子高中是必然，因为皇帝要安抚张居正替自己办事，那么问题就是名次问题了，皇帝最终钦点张居正的儿子为一甲进士二名，这就耐人寻味了。如果点为头名舆论上说不过去，如果给的名次太低，张居正没脸面，别人也会看笑话，所以二名最好。
海瑞何尝不知张居正儿子张嗣修在皇帝的干预下肯定会高中，因为张嗣修本身就具备才华，但海瑞写那封信的目的是什么，他是对张居正擅权的不满？他是对张居正为了让自己儿子高中而大造声势的不满？更为准确的说他是为了捍卫律法的公正性。
万历十年当张居正死去，大明朝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从此没有权臣的时代。吏部这时候开始考虑海瑞的安排，但皇帝有他的考虑，海瑞不能够授以实差，一旦授以实差则会搞的当地鸡飞狗跳，所以皇帝让69岁的海瑞出任南京右佥都御史，后升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作为帝国的陪都，安置的都是一些闲散的官员，或者不被中枢喜爱的官员，但这些官员自有自己的生活乐趣，这里节奏缓慢，气候温和，没有勾心斗角，整个南京官场显得浮华而慵懒，海瑞对这种现状深恶痛绝。在家赋闲16年的海瑞早就憋坏了，他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疏，要求恢复洪武宪法，对贪污的官吏剥皮实草，不久，因为一名御史在家中请优伶唱歌，海瑞得知后说按照洪武祖制应该对这为御史予以杖责。所有这一切，无不令官员们感到莫名其妙和好笑。
1586年海瑞升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正二品，皇帝希望通过海瑞树立一个榜样，虽然不寄希望于官员们向海瑞学习，但是至少能够表明一种方向。但是不久一位来南方巡视的御史竟然弹劾起海瑞，说海瑞既骄且伪，莅官无一善状，一言一论无不为士论所笑。
这位御史的攻击顿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它最终导致一场关于海瑞的大讨论，这场关于海瑞的讨论实际上是对我们中华文明的一种反思，对三代的清治、秦汉法制、宋明儒治的一种反思，我们这个社会究竟是应该奉行法治，还是阴阳调和，这都没有一个明确答案。
争论已经越发激烈，早已超出对海瑞本人的评价，最后竟然需要皇上充担最后的仲裁者，皇帝对海瑞的评价是“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
这几乎是对海瑞的盖棺定论，海瑞无疑是被当头一棒，自己一辈子追求理想，到头来只能用来抵制坏的风气，我们这位海青天似乎也动摇了，不懂得和光同尘的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成了别人的负担，但他不知道这其实就是皇帝对他最大的表扬、最大的肯定，能让整个帝国将你作为楷模供奉起来，在明王朝的277年里无出其右者。
万历十五年，72岁的海瑞在郁抑中死去，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不必再为这位模范人士费心安排了。海瑞在69岁出山的时候精神矍铄，如果他能够获取施展能力的舞台，他一定能够高歌猛进十年，但是这一切都在万历十五年戛然而止，从此帝国除了后来出现的那个老太监外再也找不到如此分明的人，所有的人都因循苟且。
万历对海瑞的评价本身反映了我们这个帝国的矛盾性，一方面承认海瑞镇雅俗、励颓风的应该性，另一方面又明确指出故弄风雅的习俗和颓废的风气自有它存在的理由，不能给海瑞授以实缺让它消失，海瑞只能镇、励，而不能灭了它。
这其实反映了治国和处事的变通性，既要确立规则，又要考虑人性本身的抵制性。制度过于僵硬，个体受不了；制度过于松散，又无法形成合力，如何保持一个平衡点已经不仅仅是能力和水平了，而且是艺术了。
海瑞失败的总纪录已经表明洪武时代的僵硬法律已经不适宜16世纪晚期的中国，但它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这个帝国已经滑向无法挽救的深渊。
