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也不可能独自走完旅程，人生的路上要有同伴而行，相亲相爱的同伴、互相鼓励的同伴、互为镜鉴的同伴。胡适于张爱玲是什么样的同伴？张爱玲称胡适为老师，因胡适在没有涉及创作时就为她的文学创作点亮了一盏灯。
伪作的问世
1952年 ，张爱玲来到了香港。在香港，她遇到的首要问题是生存。张爱玲在上海是靠写作为生的。可她到了香港后，失去了支持她的编辑和热捧她的读者。一个女作家，如果没有支持的编辑，也没有热捧的读者，那么，等待她的，就是被淘汰的命运。即使有编辑的力挺，但是没有读者的热捧，也同样会被淘汰的。
张爱玲知道文坛竞争的残酷。她想要在香港站稳脚跟，就必须找到固定的工作。
经过努力，张爱玲找到了一份不错的工作，在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新闻处的香港办事机构任职。开始工作后，她接到了任务，奉命为《今日世界》杂志写了两部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这两部小说都是思想倾向十分偏激的反共作品。
《秧歌》写的是一位在上海帮工的女工月香，回到农村的所见所闻，都与事实不符。土改后的农民们，虽然拥有地契而喜悦，但仍然不能维持温饱。以至被逼给军属交钱拜年，而闹成夫妻争死、放火烧仓的悲剧。很显然，这种题材不仅是张爱玲所陌生的，从根本上也是捏造与歪曲的。离开了真实性的传奇，除了虚假和苍白，是没有艺术生命力的。
《赤地之恋》和《秧歌》都是从片面出发，简直就是两部低劣的命题作文。《赤地之恋》描写了共和国成立后的几件大事，从土改、“三反”直至抗美援朝，而这三次重大运动，在张爱玲的笔下，都写成出卖农民、出卖学生和知识分子，甚至出卖基层干部的骗局。对于这种政治倾向性的小说，张爱玲显然是难以驾驭的，她连基本的事实都没有搞清楚，只靠谎言和杜撰来写作，与她从前的文风相去甚远，结果，自己也给自己打出了最低的分数。张爱玲的解释是：《赤地之恋》是在授权的情形下写成的，所以非常不满意，因为故事大纲已经固定了，没有余地可供发挥。
《秧歌》和《赤地之恋》的致命伤在于虚假，所写的人、事和物，都是编造。虽说文学是要靠想象的，但是，这种脱离现实的谎言，说的多了，自然也就失去了文学的魅力。从艺术上来谈，也无从谈起 。张爱玲写的这两部命题小说，正像迅雨曾说过的话：“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收场。”
在香港的日子里，张爱玲很安静，连旧时认识的文友也不见面。社会上也没有关于她的任何传言。她已经从一个著名女作家变成一个普通的女人，默默无闻地生活着。日子虽然过得平淡，可也太平。只是在这太平盛世的生活中，她却再也写不出打动人心的作品了。
结识胡适
1954年秋天，张爱玲把小说《秧歌》邮寄给胡适先生。另外，还随书附上写好的短信。信上写道：希望这本书有点像他评《海上花》的“平淡而近自然”。
秋天是凉爽的，秋风吹落枯黄的叶子在大地上旋转着。那些落叶从树上飘落，脱离了大树这个母体，没有了方向，随风飘逝，不知道路在何方？
此时的张爱玲感觉自己就像那片落叶。那落叶也曾经碧绿过，挂在枝头展示过自己的风采。就像年轻时候的她，在繁华的上海展示着自己的风采和文采。怎奈，一只不干净的手，将它摘走。摘走后，并没有珍惜，而是在玩弄过后，随手丢弃在路边。曾经的绿叶就这样变成枯黄的落叶，随风而起，随风而逝。
它恨过那只把它从树上摘下来的手吗？别人都不知道，只有叶子自己知道。
信邮寄走后，张爱玲开始了期待，心里也是很忐忑的。胡适毕竟是名人。张爱玲虽然也曾是风靡上海的女作家，可现在毕竟已经风光不再了。
在等待的日子里，张爱玲的心里也泛起波澜。
一天，张爱玲收到了胡适的来信。
张爱玲急忙打开信件，心急火燎地阅读起来。
胡适的回信中写道：
爱玲女士：
谢谢你十月二十五日的信和你的小说《秧歌》！请你恕我这许久没给你写信。
