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之间，端端六岁了。端端六岁的那年元旦，是我们一家人最开心的节日之一。前一年，我和端端的妈妈商量，准备攒钱让端端将来上一所好学校。此时，我和端端妈妈的收入都相对稳定，家里也有了几千元钱的存款。这个数目不大，但对我们来说足以欣慰！我们特别满意、知足。
端端的妈妈对我说：“将来端端要上××小学，这点钱是不够的。”
我点头。
她说：“我想，咱们再紧一点，把我的工资都存成大户，这样，两年下来，端端上××小学就没问题了。”
我们认真地算了一笔家庭收支账，最后决定按端端妈妈说的办。
1993年的一年，我们的家庭生活状况又有些紧张起来，我一个人的工资支付家庭开支，端端妈妈的钱都存入了银行。因为目标明确，我们的日子依然充满幸福和快乐。
到1994年元旦，也就是端端六岁的这一个元旦，我们的播种就要收获了。1月9日，端端的妈妈开工资的日子。
这一天，我们约好，一起回二道吉盛小区，去端端的姥姥家，我们决定去那里吃晚饭，然后一同回家。不久前，端端得了腮腺炎，一直在家休息，而现在看来，已经完全好了。端端大姨家的小哥哥也在姥姥家，他俩见了面，在一处笑闹着玩。端端的妈妈告诉我，她存大户的钱已经取出来了，3600元，加上她平时凑的400元钱，整整4000元钱。那顿饭我们吃得很充实。
饭后，我们稍稍休息，然后准备回去。
这时，端端和小哥哥还在沙发上玩。
突然，小哥哥叫起来：“端端怎么了？”
我们赶紧围过去。
刚才还活蹦乱跳的端端一头扎在沙发上，出现了休克，他的嘴角还滴下一滴口水。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端端妈妈问小哥哥：“你推弟弟了吗？”小哥哥赶紧说：“没有。”
端端妈妈害怕了，抱起端端就往门外跑。在出租车上，她一遍一遍呼喊欲睡的端端，始终让他保持“清醒”状态。她告诉端端：“你看着妈妈，不许睡。”
端端喃喃地应着：“嗯。”
我们直奔儿童医院。
我们赶到医院时，端端已经开始发烧，而且越烧越烫，医生建议不要回去了，直接办理住院手续，做进一步的观察。很快医生的诊断出来了，端端得的是“腮脑”，也就是腮腺炎脑炎，幸亏入院及时，没有耽误病情。药很快就用上了，但高烧退得很慢，一个晚上和第二天一天端端都昏昏沉沉的。
我一直沉默。
偶尔安慰端端妈妈一句：“不会有事的，放心吧。”
无论找医生还是取药，我都固执地坚持由我亲自来做。我把我的亲力亲为看做是和病魔斗争的一股力量，我想我努力做，尽心地做，加倍地做，一个父亲的坚挺双肩绝对可以助儿子一臂之力的！
我不睡觉，也没觉，和端端妈妈一直守候着端端。
家人要替换我们，我们拒绝了。
我坐在端端的病床边，看着他烧红的双颊，眼前不断出现幻觉，我们父子俩在一起时的身影过电影一样在我的脑海里闪现：他出生的那个雨夜，他长长的喷嚏，他叫我爸爸，我们在南湖野餐，他望着湖水时纯净的双眸，蹒跚学步，咿呀学语、散步、玩耍、吵架……
我的心很酸。
但我抑制着自己，我不能哭。
虽然医生告诉我，任何病都有向两极转化的可能，尤其脑炎，治不好就会留下后遗症。
我不是一个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人，但我从一开始就觉得医生的话根本就不是对我说的，她说的话和我、和端端都没有关系，她在说另外一个孩子，而我只是一个旁观者。
我从来没做过端端治不好的打算。
端端发病的第二天，遵医嘱，我们去二○八医院做脑CT，那里仪器比较先进。返回的路上，端端烧得更厉害了。他一声一声地叫着妈妈，眼睛干涩得几乎没有眼泪。能想到的办法我们都想了，肌肉注射，用酒精擦身，用冰块冷敷，同时，给端端服用了牛黄安宫丸。
第三天凌晨三点，端端终于从昏睡中醒来。
妈妈抱着他坐在床上，我陪在床边，这是第二个不眠之夜，我们不知道我们期待着什么。
“端端出汗了！”他妈妈哭着对我说。
我赶紧站起身。
这时端端的妈妈又说了一遍：“端端出汗了！”她几乎哭出了声。
我伸手去摸端端的额头，温度终于降下来了。
端端清醒了，对妈妈说：“妈妈，我饿，我要吃番茄炒鸡蛋。”
我二话没说，飞快地跑下楼去。没有出租车了，冬天的凌晨三点，周遭一片漆黑。我兴奋至极，大步流星地往家赶，等我敲开家门，告诉我的母亲端端退烧了，端端要吃饭之后，我的心房突然一颤，眼泪再也止不住流淌下来。
我把自己关在书房里哭出了声！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德北，你要坚强，要坚强！”
端端在医院住了17天，我们又拥有了一个健康的宝宝，一个健康的端端，像这一切从未发生过一样！端端住院期间，我们共同创造了三个新的童话形象，一个是聪明的兔宝宝丘奇、一个是坏狐狸五百五十五，一个是老狼蓝波，我们一起为这三个人物编了许多故事，每天重复前一天的讲述，修改，然后继续编下去。端端编故事的兴趣很浓，他最喜欢的一个人物就是小兔丘奇。
后来，端端得到一只白色的玩具兔，他就命名它为丘奇。
丘奇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无论是故事里的，还是生活中的。
根据我们父子的编排，经过再构思、润色，我创作了几篇有关丘奇、五百五十五和老狼蓝波的童话。这些童话都是端端最喜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