万历十年（1582年），长期操劳的张居正病逝，享年57岁，在他死后，皇帝给了他极高的荣誉。张居正的死对皇帝来说，对帝国来说无偿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个时候皇帝已经20岁了，正进入亲政期，君臣之间的关系也进入变化期，张居正的退出恰到好处，如果不是这样，君臣关系将会以一种更加尴尬的方式终结。
神宗既亲政，张居正留下的影响仍在，而且像一座大山一样压的神宗喘不过气来，满朝皆是张居正用的人，政策的执行也是按照他所制定的成例，平日里耳畔边响起的也是关于张居正的一切，帝国仍然是按照张居正时代的惯性在运转。
神宗自小由于张居正的压制而形成的扭曲心理此刻正在慢慢的发挥作用，此种因果从某种程度来说它是潜意识和不自觉的，但在这场倒张运动中，随着皇帝的胜利，他渐渐成瘾，因为这是他已经开始亲政的证明。
虽然张居正的影响还在，但政治嗅觉敏锐的人已经捕捉到了政治气候的变化。潘晟是浙江新昌人，嘉靖年间的进士、榜眼，授翰林院编修，因为不愿意写青词而致仕，隆庆年和万历朝的第一个十年曾经两次复官，又两次致仕。潘晟在任上遭多位言官弹劾，加上其本人淡泊官场，所以仕途多有不顺。但潘晟曾是冯保的老师，又是张居正的私人，所以张冯二人一直图谋潘晟复出，张居正在临死前推荐潘晟入阁。
但老谋深算的张四维和申时行并不想让潘晟入阁，他们看出了时局的变化，于是便发动御史和给事中予以弹劾，万历皇帝本就对张居正在死后仍然干预朝政不满，此时正好借坡下驴，推掉了潘晟的差事。
潘晟的事情对张居正无关大雅，但狠狠抽了一人的耳光，他就是冯保。虽然他还是司礼监掌印，但随着张居正的死，在万历十年这个初秋他已经尝到了人走茶凉的感觉。或许他已经开始为去南京做准备了，南京的冬天应该没有北京城冷吧。
在冯保还在踌躇的时候，内外廷已经开始联动了，司礼监秉笔张鲸和内阁首辅张四维已经勾结在一起，十年前的那一幕又一次重演。
内阁首辅张四维出身于山西一个盐商家庭，他是高拱的心腹，仕途上的两个重要步骤都是在高拱的安排下完成，一是从翰林院学士到吏部侍郎，二是从吏部侍郎到东宫太子讲学，在高拱被张居正、冯保逐出后，张四维把对张居正、冯保的恨埋藏到了心底，在张居正当国的时候，他全心全意的帮助张居正改革，这一切瞒过了张居正，但是瞒不过那位高高在上的皇帝，他一直留着张四维，作为日后倒张的棋子。
在张居正死后，张四维很快露出了狰狞的面目，而另一名内阁大学士申时行虽是张居正引荐的，但对于冯保试图将潘晟推荐入阁也感到不满，在两人合伙将潘晟成功阻止在内阁大门外的时候，他们已经决定扳掉冯保这个绊脚石。
冯保也不是吃素的，他愤怒的说道：“这些人都是我推荐上去的，现在太岳一死，他们就不认我了。”冯保不断的发动言官弹劾吏部尚书王国光，说他卖官鬻爵，在户部尚书任上盗卖国有资产，并牵连到张四维，说王国光是张思维的私人，甚至张四维在其中也有股份。
事情已经克不容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张四维和申时行赶紧找言官反击。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对明代官场中的政治攻击有了生动描述：“这种攻击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预定步骤进行的。整个方式可以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诸如一句经书的解释，一种谐音的讽刺，一张不署名传单的内容，一个考题的不当等等，有时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个冤案，参劾一个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琐事，或者以论水利和研究马尾巴发难引出本题。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而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大风暴的来临。”
