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篇回忆文章开头写道：“民十之际，小说杂志，有中兴之象，诸作家有集团之举，杯酒联欢，切磋文艺，法至善也······”
民十，即民国十年，也就是公元1921年。这段话好像说的是1921年《小说月报》全面革新，新文学蓬勃兴旺，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作家集团”纷纷成立，中国文学开始纳入“至善”轨道······其实大谬不然！文章接下去写道：“集团之负盛誉者，在苏有星社，在沪则有青社。青社社友，为天笑，瘦鹃，海鸣，廑文······”
敢情说的是鸳鸯蝴蝶派！
这篇文章是“补白大王”郑逸梅的《记过去之青社》。原来在新文学“组织起来”，走向“计划”的1921年之际，中国的旧文学并没有死去。不但没有死去，而且与新文学一样，蝉蜕更生，日新月异，甚至比新文学还要龙马精神，欢腾雀跃。
就在《小说月报》全面革新前夜，文学研究会喷薄欲出的1920年12月，一份《游戏新报》问世了。发刊词曰：“······今世何世，乃有吾曹闲人，偶尔弄翰，亦游戏事耳。乃可以却暑，岁月如流，凉飙且至，孰能知我辈消夏之乐？盍谋所以永之？余曰：无已，装一书册，颜以游戏，月有所刊，署曰新报，不亦可乎？众曰：善。······堂皇厥旨，是为游戏，诚亦雅言，不与政事······”(原文无标点）
游戏，消遣，堂而皇之，矜矜自喜。这在受五四新文化运动之精神哺育成长起来的人们看来，是难以理解甚或难以容忍的。自从文学研究会宣布“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中国文学就越来越成为一种“工作”，越来越有计划有组织，它应当具有崇高的目的，用来教育人民，打击敌人······但是，人们应该想一想，文学真的不可以用来游戏、消遣吗？
窗纸一捅就破。文学本来就是从游戏、消遣中产生的。不论关于艺术起源的模仿说、劳动说、游戏说，都不能否认文学艺术与生俱来的使人娱乐、放松、怡情养性、恢复疲劳，从而增进精力再生产的功能。随着文明的发展，文学除了娱乐之外，也可以启蒙，可以宣传，可以教育，可以战斗当然也可以造谣撒谎教唆恫吓。但是，文学的最基本功能仍在娱乐，完全排除了娱乐的宣传、教育、战斗，那就巳经不再是文学。当文学过分沉迷于娱乐，有玩物丧志之虞时，有志之士大声疾呼，力挽颓势，强化文学的战斗功能、启蒙功能，这是历史的必然。然而文学的娱乐功能不管遭受多大的压抑，都不会从此消灭，就像湖里放上一万个皮球，不论如何刀劈枪剌，棍扫棒打，它们沉下去只是一时，浮上来却是永远，而且遭受越大的打击，浮上来时就要带起越大的浪花。
中国的传统文学并不是单纯的娱乐消遣文学，一部古代文学史自可证明。尤其到了变法图强的晚清，战斗性陡然增强。但是辛亥革命之后，文学忽然失去了政治所指。中央集权的帝制崩溃了，传统文化的金字塔开始被合法地拆毁，强大的学院知识分子文化集团尚未形成，出现了主流文化相对的“意义真空”。于是文学一夜之间放下了启蒙的重担，开始返回自己的最原始功能。1912年徐枕亚《玉梨魂》和吴双热《孽冤镜》的问世，揭开了民国通俗小说繁荣期的大幕。1912至1916年，成了中国文学史上仅有的通俗小说独踞文坛中心的五年。这五年中大放光彩的鸳鸯蝴蝶派，尽管后来一再遭到人们的批判和鄙视，但它所进行的一系列文学突破和探索，实际上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变革的嚆矢，在文体形式上，它们已经为“五四”小说的诞生做好了一切准备。有人总结民初五年的通俗小说具有如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类型齐全。现代通俗小说的主要品种俱备：言情、社会、黑幕、历史、武侠、侦探，而以哀情小说最有特色。
二、思想观念上已从晚清脱离出来，淡化文学的功利性，相对更注重文学本身。
三、广泛实验和采用西方技巧，为下一阶段的通俗小说和五四新文学小说都做好了技术上的准备。
四、充分商业化。与现代新闻、出版、印刷业完全结合起来，更加注重读者反应，由此而导致批量复制与模仿，进一步促进了类型化的发展。
