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广宁失陷后，天启随即任命王在晋为辽东经略。王在晋任辽东经略后提出了一个八里铺方案，实际上这个方案是解决辽东形势的最好方案。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最好的防守地在山海关，但山海关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山海关有一段城墙修建在高岭之下，如此可使敌人居高临下俯视城内，王在晋给出了解决方案，那就是在八里铺再修一道城墙将这些高岭包括进来，如此就可以以最小的预算实现对山海关的防守。
本来这个方案已经获得了兵部尚书张鹤鸣，蓟辽总督王象乾的支持，但这个方案遭到了宁前兵备佥事袁崇焕、主事沈棨、赞画孙元化的反对，袁崇焕把反对意见打成报告越级报给首辅叶向高，袁崇焕的意见得到了礼部侍郎孙承宗的认可。由于孙承宗是天启的老师，孙承宗便赶走了王在晋，和袁崇焕一起修建了山海关到宁远、锦州的防线，这条防线连绵四百里，且防线内城堡密布，又扩充很多人员，导致每年的军饷就达四百万，到了后期蓟镇防守薄弱，皇太极数次从蓟镇进入关内烧杀掳掠，导致这条防线名存实亡。
实际上，关宁锦防线就是一条废物。此时的辽西已经成了无人区，还修防线干什么？最好的防守地就在山海关，而不是在宁锦，因为山海关比宁锦更险峻，修宁锦防线实际上就是拉长自己的补给去拉短敌人的补给，如果在山海关防守就是拉短自己的补给而拉长敌人的补给。况且修建宁锦防线耗资巨大，将大量的军队驻扎在关外空耗饷银。
熊廷弼当时在广宁失陷后正是看出了这一点，实际上李成梁、王在晋、高第皆持这种坚壁清野的观点。当时熊廷弼把辽民和军队撤近关内后在三方布置的基础之上提出了四方并进的策略：也就是联合蒙古林丹汗做为一路，由于蒙古骑兵的威胁，努尔哈赤始终不敢跨过辽河，所以辽西实际上由林丹汗防守就可以了，没必要修宁锦防线；第二路是由山海关经辽西进攻辽东；第三路是由毛文龙在海上袭扰叛军，并将辽东居民尽可能多的用船运往内地；第四路由朝鲜克制叛军，并对建州实行封锁。
熊廷弼提出的就是从四路对叛军实行封锁，实际上从万历中期开始北方气温下降，灾荒不断，女真部日子更是难熬，如果能够从四路对叛军实行封锁，要不了三五年，叛军将会不击即溃。实际上这种坚壁清野的策略最适合于针对叛军，如果叛军敢前来攻打山海关，那么从海路登岸的官兵和从西路扑来的蒙古军会把叛军的来路掐断，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并且出动水师进入辽河和大小凌河封锁叛军归路，而且不修宁锦线，可以加强蓟镇的防御，这样叛军就不会那么容易绕道蒙古从西北部入关。所以由孙承宗、袁崇焕这等头脑僵化，只知道一门心思按自己意见行事，不知权变的人主政辽东，加之天启用人不专，熊廷弼的意见得不到认可，所以辽东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反而拖累国家。
从屯田角度来说，让辽民屯田于关外远不如屯田关内安全，屯田关外导致叛军又有了抢劫的对象，孙承宗、袁崇焕为什么放弃防守效率最高的山海关而跑到几百里地远的宁远和锦州防守，主要原因还是传统的收复土地僵化思维作怪，其实后期关宁军坐拥十四万却一味防守不敢出战，那么防线纵深再长又有何用。事实上，稍微有点军事头脑的人都知道，努尔哈赤不可能打山海关。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华北平原与东北平原之间是沿海边的燕山山脉走向，宁远正是建在山脉上，但燕山山脉在华北平原前面向左拐了一下，给辽西走廊上了一个门，从而形成天下第一雄关——山海关。山海关地势奇伟雄峻，北面山河纵横、交通不便、土地贫瘠，没有海军的大军根本无法展开任何兵力，也无法长期驻扎，而山海关以南地势开阔、土地肥沃、交通便利、守卫方可以随时随地的增强兵力装备和各种防御物资，这样的地势就决定了在冷冰器时代，从山海关北面永远无法攻破山海关。山海关唯一一次被攻破也是从南面。
当年成吉思汗攻打山海关，成吉思汗用自己的几个女儿贿赂了山海关前的几个部落，发动对山海关的全力偷袭，强大的蒙古军面对战力几乎是不堪一击的金军，仍然在山海关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人力再强，岂能与大自然的雄斧神工相争，最后，成吉思汗终于明白，从正面是无法攻破山海关的，于是成吉思汗绕道紫荆关，从南面攻击，终于才拿下了山海关。这也是冷兵器历史上唯一一次山海关被攻破，而且是从背面。所以抛弃山海关的雄关天险，而去防守宁锦，实在是错误之极。
从财务预算上我们也可以看出问题，王在晋经略辽东期间把漠南蒙古诸部调过来用几个月了，花销才一万两银子，这不过是山海关几万部队三四天的开销，可孙承宗经略辽东后遣散了这些蒙古军，导致蒙古各部心寒，最终投向金军。王在晋的意思是暂不扩军，裁撤弱军和富余官员以节约费用，以蓟镇的中、东两协作为山海关的预备队，以山海关的五万部队作为防守主力，再拉拢蒙古诸部，以最小的资源消耗暂时稳住辽东局面，给朝廷财政喘息的机会，为以后的大举力量进攻提供准备，可以说王在晋这个计划非常讲求实用，围绕这个计划，王在晋修八里铺的预算用度非常紧凑、节俭，整个八里铺修建方案才九十三万两银子，可就这样一个节省军费又实用的计划却被孙承宗、袁崇焕生生拆散，接着便是大规模营建宁锦防线，大规模扩军，朝廷开始花钱如流水，对于重负不堪的财政无疑于伤口上撒盐，结果到了崇祯朝，财政破产，崇祯只有厚着脸皮让大臣捐款，皇帝做到这个份上真是难为他了，而大明帝国的尾大不掉之势也开始了，从宁远到锦州，再到右屯，再到山岔河，最后到耀州城下，就这样一路走，一路修，这不是打仗而是修仗，如果朝廷的钱多，估计要修到赫图阿拉了。