万历十年的新旧臣子之间的斗法就是这种描述的生动体现。张四维和申时行先找到了御史江东之，让江东之弹劾冯保的亲信——锦衣卫同知徐爵。江东之在奏疏中说徐爵本来是一充军的逃犯，被冯保弄成了锦衣卫，一名逃犯竟然也能成为宫廷的警卫，实在是笑话，接着，他又笔头一转，弹劾起户部尚书梁梦龙，这梁梦龙正是张居正用的前蓟辽总督，奏疏中说梁梦龙为了谋求吏部尚书一职竟然给冯保送钱，还将孙女许配给冯保的侄子。说起来这些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甚至是捕风捉影，但往往就是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才能使弹劾成功，如果牵扯到朝廷里的大事，往往是投鼠忌器，不仅无功而返，反而詈祸自身。比如嘉靖朝清流们在对严世藩的最后一击中，徐阶明确表示奏疏中不能有跟杨继盛、沈链有关联的一个字，结果便以通倭的莫须有罪名杀了严世藩。
在这种弹劾中除了在拟定罪名中要把握住分寸，最为重要的是要揣摩好皇帝的心思，力求一击而中，另外，还要控制好言路，让别人在前面冲，一旦失败，自己好有个退路。另外，如果自己的人遭到弹劾，必须要立刻上疏补救，或者针对弹劾者进行同等性质的反击，否则的话，弹劾很快就会落到自己头上。
皇帝在接到江东之的上疏后立刻将徐爵关押起来，后来将其斩首，但是对于梁梦龙却没有动。看此情形，张四维和申时行决定加一把火候，接着又策动御史邓炼、赵楷弹劾梁梦龙，神宗便命梁梦龙致仕。
到了十二月份江西道御史李植上疏劾冯保十二大罪状，皇帝对这位从小监视自己，不断跟皇太后和张居正互通消息的人早就厌烦了，所以冯保的倒台势所必然。有趣的是李植在奏疏中着重强调冯保在京师各处的房产和奇珍古玩，这就耐人寻味了。皇帝令冯保去南京闲住，这位大伴毕竟伴随自己长大，他不会对他做的太绝，但他对冯保的财产却绝不放过，他甚至不断的进行追查，让那些在抄家中侵吞了财产的宦官吐出来。
张居正已死，冯保也逐，李太后也不问政事，皇帝里里外外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那些平日里受张居正欺压的官员们开始摩拳擦掌，还有那些投机分子眼看政治风向变化，一个个更是跃跃欲试，整个万历官场开始乱七八糟。
万历十年十二月十四日，也就是离冯保被罢仅六天，离张居正逝世六个月，陕西道御史杨四知首先跳了出来，劾张居正十四大罪，皇帝接到杨四知的奏疏后批示道：“张居正是朕亲自委任的，虽然他不思报国，有负圣恩，但念在他有十年的辅佐之功和已经死了的情况下，你们就不要翻旧账了。”
皇帝的批示非常耐人寻味，他一方面对张居正进行了彻底否定，另一方面告诉人们不要翻旧账，这个意思就是说旧账有问题，你们应该翻。这些官场上的老油条岂能连这些也看不懂吗？再加上皇帝对张居正的几个亲信进行了处罚，他们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一样，在自己的本意下，或在张四维、太监张鲸的暗示下开始轮番上阵。
就在杨四知上疏的四天后，四川道御史孙继先上疏要求皇帝将过去弹劾张居正而遭到罢黜的官员全部起复，这个提议的确得到了官僚们的集体认同，言官们纷纷上书附和。
帝国似乎步入疯狂期，随着大批因为弹劾张居正被罢免的官员被重新启用，这些御史、给事中们又纷纷将矛头对准张居正所重用的那些官僚，无论这些人能力如何，通过何种方式上位，他们尽皆成为这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当言官们还在挖空心思寻找对手那些鸡毛蒜皮劣迹的时候，万历皇帝对这种无聊的攻击已经不耐烦了，他不无嘲讽的说道：“你们这些言官，张居正在世的时候不见你们来攻击，现在一死倒来攻击了，你们这些人实乃是无能又见风使舵啊。”
可以说皇帝对言官们的虚伪嘴脸一针见血的指出来了，但是这丝毫不影响言官的热情，弹劾已经由张居正的部下转移到张居正的三个儿子。他们寻找出各种各样的证据来证明张居正三个儿子的功名来的不正，这倒令皇帝感到满意，因为弹劾的内容更新鲜了，又更深入一步了，首辅张四维这个时候倒想替张居正开脱，因为他自己儿子的功名也来路不正，但万历皇帝毫不犹豫地将张居正的三个儿子的功名抹了，这倒出乎所有人意料之外。