学术界大多批评鸳蝴派言情小说“并不是企图揭露当时封建婚姻问题上的社会根源和解决办法”，“脱离时代精神，极力宣扬低级庸俗的感情”。这种批评无异于指责祥林嫂为什么不去投奔红色娘子军，有点驴唇不对马嘴。实事求是地讲，鸳蝴派的言情小说，已经深深触动了封建婚姻问题，没有这些小说中的“殉情”、“惨死”，也就不会有后来“五四”小说中的“出走”、“私奔”。鸳蝴派作家不但强烈地控诉了封建婚姻，而且他们巳经把爱情上升到人生意义的最高点。在他们的心目中，纯洁、坚贞的爱情，价值高于一切，可以为之牺牲生命和一切现世的幸福，如恩格斯所言，“仅仅为了彼此结合”，“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掷”，这难道是低级庸俗的感情或封建伦理思想吗？不，这恰恰是现代的爱情观。鸳蝴派小说正是中国小说现代化的第一步。
1917年新文化运动开始后，通俗小说的一统天下被打破。新文学阵营对通俗文学大张挞伐，在猛烈的理论炮火之下，通俗小说形象大损，虽勉力招架还手一番，但意识形态辩论究非所长，重创之余，只能保持沉默，一方面以创作实绩表明自己的生命力和价值观，另一方面则试图寻找新途径，调整自己的艺术风貌。在1916年、1917年之际，鸳蝴一礼拜六派的代表性刊物《礼拜六》于1916年9月29日百期停刊，另外停刊的还有《中华小说界》、《民权素》、《眉语》、《小说时报》、《妇女时报》、《余兴》、《小说海》、《春声》等著名期刊。这可以看成是在新文学长驱直入的全面攻势下，通俗文学的全线收缩。
但是，通俗文学首先是消费文学，它的存亡消长归根结底是由消费市场所决定。由近、现代工商业和信息媒介所奠定的文学消费市场需要通俗文学，社会需要，民众需要。一万名读者的需要比十所大学教授的批判和呼吁要有力得多。新文学的批判火力不可谓不猛。主张不可谓不正确，但文学决战最后在市场，倘若新文学还不能充分占领精神消费市场，那通俗文学就依然“人在阵地在”。一时的收缩和退却不过是卷土重来之前的调整和集结。这卷土重来的总攻时刻，便是1921年。
1921年3月19日，停刊将近五年的《礼拜六》一声炮响，复刊了。周瘦鹃在《礼拜六旧话》中回忆说：
一百期终止以后，大家风流云散，各忙其所忙。隔了几年，钝根忽然高兴起来，又使礼拜六复活，他要和我合作。于是将体例略为变动，每期卷首选刊名人诗词一首，由慕琴就诗意词意作画，很觉新颖。每期小说杂作十余篇，相间刊登。除我自己按期精心撰择外，征得文友名作不少，钝根自己也曾做过几篇很精警的短篇小说。礼拜六前后二百期，我以为以这一初度复活时期，为最有精彩。······礼拜六一路顺风，好好儿的刊下去，口碑甚是不差······《礼拜六》两度在杂志界中出现，两度引起上海小说杂志中兴的潮流，也不可不说是杂志界的先导者······所以《礼拜六》虽死，《礼拜六》的精神不死······
是的，只要生活中还有周末，还有休息娱乐，那么《礼拜六》的精神不死是一定的。《礼拜六》的复刊，确实代表了通俗文学期刊的“中兴”。除了1920年12月有《游戏新报》创刊外，1921年创刊的著名报刊有《新声杂志》、《消闲月刊》、《游戏世界》、《东方朔》、《半月》、《礼拜花》、《小说新潮》、《滑稽新报》、《新世界日报》、《春声日报》等，1922年有《快活》、《家庭杂志》、《星期》、《良晨》、《新华》、《紫兰花片》、《星》、《红》、《心声》、《红霞》、《天韵》、《星光》(《星华》)、《长青》、《最小报》、《小说日报》等，1923年有《心潮》、《小说世界》、《星光》、《侦探世界》、《笑画》、《盍簪》、《千秋》、《东方小说》、《社会之花》、《波光》、《世界小报》、《上海繁华报》、《小说旬报》、《钟声》、《小阳秋》、《金钢钻报》、《集思》等，1924年有《红雨》、《小说夺标会》、《月亮》、《梨花杂志》、《蔷薇花》、《红玫瑰》、《显微镜报》、《海报》、《光报》、《上海夜报》······生生不息，滚滚向前。新文学虽然占据了文坛的制高点，被目为正宗，但在它周围汪洋恣肆的却仍是通俗文学的大海。
通俗文学的这一次卷土重来，心态颇为平衡、自信。它知道新文学消灭不了自己，自己也不想消灭新文学。它将自己与新文学的关系不过视为市场上的竞争对手的关系，所以冷嘲热讽有之，声讨杀伐则无。1921年8月1日的《晶报》上有胡寄尘的一篇小说《一个被强盗捉去的新文化运动者底成绩》，写新文化运动者要求强盗放他，“再不将我解放，我要宣布你的罪状了”。强盗问怎样宣布，答曰：“第一是打电报，第二是发传单。”强盗说：“哼，电报么，我们这里电线杆还没有竖好，传单么，我们这里印刷所还没有开张。”新文化运动者叹道：“咳，黑暗，咳，黑暗，咳，科学真不发达，咳，物质文明真不进步。”接着宣布要奋斗、改造，“便是运动罢课，再无效，便运动罢市”，直到反对非法政府、反对官、反对兵、反对警察。强盗听了说：“你既然和我们的宗旨相同，我便不难为你了，放你回去罢。”新文化运动者回来夸口说：“我被强盗捉去了，几乎牺牲性命，亏我演说的本领大，一席话把他说得觉悟转来。好了，现在他觉悟了，现在他改造了。”