王者不臣在《逆史读袁》中写道，要想彻底解决后金问题必须要增兵，要增兵就必须得加饷，这是很现实的问题，而如果朝廷一时不能开出足够多的饷，那眼下就得缓一缓。
王在晋作为总理户、兵、工三部的署部侍郎曾经测算过，如果要议兵三十万，那朝廷得拿出一两千万的银子来凑饷，这简直是天文数字，在当时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的。
所以，财政问题才是朝廷的心腹大患，这比后金作乱还更可怕，所以他一担任辽东经略，目标不再是费更多的银子去灭了后金，而是按照熊廷弼的方略固守。
王在晋题在《三朝辽事实录》中说道：“年来辽左兴供繁浩，臣亦当量力而进，不至束手无措，庶免尾大不掉之患矣。”
基于这种判断，王在晋的策略是尽量节约用度，凭险固守，每年以最小的消耗来稳定局势。其实，明王朝存亡的关键，不是后金有多强，反倒是明王朝自身有多虚弱。虽然如此，但是以孙承宗、袁崇焕为代表的一帮人，对于朝廷的财政问题是浑然不觉，根本不知有所谓“量力而行”、“尾大不掉”这些概念，他们满脑子想的是如何大肆增兵添饷、怎么扩大政绩工程、妄想只要能拥兵十几万，似乎就能解决辽东问题了，其结果只是占一些人家不要的地盘，纯属白费银子。所以，他们跟王在晋是谈不拢的。
孙承宗是天启二年九月正式接替王在晋的，之后不到一年时间，庞大的军费开销就逼得朝廷开始出不动气。天启三年七月，工科给事中方有度上疏，痛斥孙承宗“上病国家，下厉人民”。方有度在疏中，援引了户部侍郎毕自严提供的数据，以阐述辽东巨额军费的危害。
方有度说道，北方九边重镇，蓟镇、辽东、保定、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的“正供”加到一起才340多万，而如今孙承宗在辽西一处的10万军队，每年吃喝拉撒就要耗费饷银400万。如此巨额的军费开支自然要靠摊派来解决，而这些无疑加到了农民头上，商人不会为此出一分钱，而此时大明王朝又面对着长达70年的气候冰河期。这种冰河期会导致海水、河水的蒸发量下降，从而导致空气中的含水量下降，进而产生干旱，干旱的后果就是粮食产量下降，大面积的饥荒开始，流民增加，而政府既要赈济又要维稳，这些更使得已经捉蹙见襟的财政雪上加霜。
王者不臣认为，如果想要逃离这样一个凶险的死弯，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少运动、多调养，别去瞎折腾，静待灾变过去。
其实，后金从来都不要广宁，看看地图都知道，就是说后金连宁远、锦州、大凌河、右屯等等地方，是通通都不要的，所以孙承宗、袁崇焕折腾关宁锦防线一直延伸至右屯，去获取什么“纵深”是毫无意义的。崇祯朝，袁崇焕和皇太极议和，皇太极提的其中一个条件就是明金双方以大凌河、辽河为缓冲区，由此可见，后金的统治重心只是沈阳和辽阳，而且为了防备明军的进攻，努尔哈赤还特地将金国首都从辽阳搬到了沈阳。
天启二年王在晋来到辽东后，他看了一下形势，就明显的看出了辽东战争已经结束了。王在晋在给天启的奏疏中说道：
“奴将弃广宁，而画河以守，我即不能长有广宁，而西虏得之，犹胜奴之踞之也。如此则边境安，而国家安矣。臣尝谓必有复全辽之力量，而后可复广宁，必有灭奴之力量，而后可复全辽。不然启无巳之争，遗不了之局，而竭难继之供，不可不虑。”
在这里王在晋认为后金不会占据广宁，因为广宁离后金的补给线过长，不好防守，如果让蒙古人占据广宁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想收复广宁，必须要有收复整个辽东的能力；如果想收复辽东，必须有消灭后金的能力。否则的话，只能使辽东问题成为财政的“尾大不掉之患”，那将导致不堪设想的恶果。
王在晋对辽东问题的洞察明显比孙承宗清楚的多，翻看两人的履历我们也可以看出，王在晋作为地方上上来的干部，经历了户、兵、工、监察、河道等部门，而孙承宗走的基本上是翰林院、部院到内阁这条线。
孙承宗、袁崇焕的战略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延续了袁应泰、王化贞的进攻战略，事实已经表明这种战略是错误的，而李成梁、熊廷弼、王在晋、张鹤鸣、高第力主的都是坚壁清野式的防守策略，尤其是王在晋清楚的看到明王朝的财政问题，所以才力主收缩的战略来使明王朝恢复元气。
从1622年一直到1644年，20年的时间里，朝廷每年在关外扔了几百万两银子，如果将这些银子用来发军饷或者赈济灾民，明王朝的内忧是不是会减少很多，而且积攒的银子也可以组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后金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在战场上解决。我们不能说孙承宗的错误战略导致了明王朝的灭亡，但他无疑是明朝灭亡的一个推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