我们这位皇帝真的很有意思，他为了否定张居正宁愿自己抽自己嘴巴，如果换做嘉靖他断不会替杨继盛、沈链平反。随着这场政治运动的深入，人们知道事情终是要牵扯到张居正身上，那么拿哪件事情做文章会让皇上最终清算张居正呢，他们拿起了辽王一案做起了文章。
第一代辽王是朱元璋的第十五子，封在了辽东，因为辽东这个地方较内地敏感，所以朱棣在登基后将辽王改封到江陵，跟张居正在一个地方。此时已是到了第八代辽王，第八代辽王信奉道教，他经常穿着道袍、打着条幅、晃着铃铛招摇过市，又经常跑到百姓家里以捉鬼、画符的名义骗取钱财。
不仅仅是这一个方面的问题，辽王府上陈设奢靡，辽王本人也淫乱不堪，当有御史弹劾他后，隆庆皇帝废除辽王的王位并将其囚禁在凤阳。但张居正对此并不满意，因为他家里跟辽王有过节，所以张居正指使办案大臣刑部侍郎洪朝选将辽王案往谋反上面办，但洪朝选并没有这样做。后来洪朝选辞去官职回到家乡福建，张居正又命福建巡抚罗织洪朝选的罪名。
本来辽王案就是一坨屎，张居正却偏要去搅，只是因为自己家庭里跟王府的一些矛盾，张居正这种牙眦必报的行为不仅愚蠢而且可笑。现在张居正一死便有人将此案翻了出来，作为向张居正吹起的最后进攻号角。
福建巡抚在接到张居正的信后便将洪朝选饿死在狱中，其子上诉申冤竟被福建巡抚打了回去。现在张居正死后有人出来翻案，洪朝选的儿子也接着上疏申冤，其他大臣也随声符合，说福建巡抚杀洪朝选，江西巡抚杀刘台都是出自张居正的授意，但神宗迟迟不肯下最后的决心。
弹劾者一定要让皇帝杀了福建巡抚，这样才能够牵扯到张居正，但皇帝显然没有这样做，眼看取得不了突破，他们便把问题的中心转移到了辽王的田产上。在群臣的唆使下，辽王妃上了一道《大奸巨恶丛计谋陷亲王强占钦赐祖寝霸夺产业势侵全室疏》，这样一道奏疏光从题目上看似乎就能将张居正压死，里面特意提到了辽王的财产豪阔，而这些财产皆被张居正占有，这些终于打动了万历皇帝的心，促使他下最后的决心，因为万历的弟弟潞王正要大婚，加上宫内开支受到掣肘。这个时候高拱的儿子也送来了高拱的《病榻遗言》，内容直指张居正和冯保在隆庆朝勾搭陷害自己的证据，在这个风生水起的日子在朝在野的都动了起来，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让张居正万劫不复、遗臭万年。
神宗任命的南下抄家总管是左副都御史丘橓，此人是张居正的仇人，在万历的第一个十年因为张居正的反对而始终没有得到启用，万历十一年他就得以复职，神宗派人充担抄家总管其用意可想而知。
万历十二年四月，神宗颁布了张居正诬蔑亲藩、箝制言官、蔽塞朕冲、专权乱政、罔上负恩、谋国不忠的罪名，由司礼监太监张诚和丘橓带着圣旨南下抄家。丘橓还没抵达荆州便先行令地方官封了张居正的家，有些老弱妇孺没来的及撤出去，结果饿死十余口。
抄家的结果很快出来了，金二千两、银十万两、还有其他金银饰品以及绸缎、珍珠、玛瑙，这个结果汇报上去，万历皇帝并不满意，他认为张居正做了十年的首辅怎么才值这点东西，实际上就是这点东西也是张居正的父兄平日里敛来的。
南方的拷问仍在继续，张居正长子张敬修自缢而死，其他儿子嗣修、懋修和弟弟张居易发配南方烟瘴之地，敬修的孙子张同敞后来为南明政权殉国，张居正的另一个儿子允修在张献忠攻打荆州城的时候绝食而死。
万历皇帝对张居正的处理绝不是临时的冲动，他大概在几年前就已经有了这种想法，甚至是在更远的十年前，这是个十分擅长演戏的皇帝，从他小时候就可以看出这一点。皇帝对张居正的清算或许已经获得了李太后的支持，她大概也希望能通过这场清算给自己儿子的亲政扫清障碍，虽然皇帝达成了自己的目的，但当他发现世间没有张居正的时候，前面的路依然不好走。当这场清算过去五年后，皇帝端坐在紫禁城里回想起了往事的点点滴滴，他对这位首辅竟然还有些眷念，然后他情不自禁的问工部官员：“张首辅在京城的宅子没收入官后是卖了还是租了？如果租了，租给谁了？”
虽然张居正有着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他依然不失为明代一位伟大的官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