在鸳蝴派看来，新文学家的“奋斗”、“改造”只能是纸上谈兵，痴人说梦，根本不能改革社会，也根本谈不到与民众沟通。鲁迅《故事新编》中有一篇《起死》，写庄周的哲学不为凡人所理解，恰与这篇小说形成一个有趣的对比。在这篇小说发表的前两天，《晶报》上还发表了一篇《辟创作作者是袁世凯的公子袁寒云，自称“陈思王再世”的鸳蝴名士。其文如下：
小说这种著作，必定要事实新奇、文理爽达、趣味浓厚、才能使看的人、越看越想看、要说到新字、必定有新思想、新学理、或是科学的、或是理想的、总要有实在的学问、有益于人、用极通顺流利的文法做出来、才够得上、说是新的小说、若是像现在那一般妄徒、拿外国的文法、做中国的小说、还要加上外国的圈点、用外国的款式、什么的呀、底呀、地呀、她呀、闹得乌烟瘴气、一句通顺的句子也没有、人家一句话、他总要络络索索、弄成一大篇、说他是中国文呢、他那种疙里疙瘩、实在不像、说他是外国文呢、他又分明写的中国字、至于内容、更说不到科学同理想啦、他还要自居为新、未免有点不知羞罢、海上某大书店出的一种小说杂志、从前很有点价值、今年忽然也新起来了、内容著重的、就是新的创作、所谓创作呢、文法、学外国的样、圈点、学外国的样、款式、学外国的样、甚至连纪年、也用的是西历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他还要老著脸皮、说是创作、难道学了外国、就算创作吗、这种杂志、既然变了非驴非马、稍微有点小说智识的、是决不去看他、就是想去翻他、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顶多看上三五句、也就要头昏脑涨、废然掩卷了······
这是明明白白地批评全面革新的《小说月报》。一年之后，袁寒云又写了一篇《小说迷的一封书》，讽刺《小说月报》“越看越弄不明白······不但弄不明白，连字句都看不断”，想卖给旧书店，旧书店不要，送给酱鸭店作包装纸，老板说：“纸倒是上好的纸，可惜印的字，太臭了些。”
袁寒云一介贵胄公子，未免有些盛气凌人。其他的鸳蝴名士，大多尚能执平和讲理的态度。胡寄尘在《最小》报上有一篇《消遣？》，讲得颇有几分道理：
有人说。小说不当供人消遣。这句话固然不错。但是我尚有怀疑。
我以为专供他人消遣。除消遣之外。毫无意存其间。甚且导人为恶。固然不可。然所谓消遣。是不是作“安慰”解。以此去安慰他人的苦恼。是不是应该。且有趣味的文学之中。寓着很好的意思。是不是应该。这样，便近于消遣了。倘然完全不要消遣。那末.只做很呆板的文学便是了。何必做含有兴趣的小说。
实事求是地评价，鸳蝴派的创作大体上符合胡寄尘所说的“有趣味的文学之中寓着很好的意思”这一标准。只是时代对文学的要求不再是“趣味”，所以有时难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历史的前进往往要以“冤枉”为代价，事后的“平反”并无多大的意义，平反之后，并不能否定历史的必然。我们只能说，那“冤枉”是必然的，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合理”的。这就是历史，同时也是“正义”。
胡寄尘在给郑振铎的一封信中说：
譬如前清初行邮政的时候。并不曾将旧有的信局（即民间寄信机关）一例封闭然后再开设邮政局。只将邮政局办好了。老式的信局自然而然的减少了。久之终必要消灭。又如上海初行电车。并不曾禁止人力车马车驶行。然后行电车。只将电车的成绩办好了。人力车马车自然要减少了。久之终必也要消灭。改革文学。何尝不是如此呢。
主张自由平等地竞争，鸳鸯蝴蝶派的精神其实正是“现代”精神。把鸳蝴派看作封建余孽，实在是天大的误解。对鸳蝴派的实事求是的客观研究，目前还在初始阶段，多听听鸳蝴派自己的发言，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胡寄尘还有一段很有理论价值的话：
我再要问。提倡改革文学的人。是为着文学前途呢。还是为着自己的前途。倘是为着文学前途。那么只要作品有进步。无论这作
品是何人做的。都应该提倡。不必把新旧的界限放在心里。不必把人我的界限放在心里。现在攻击他人的先生们是不是如此。我很希望他们能够如此。不过我对于旧式的小说家。也要进一句忠告的话。就是他要自己努力做好的作品。不可只要躲避了他人的攻击。
