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思想家的理论阐述基础上，欧美国家在 18—19世纪普遍完成了对天赋人权下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立法。著名的法国《人权宣言》在其第 11条中规定：“自由传达思想和意见是人类最宝贵的权利之一；因此，每个公民都有言论、著述和出版的自由，但在法律所规定的情况下，应对滥用此项自由负有责任。”在随后的国际人权方面立法实践中，言论自由受到各种立法体系的保护。例如，《世界人权宣言》中的第十九条：“人人有主张及发表自由之权；此项权利包括保持主张而不受干涉之自由，及经由任何方法不分国界以寻求、接收并传播消息意见之自由。”再者，《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十九条：“一、人人有保持意见不受干预之权利。二、人人有发表自由之权利；此种权利包括以语言、文字或出版物、艺术或自己选择之其他方式，不分国界，寻求、接受及传播各种消息及思想之自由。三、本条第二项所载权利之行使，附有特别责任及义务，故得予以某种限制，但此种限制以经法律规定，且为下列各项所必要者为限：（甲）尊重他人权利或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风化。”
美国的整个宪法体系都依赖于自由表达，无论对于参与性民主的目的，还是对于确保人民拥有他们理智地进行投票所需的信息。
美国最高法院表达过美国宪法体系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保持自由政治讨论的机会，为着政府能够对人民的意愿做出反应。”一个相关的理念就是，自由表达作为对于滥用权力的一个制约是必要的。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拉德斯（Louis Brandeis）将这一理念表达为现在的一句名言：“阳光是所有消毒剂中最强有力的。”他警告说：“打击思想、希望和想象是有害的；恐惧生压制；压制生仇恨；仇恨则威胁稳定的政府；通往安全的道路在于有机会自由地讨论假设的抱怨牢骚和建议的解决之道；对于恶意的忠告提出适当的解决办法，是将其转换为善意的最好办法。”换言之，尽管有些话我们可能不喜欢听，但允许人们表达出他们的观点，让他们的思想亮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应他们。让那些我们不同意他们观点的人闭嘴并不能改变他们的观点，只会增加他们的怨恨。自由表达对于“个人的自我完善”也是必需的。“通过交流，我们将自身与别人联系起来，表达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并发展我们的个性。同别人交谈在增长我们的思考能力方面是有指导性的。它帮助我们形成我们的信仰和观点，促进自我决策。当别人倾听我们所说的话的时候，我们发展出了自尊。对我们能够说的话设置界限，损害我们的尊严感。”
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的那段名言几乎可以用来描述任何时代，我们的时代也不例外：“这是最好的时期，也是最坏的时期；这是智慧的时代，也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任的年代，也是怀疑的年代；这是光明的季节，也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的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齐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在互联网时代，每一个可能性都是开放的。网络为我们开启一个最好的时代，人类终于有可能进入类似希腊神话中“丰饶之角”的信息充分的境地；同时，它也将装在瓶子里的妖怪放了出来。
今天，人们处于一个“自媒体”时代，人人都如同重要人物一样在博客或脸书上发表自己的观点，人们正进入了一个思想自由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代。此时出现了维基解密传奇，以及秘密与透明度之间的拉锯战。信息带来透明度的提高，同时也可能导致混乱的蔓延。《在一个个人电脑社会的言论自由》一文指出我们的时代特征：“言论自由在一个后 9·11世界 ——推特、脸书和维基解密的时代 ——是一个热门和敏感的话题。如同北非和中东发生的事件所显示的那样，世界处于喧嚣骚动之中，革命蜂起，从民众游行到恐怖袭击，政权如同多米诺骨牌在我们眼前纷纷倒落，而互联网正处在这暴烈的飓风中心。”北非和中东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维基解密革命，民众不但希望得到信息，还可能传播信息，利用信息，信息引起的飓风可能席卷一切原有的秩序。