你这本《秧歌》，我仔细看了两遍，我很高兴能看见这本很有文学价值的作品。你自己说的“有一点儿接近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我认为你在这个方面已做到了很成功的地步！这本小说，从头到尾，写的是“饥饿”，——也许你曾想到用《饿》做书名，写得真好，真有 “平淡而近自然”的细致工夫。
你写月香回家后的第一顿“稠粥”，已很动人了。后来加上一位从城市来忍不得饿的顾先生，你写他背人偷吃镇上带回来的东西的情形，真使我很佩服。我最佩服你写他出门去丢蛋壳和枣核的一段，和“从来没注意到（小麻饼）吃起来咵嗤咵嗤，响得那么厉害”一段。这几段也许还有人容易欣赏。下面写阿招挨打的一段，我怕读者也许不见得一读就能了解了。
你写人情，也很细致，也能做到“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如131—132页写的那条棉被，如175、189页写的那件棉袄，都是很成功的。189页写棉袄的一段真写得好，使我很感动。
“平淡而近自然的境界”是很难得一般读者的赏识的。《海上花》就是一个久被埋没的好例子。你这本小说出版后，得到什么评论？我很想知道一二。
你的英文本，将来我一定特别留意。
中文本可否请你多寄两三本来，我要介绍给一些朋友看看。 书中160页“他爹今年八十了，我都八十一了”，与205页的“六十八喽”相差太远，似是小误。76页“在被窝里点着蜡烛”，似乎也可删。
以上说的话，是一个不曾做文艺创作的人的胡说，请你不要见笑。我读了你的十月的信上说的“很久以前我读你写的《醒世姻缘》与《海上花》的考证，印象非常深，后来找了这两部小说来看，这些年来，前后不知看了多少遍，自己以为得到了不少益处。”——我读了这几句话，又读了你的小说，我真很感觉高兴！如果我提倡这两部小说的效果单止产生了你这一本《秧歌》，我也应该十分满意了。
你在这本小说之前，还写了些什么书？如方便时，我很想看看。
匆匆敬祝 平安
胡适敬上
一九五五·一·廿五 （旧历元旦后一日）看完胡适的回信，张爱玲的心情从秋天回到了春天。这些日子的忐忑，都变成了兴奋和喜悦。于是，她又给胡适写信，表达了她的荣幸和感谢。
信中写道：
适之先生：
收到您的信，真高兴到极点，实在是非常大的荣幸。最使我感谢的是您把《秧歌》看得那样仔细，您指出76页叙沙明往事那一段可删，确是应当删。那整个的一章是勉强添补出来的。至于为什么要添，那原因说起来很复杂。最初我也就是因为《秧歌》这故事太平淡，不合我国读者的口味——尤其是东南亚的读者——所以发奋要用英文写它。这对于我是加倍的困难，因为以前从来没有用英文写过东西，所以着实下了一番苦功。写完之后，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二。寄去给代理人，嫌太短，认为这么短的长篇小说没有人肯出版。所以我又添出第一、二两章（原文是从第三章月香回乡开始的），叙王同志过去历史的一章，杀猪的一章。最后一章后来也补写过，译成中文的时候没来得及加进去。
160页谭大娘自称八十一岁，205页又说她六十八岁，那是因为她向兵士哀告的时候信口胡说，也就像叫化子总是说“家里有八十岁老娘”一样。我应当在书中解释一下的。您问起这里的批评界对《秧歌》的反应。有过两篇批评，都是由反共方面着眼，对于故事本身并不怎样注意。我寄了五本《秧歌》来。别的作品我本来不想寄来的，因为实在是坏—— 绝对不是客气话，实在是坏。但是您既然问起，我还是寄了来，您随便翻翻，看不下去就丢下。一本小说集，是十年前写的，去年在香港再版。散文集《流言》也是以前写的，我这次离开上海的时候很匆促，一本也没带，这是香港的盗印本，印得非常恶劣。还有一本《赤地之恋》，是在《秧歌》以后写的，因为要顾到东南亚一般读者的兴味，自己很不满意。而销路虽然不像《秧歌》那样惨，也并不见得好。我发现迁就的事情往往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