便算平安无事了。因为作品不好。便无人攻击。也是立不住脚的。前数年小说的消灭。便是一个殷鉴了。
立论稳妥而全面。可惜历史的前进大多是不依这些“稳妥而全面”之论的。历史是左一脚深、右一脚浅，瞒跚摇晃着向前的，但最后的结局却恰恰是稳妥的。
每一个战斗的时代，都有一些自以为聪明理智的讲公平话者。《最小》报上有一篇楼一叶的《一句公平话》：
所谓欧化派小说家。他们所看见而称为礼拜六派的小说。仅仅是一些粗恶的作品。所谓礼拜六派的小说家。他们所看见的欧化小说。也仅仅是一种粗恶的东西。所以双方攻讦起来。其实，如果大家平心静气。破除了成见。细细搜求一些对方高深优美的作品来看看。便自然知道都误解了。他们所不同的。只是一点形式。那原质是一样。也有好也有坏呀。
所谓新文学和所谓通俗文学，实质只是文类之别，并无高下之分，双方的创作也的确都优劣并存。但问题就出在“文类”上，新文学是“组织”型文类，通俗文学是“解构”型文类。前者旨在组织民众，组织现代国家；后者则应是民众与现代国家被组织起来之后的消费时代的产物。因此，它命里注定要成为历史的牺牲品。
不过，在1921年之际，通俗文学正不知愁苦地进入它热闹的调整期。调整期的创作与民初五年的繁荣期相比，第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哀情
小说在“淫啼浪哭”的批判声中，开始“节哀”，言情小说不再以哀情为主旋律，欢情、艳情乃至色情的比重有所上升。
随着白话文学的彻底胜利，文言小说失去了最后的市场，故而以鸳蝴派三鼎足徐枕亚、吴双热、李定夷为代表的骈四骊六体小说也就寿终正寝了。
以哀情大师周瘦鹃为例，他在1914至1916年的《礼拜六》前100期上发表的作品，主要是凄凄惨惨的爱情悲剧，如《此恨绵绵无绝期》、《恨不相逢未嫁时》，写的都是相爱之人凄然长别，令人悲抑无限的伤情故事。而到了1921至1923年的《礼拜六》后100期，周瘦鹃的作品中不但社会、家庭问题的内容增多，言情小说本身也不再一味哭哭啼啼，催人泪下。如《十年守寡写王夫人从20岁守寡到30岁》，“到底战不过情天欲海，只索向情天欲海竖了降幡”，与一个男子同居生子。作者最后说：“王夫人的失节，可是王夫人的罪吗？我说不是王夫人的罪，是旧社会喜欢管闲事的罪，是旧格言‘一女不事二夫’的罪。王夫人给那钢罗铁网缚着，偶然被情线牵惹，就把她牵出来了。”另一篇《留声机片》，写的也是一个爱情悲剧，但却设计出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专门聚集了世界各国的情场失意之人娱乐遣怀，主人公临死之前还能把遗言录在留声机片上，寄给他的心上人。《旧恨》写的是老尼慧圆50年前因未婚夫判罪、父亲退婚而出家绝世，50年后有一高僧来拜谒，四目相对，正是往日情侣。慧圆虽顿时圆寂，但临死前却是“微微一笑”，念了声“阿弥陀佛”。这里的“哀情”已是稍为平淡的了。还有1921年6月发表在《礼拜六》115期上的《真》，写少年诗人汤小鹤挚爱才貌双全的邹如兰，但邹如兰早已许配人家，二人只好劳燕分飞。十几年后如兰因车祸伤足损容，被丈夫休了，汤小鹤将她接到一处别墅中安住，自己每天到别墅的门房中去问候。小说写道：
······但他怕人家说话，从不踏进别墅内部去，在门房中勾留至多五分钟，得了如兰一声回话，就一掉头走了。如兰感激得落泪，往往对着那老姑母哭说：“我没有什么能酬报小鹤的厚爱，只索把这一颗真的心和真的眼泪酬报他了。”小鹤对于如兰仍是一往情深，像十多年前一样，如兰虽是疤痕界面，又跛了脚，再也不像往年的如花如玉，然而小鹤心目中，仍瞧她是个天仙化人，一壁还暗暗得意，想她丈夫不要她了，旁人也瞧不上她了，从此十年二十年，可就完全是我精神上的爱人，从此不用忌妒，不用怨恨，不用怕人家抢我灵台上这一枝捧持的花去，想到这里，便得意忘形的笑将起来。然而他仍不想和如兰接近讲一句话，每来探望时，只立在园子里，对那小楼帘影凝想了一会，就很满意的去了。这时便又做了一首长诗叫《真仙子归真篇》，平时掩掩抑抑的哀调中参入了愉快的神味，社会中不知道他事情的，都诧异着说，汤小鹤巳将哀怨的心魂换去了，往后可不能再称他眼泪诗人。小鹤的朋友们都很佩服他，用情能实做一个真字，一壁又笑他太痴，二十年颠倒着一个邹如兰，空抛了好多眼泪，好多心血，究竟得了什么来。小鹤听了这些话，也只付之一笑，说我自管用我真的情，可不问得失呢！
哀情小说中出现了“笑”。后来如兰死了，小鹤也在忌日死在如兰坟上。结局虽然是死，但却死在一起，是合而不是分，人物的心灵得到了归宿，应该说这是幸福的结局。
严独鹤的名篇《月夜箫声》写得别具匠心。教员秦晋卿在水途中月夜听到幽雅的箫声，吹箫人是位“丰神秀逸，意态娴雅”的绝色美女，跟随父亲去任县丞之职，“从此以后，晋卿的脑筋里面，便深印着这回眸一笑的美人倩影，再也磨灭不了”。几年后已是民国，秦晋卿给一位旅长当秘书，在旅长生日晚宴上，旅长强命生病的姨太太在屏风后吹箫助兴，那箫声“却带着些凄咽”，晋卿认出代替姨太太敬酒的丫环就是几年前那位小姐的丫环。“晋卿这一腔心事，无论如何，总撇不下。”又隔了几年，晋卿在上海学堂当教习，暑假之夜与友人踏月游湖，在一座庵里吃茶时，“忽然微风过处，隐隐听得有吹箫之声，非常幽细”，从老尼口中知道，“听说她的出身，也是人家一个千金小姐，她老子不知在什么地方做官，光复的时候，弃官回家，中途遇着一股假充民军的土匪，将他一家人杀了，把这位小姐抢去，那土匪的头目，又不知怎样，忽然会做了旅长，这位小姐，就硬逼做了他的姨太太了，但是那旅长虽然做了几年官，始终还是通匪，要想谋变，被人暗地告发给上头知道了，出其不意，捉去枪毙······听说这暗地告发的人，便是这位姨太太，要是别人，也拿不着旅长的真凭实据，她这一告发，总算是报了仇了！但是她自己这一生，也就完了。”小说结尾写道：“晋卿听了半天，一语不发，那眼泪却和断线珍珠般续续的流将下来，一件长衫，胸前湿透了一大片。”这显然是模仿白居易的《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作者把秦晋卿对吹箫女的恋慕之情写得极为含蓄，通过三次吹箫，写出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社会变迀。除了社会寓意之外，小说还包含着颇深的人生感悟，结构、意境都精巧可思。这样的作品，在新文学阵营中也自是中品以上。
通俗文学家们之所以不服新文学，并不是仅仅依靠市场、依靠订数和畅销量，更重要的是他们不佩服新文学的“技艺”。新文学初期的作品，从平均水准来看，的确“活糙”一些，结构不讲究，情节不重视，语言也欠锤炼。相比之下，由市场的海洋里摸爬滚打成长起来的通俗文学家一般都基本功扎实，语言好，技巧多。一般人以为通俗文学一定是跟在所谓“纯文学”后面不断模仿。事实远不尽然，模仿和学习是双向的。在新文学草创之际，大量的结构模式、情节技巧都是从鸳蝴派搬过来的。通俗文学本身的商品性决定了它必须时刻注意市场动态，不断花样翻新以获得读者。特别是在情节设计上，可以说，通俗小说是要优于新文学小说的。
通俗小说家们专门有一种擂台赛式的“情节训练”，即集锦小说。这种小说由多人接力写成，每个段落的执笔者在结束处嵌入另一作者的笔名，算是“点将最后合成一篇完整的小说。据郑逸梅在《南社丛谈》中回忆，民国初年，于右任主持《民立报》时，“他和陆秋心、邵力子，徐血儿、杨千里、李浩然、叶楚伧、谈善吾等，发起合作《斗锦楼小说》，为点将小说的创始，点人的把被点者的名嵌于后面，周而复始，结束的，在数百字中，把作者的名，.重行提嵌一过，并嵌第二篇开始的名儿。这样一来，各报认为别开生面，纷纷效法，成为一时风尚。”毋庸讳言，这种小说“文字游戏”的成分很大。但正是这种极端的“为形式而形式”，迫使作者对章法、技巧、语言等各种小说要素进行“强化训练”。各位作者争奇斗巧，既要为别人制造困难，又要把自己的难题破解得自然合理、令人叫好。不承认这种小说的审美兴趣和艺术价值，肯定是不公平的。
这里介绍1922年由十人接力写成的一篇集锦小说《红鸳语》。第一段由李涵秋执笔，写孀居女侠萧鸳娘寓某宦家，教其女鸾墩武术，一夕自述身世，云其父当年穷困，与一马伎名二莲者谋劫富商，富商车中有一娇女，“乃即为吾生身阿母也。其时才不过十九龄耳。白驹驰隙，岁月水流，回首前程，都如梦寐······”鸾墩听得人迷，说：“噫！奈何奈何！不谓此女郎即姊之阿母。虎狼在前，豺豹在后，四周劲敌中，姊之阿母不大可危耶！”这最后一句中嵌入了朱大可的名字，第=段便由朱大可续写，富商老叟与其娇女原来身怀绝技，女郎击败二莲，唤出群盗中的书生萧佳士鸳娘之父。老富商闻其名说：“此我年家子，奈何至此？速唤之来，我将携之入都，督其攻苦也。”萧佳士见老叟“神志和澹，安然无怒容，始趦趄而前”。这最后一句嵌了陆澹安的名字，陆澹安续写老叟赶跑二莲，自叙与萧家乃是世交，曾受萧父资助，其女倩云曾与佳士论婚，后北上以贾致富。老叟携“余父”北上，并以倩云嫁之。“叟殁后，产悉归余父。时余母已生余，伉偭甚笃，家庭之乐，固怡怡如也。”但一日父归不乐，母严诘之，父曰：“此事汝纵知之，亦复不济，群盗欲陷我，且毁我家······”下面由施济群续写，原来二莲挟一头陀逼“余父”从之，“余母”战退头陀，二莲又设计陷“余父”下狱，然后劫走。“余母”将孩儿托付给师兄王亚猛，“以余颅枕亚猛之臂”，说“容我杀却贱婢，再返谢盛德耳！”下面徐枕亚续写，倩云日久不归，王亚猛携女孩南去，稍长后延师课读，不意老师恰是女孩生父萧隹士，自叙“二莲劫狱挟余俱去，从之奔齐鲁。二莲幽余于崂山农舍······”下面由天台山农(刘青)续写，“余父”在一次群盗被袭时逃脱，辗转来此。父女团聚，共住亚猛处。鸳娘从父学文，从亚猛学武，有同学严华是亚猛之甥，彼此切磋。亚猛年必数出，“惟余父独居无事，常忽忽不乐，每念身寄尘世，如同赘疣，不胜慨叹”下面由胡寄尘续写，一日亚猛偕倩云归，原来近年倩云数与二莲及头陀角斗。此次适逢亚猛经过，打死头陀，二莲负伤遁去。骨肉团聚，决定共返故庐，惟鸳娘与严华恋恋不舍，亚猛乃指严对萧佳士说愿做一对璧人的冰人。下面由许指严续写，两家同意，萧家回乡。年余父病，遂令华来就婚，婚后父母相继谢世。某年亚猛函告二莲恫吓，与萧、王两姓为世仇，令备万金赎罪。严华笑曰：此类匪徒，不畏法律，西剽东掠”，正好为民除害。下面由陆律西续写，二莲买通县官，陷严华世为大盗，捕入死牢，五日即斩。鸳娘夜入县衙，杀县令及妾。三年后又杀了削发为尼的二莲。夫仇已报，“此后虽视息人间，不过一赘疣而已”。鸾斑听后，问其匕首所在，原来，鸾斑与伍企文相恋，花前月下，“瘦蝶临风，固一对可怜虫也”。最后第十段由许瘦蝶写，伍企文家道中落，鸾瓒父母拒其求亲，欲将女儿嫁与县令之子。鸾傲执拗不从，县令子乃陷伍企文入狱，鸾墩谋于鸳娘，鸳娘乃潜割县令辫发，留纸斥戒，县令恐惧，“即命提企文出，厚赠而遣之”，鸾瓒父亦允其婚事，“患难夫妻，伉俪愈笃，念非鸳娘，力不及此，迎归奉养终其身，敬礼弗衰云”。
小说情节曲折离奇却又前后照应、流畅自然。大多数执笔者都给续写人留下了不易拆解的难题，而后来者则充分利用了前文留下的想象空间，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回看全文，结构完整，既有一个主干故事，又有一个外层故事，叙述分层既相关又相衬。人物性格、情节伏揭都没有破绽，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语言风格也前后一致。如果说这是文字游戏，那么应该说这是一种高级游戏，它需要调动作者的全部文学才华，它是一种综合文学修养的体现。因此，《红鸳语》这篇小说读来与出自一人之手无异。
通俗小说界还有一种“文字游戏”，即在一个刊物创刊号上，登载一篇以刊名为题的小说，以示庆贺之意。这种“命题作文”一般很难精彩，因为它属于“戴着脚镣跳舞”。但是险韵有时也能出奇句，严独鹤的《红》便是这类小说中的佼佼者。
1922年8月，《红》杂志创刊，严独鹤在发刊词中说：“红者心血，灿烂有光，斯红杂志盖文人心血之结晶体耳。以文人心血之结晶，贡诸社会，文字有灵，当不为识者所弃也。”严独鹤为《红》的创刊所撰的同名小说，确实不愧是“心血之结晶”。小说写一向生意清淡的鸣凤戏园，忽来一位艺名“客串红”的名角，“本是大家闺秀，又曾游学西洋，平素精研戏曲，深通音乐，不要说是文武昆乱一脚踢，便是欧西歌曲跳舞也都十分娴熟，真能将中西新旧的戏剧精华冶为一炉，出神人化。至于她最擅长的是花衫戏，一旦现身红氍毹上，必能颠倒群众······”客串红登台第一天，便满堂爆彩，花雨缤纷，尤其迷住了一少一老。少年史韵山是报馆主笔，特在报上辟了“红闺起居注”专栏，“专记客串红的种种状况，吃什么东西咧，穿什么衣服咧，会什么客咧，条分缕析记得十分清楚，差不多连上马桶换里衣都要绘影绘声，细细的描写出来”。老者张寿石是个家财百万的遗老，曾娶过许多女伶做姨太太，但目前只剩了一个，所以对客串红更是倾力捧场，在做寿堂会后亲赠客串红昂贵的金指爪和大钻戒，后来又费尽心机请人做媒。客串红起初不允，后来提了两个条件：“第一件，我既然嫁过去，就惟我独尊，眼睛里再容不得第二人。须先将他目前那位姨太太，立刻赶去，以后不许私自往来，我才可以进门。第二件，他既是个财主，我也就要借重他的金钱，我的父母全靠我唱戏赡养，我若嫁了他，当然不能再唱戏了，须先送十万块钱过来作为我养家之费，少一个也不行。”张寿石“一概都依，绝无翻悔”，把厮守了十年多的姨太太李氏逐到一个庵里，“连首饰都不许带一件；再三哀求，才算给了几件随身衣服，和一百块钱，作为以后生活之费”。李氏满腔怨愤之际，忽收到一个布包，包内是一对金指甲、一枚钻戒和厚厚的一封信，还有一张美男子的半身照片。李氏一看，登时晕倒。这时各报大登客串红下嫁张寿石的新闻，少年主笔史韵山无限伤心，“他暗想我以如此才华，如此风度，竟不能当美人青睐，转让那行将就木的老头儿，独占艳福，足见天下只有金钱有灵，其余都是假的了”。忽然有个少年约他一晤，自道是自幼同学的秦默君。原来客串红便是这秦默君男扮女装的化身，他“所以弄此狡狯，并非是游戏性质，简直是复仇主义”。原来李氏本是他的未婚妻李红雯，父母双亡，寄养在舅家，秦默君家资助她上中学，两人相爱，准备毕业结婚，不料那时在省里做大员的张寿石看中红雯，红雯为金钱所诱，变心而去。秦默君立意报复，蓄志十年，学扮花衫，投张寿石之弱点而来，取名客串红，也是暗射红雯，终于出了这口气。他还寄给李氏3000块钱，让她离开此地，别图生活。自己一走了之，但那十万块钱决定由史韵山出名，“在此地办一个女学校，须要注重道德，造就些高尚纯洁的女子出来。使将来社会上不要再有红雯第二，那就了却我的心愿了”。
小说情节扑朔迷离，具有强烈的戏剧性和传奇性。阅读过程如层层剥笋，直到最后真相大白，既自然言情，又具有较深的社会批判意义。“客串红”既是一个客串的演员，又是女扮男装，并且他客串的是一场更大的戏。他使鸣凤戏园生意红火，他自己的复仇计划也顺利完成。这篇小说把一个“红”字点染得何等精彩，何等丰沛。拥有这等才情的艺术家，其面对新文学的孤高自负，实在是不难理解的。这篇小说被笑舞台编为新戏《女客串》，“连演多晚，天天满座”。
新文化运动开始之际，正是黑幕小说甚嚣尘上之时。新文学的批判锋芒迅即指向了黑幕小说，故而黑幕小说首撄其锋、损伤最剧，刚刚兴盛了一阵便难以为继。但1921年通俗文学期刊“中兴”之后，反过来指责新文学中的“黑幕”。《最小》报14号上刊有一篇张舍我的《谁做黑幕小说？》，其文如下：
一部分新式圈点的小说家。常说“礼拜六派”的小说。是卑鄙龌龊的非人道的黑幕小说。我们原不大去理他们的。因为我们的小说。是否卑鄙龌龊。是否非人道的。是否黑蓽小说。或者是否有文艺的价值。只要有群众的观览和批评。他们的骂。原是极少有价值的。不料那些以提高小说艺术价值的新文化小说家。（？）竟会专门提倡性欲主义。专门描写男女间的情事。甚么提倡兽性主义。描写男和男的同性恋爱。简直说一句。描写“鸡奸”。读者不信。请看《创造》杂志第一二两册内郁某的小说。和郁某的专集《沉沦》一书。新式圈点的小说。他们不是说小说在文学上占据很高上的地位吗。然而到底谁是做黑幕小说的。
在新文学界看来，这当然是污蔑。而问题的实质在于，两派文学家对“黑幕”的理解不同。新文学家认为黑幕的本质在于“趣味”，在于功利主义的文学观，而通俗小说家更多从道德角度来考虑黑幕，认为文学不应该描写有违传统伦理的内容。鸳蝴一礼拜六派的小说基本是“发乎情止乎礼义”，一般回避性描写。在他们看来，新文学作品中的性描写实在是触目惊心的，是诲淫诲盗的。而新文学家认为自己的性描写是反封建的，是艺术创作所必需的。但有一点不能否认，许多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喜欢阅读新文学作品，是戴着有色眼镜的，是带着“黑幕心态”去阅读的。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两派文学家很难达成共识。连博学多识的学衡派大师吴宓，都把黑幕小说与俄国的写实小说相提并论，以致遭到沈雁冰的愤然批驳。
“黑幕”问题一直尚未得到比较细致客观的研究。这一概念本身无疑是个贬义词，但黑幕小说事实上至今仍然是销量很大的一个品类。而且，对黑幕小说是否应该全盘否定还须考虑。专门窥探欣赏别人隐私当然不好，但文学本身的诸多功能之一就是满足人们的“窥视欲”。自我标榜的“黑幕小说”虽已消失，但那种“揭秘发微”的精神却在社会小说和武侠小说等品类中得到了继承。
调整期通俗小说的最大成就在于社会小说。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报刊业发展迅猛，既为长篇社会小说提供了创作资金和发表阵地，也助长了读者对于长篇社会小说的需求。据统计，在1917至1926年十年间，创刊的鸳蝴派期刊有60种左右，平均每年6种，与民初五年保持了大致相等的速度。而小报$这十年间创刊了约40种，大大超出民初五年的速度。这意味着，在新文化运动的排击之下，通俗文学的市场非但没有萎缩，反而不断稳步扩大。原因在于，现代社会的读者需要的不仅是“五四”式的批判文学和启蒙文学，更需要既不标榜“为人生”也不标榜“为艺术”的以精神消费为指向的文学。不理解这一点，就会造成对“现代性”的片面认识。
1921年以后的通俗社会小说，如包天笑《上海春秋》，毕倚虹《人间地狱》，平襟亚《人海潮》，海上说梦人《歇浦潮》、《新歇浦潮》，江红蕉《交易所现形记》等，均表现出“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的气魄，这是中国古代、近代的社会小说所没有的“现代性”极强的一种气魄。这种气魄对于当时尚处于幼年期的新文学无疑会产生强烈的压迫和刺激，到30年代，新文学才创作出《子夜》等一批“大规模描写中国社会”之作。
毕倚虹的代表作《人间地狱》从1922年1月5日至1924年5月10日，连载于周瘦鹃所编的《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共53万字，60回。小说开笔写道：
话说天堂地狱这两个名词，原是佛教中劝惩人类的一句话。究竟天堂是怎样快乐，地狱是怎样的痛苦······也没有游历回来的人做个报告书。······有一种绝顶聪明的人下了一个解释······天堂地狱的滋味也不必人到死后方能领略······凡世人所受用的苦恼即是地狱，
快乐就是天堂。地狱天堂不过是苦乐的一种代名词。······但是其中也略略有个分别，有的明明是瞧着他快乐，仿佛如在天堂，不知他所感受的痛苦，比堕落在地狱中还要难受······即如最热闹的功名富贵，也不知包含了多少铜柱油锅，最旖旎的酒阵歌场，也不知埋伏了多少刀山剑树；交际场中，也不知混杂了多少牛头马面，绮罗队里，也不知安排了多少猛兽毒蛇。······因此在下发下一个愿心，将这些人间地狱中牛鬼蛇神、痴男怨女、狞狰狡猾的情形、憔悴悲哀的状态，一一详细的写他出来，做一幅实地写真。
从这段开场白看来，这是一部场面很大的社会小说。但该书实际上“以海上娼家为背景，以三五名士为线索”，写的是士妓之情。与一般人心目中的“狭邪小说”不同的是，毕倚虹写“情”不写“欲”，《人间地狱》以浓墨重彩渲染的是柯莲荪、姚嘯秋等名士与青楼妓女的精神恋爱。这些名士大多是有原型的，如柯莲荪(谐音可怜生）即毕倚虹自己，姚啸秋即包天笑，玄曼上人即苏曼殊。小说写柯莲荪与妓女秋波之间的恋爱十分感人，当秋波身患传染病，人人唯恐避之不及时，柯莲荪对她越发关怀体贴，一腔痴情溢于言表，书中有一段柯莲荪与姚啸秋的议论：
柯莲荪叹一口气道：“万一秋波一病不起，竟是玉殒香消。我想托惋春老四和他的亲生娘商量······”说到这里莲荪又顿住了不说。姚啸秋道：“商量什么？”柯莲荪道：“我想将她的遗蜕归我，不知道她肯不肯？”姚啸秋道：“你真是呆话了。在你呢，看得秋波的香骨甚重，在她的娘和惋春老四看来，摇钱树一倒下，枯木朽木，还觉得讨厌之不暇。你肯收了回去，她们省了许多事，真是求之不得。”柯莲荪道：“我也不能白白的收她的遗骨，她的娘要钱，我也肯给她的便是多一点，只要我力量上办得到，我也愿意的。我觉得在青楼中买人远不如在青楼中买骨。买人的结果，平添了许多烦恼、痛苦、纠缠，年深曰久一厌倦了，格外的讨厌生憎。我有许多朋友，当其在青楼中和倌人要好的时候，商量到宝扇迎归，不知道有多么高兴、多么美满、多么快活。等到置之金屋以后，随时随地俱成苦境，几乎有挥之不去之感。像我这买骨的痴想，我觉得一杯黄土，郁郁埋香，春秋佳日，冢次低徊，怀想其人，永远不能磨减，脑筋里有些永久的悲哀，便存了些此恨绵绵之想，岂不甚好？那种意境远在金屋春深，锦衾梦浓之上。”姚啸秋道：“你这番议论见识真是超妙绝伦。可是很有愿意秋波一病不起的嫌疑了。”柯莲荪叹道：“我岂是盼望她死的人？能不死是最好。可是我彻根彻底的仔细思量，觉得为她计也是死的好，为我计也是死的好，为我和她两人计她也是死的好。”姚啸秋叹道：“你这话更是玄妙而沉痛了。”莲荪道：“我现在很明白了，我们在这少年时代浪荡平康，容易拈花惹草。男女之间一有情感以后，上焉者是死，那末不死的人脑中永远留一个已死的人影子，中焉是好事不成，中经磨折，鸳鸯分飞，那末两个人心中永远留一点缺憾，梦回灯烬，偶一思量也有终身咀嚼不尽的价值；下焉者便是平常人认作美满姻缘，一双两好，并枕同衾，那便烦恼的时候日多。因此一来，我现在倒是很愿意秋波在这时候死了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