学者巴克莱（Buckley，A.M.）在他的《无政府主义》一书中将当今基于互联网的维基解密看成是无政府主义在这个时代的典型代表。互联网是无政府主义发展到当代的一个重要例证。“从组织而言，不存在一个集中的权力来控制互联网。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相互作用、相互联系以及共同分享信息的自治的个体、社团、社会团体和新闻媒体。”但是，互联网上的自由也是脆弱的，它会遭遇政府的各种管制，因此需要互联网上的个体以某种方式对抗集权，以捍卫个人自由。由澳大利亚人朱利安·阿桑奇所创办的“维基解密，是由全世界的自治个体和集体构成，共同工作以实现在媒体和政府方面消除机密和促进透明度的目标。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匿名地提供信息，而由维基解密将其公布”。维基解密的结构类似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参与维基解密的工程师、行动主义者、记者这么做，几乎完全基于自愿，并且相信网站的目的。集中化的权威被组织化的参与所取代。“该组织也同样抱有无政府主义的理念，反对制度化政府的官僚主义和狭隘性。成立于这样一个时代，大公司的首要目的是利润而非新闻，正日益控制媒体组织，维基解密是对资本主义和权力集中化的一个有力的批判。”在颠覆了围绕政府和公司的信息保护传统边界中，维基解密消解了政府和公司的信息和宣传的力量。它的招牌式的反集权主义的立场，反对形形色色的强制，具有鲜明的无政府主义根源。
在网络媒体时代，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在对媒体技术的争夺。长久以来，国家可以通过技术手段侵入一个个人的私人生活领域，例如《1984》中国家使用摄像头监控每个个人在家中向老大哥请安，又如 9·11之后，美国情报部门加强了对私人通讯的监控。现在变成了个体黑客或普通网民能够侵入政府网站或者在网上获得政府机密。在美国，“计算机媒体所实现的大规模监控和自动化可以用来强化现存的宪法科层结构，然后，同样这些数字工具也可以在那些掌握权力的政治公民手里，用来颠覆试图对公众实施警察统治的联邦政府机构的权威程序、安全协议和数据存储功能。更加广泛而言，这种叙述反映出了政府官员对于电子界面所提供的交互性的焦虑，而这种手段现在掌握在其公民手上”。
美国政府对阿桑奇的态度正是官员们的这种集体焦虑的爆发，在意识形态的相互竞争，电子手段更好地掌握在了普通网民手里，而他们又分散在全世界的各个角落，无法用传统的政府强制的办法压制。而且，互联网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泛滥的虚拟空间，互联网上的全球化根本不存在物理边界，不存在签证，不存在信息的绝对控制。类似于巴黎公社式的自治组织在互联网上如雨后春笋一般层出不穷，例如一个名为“互联网自由联盟”的组织，就致力于保卫互联网的公开性。该网站的宣言题目就是“不要让政府减缓互联网的进步”，网站声称：“互联网已经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交流平台和经济力量，因为它一直免于了政府干预。为了确保互联网的力量和承诺继续，我们需要维护它免于政府干预。我们反对三种对互联网自由的基本威胁：（ 1）征税；（ 2）管制；（ 3）任何联合国管理互联网的企图。”他们对抗的是任何管制，这又是一个类似于维基解密的无政府主义乌托邦。
阿桑奇对海量关于美国战争与外交文件的解密被美国媒体称为“信息珍珠港”。美国总是遭受到某些意想不到的攻击，在争夺太平洋的控制权的争斗中，被日本人奇袭了珍珠港，在文明的冲突中，被本·拉登撞了世贸中心，这些敌人在意识形态上都是美国不共戴天的敌人。然而，这次“信息珍珠港”的始作俑者阿桑奇正是美国主流传统价值观的真正信仰者，他似乎用揭秘的方式对美国政府说：“嗨，别忘了，你们所倡导的是一个信息自由的社会。”维基解秘的阿桑奇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信徒，他相信亚当斯密的“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他相信政府无非是必要的恶，他也相信对抗恶的一个选择就是公开信息的自由。无论他的行为是否触及了美国的国家利益，或者是否使得那些在伊拉克、阿富汗执行任务的美军陷入更大的威胁之中，在哲学层面的终极价值观上面，阿桑奇所倡导的媒体透明始终是传统的美国价值。国人常调侃，“天才”和“人才”之间的差别就是一个“二”，阿桑奇这个“二愣子”就一根筋认准了“信息自由”的死理，而且这是你们美国人信仰的、你们的主流价值观，誓将揭秘进行到底。
对于美国政府而言，目前存在的难题依然是以什么罪名来起诉阿桑奇。美国这样的国家很难以危害国家罪或煽动罪来对付他，因为美国是“自由社会”或者卡尔·波普尔所称的“开放社会”，而这样一个社会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不存在披露信息所获的罪。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其政治哲学名著《政治自由主义》中引述科尔文的观点：一个自由的社会乃是一个我们不可能诽谤政府的社会；也不存在任何这类犯罪 ——“不存在煽动诽谤罪乃是检验言论自由的真正实用的标准。我以为，这正是自由言论的含义。任何把煽动性的诽谤当做一种犯罪的社会都不是一个自由的社会，无论它的其他特征如何。”对煽动罪的反应界定着该社会。罗尔斯认为，科尔文的这段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没有煽动性的诽谤就是完整的政府言论自由；相反，这是一个必要条件，以至于一旦确保了这个条件，树立其他根本性的确定观点就要容易得多。“政府利用煽动性诽谤罪来压制批评和不同政见、以维持其权力的历史，证明了这种特殊的自由对任何一个完全充分的基本自由图式所具有的伟大意义。只要这种罪名还存在，公共出版和自由讨论就不能在给选民提供信息方面发挥它们的作用。而且很明显，允许煽动诽谤罪继续存在，将会削弱更广泛的自治可能性，削弱好几种保护自由所需要的自由。”
电子传播的快捷、广泛地渗入权力渠道以及遍及全球，似乎以各种方式对现存的政治权力的宪政框架带来了挑战。司法实践也在受到电子媒介的影响。“但是为了在长期改变公众意见，注意到以下问题也非常重要：为什么在数字语境下的一些尝试比另一些更为成功？以及为什么一些被认为是更具有可信度或可持续的生命力，在作为美国司法体系之基石的英国习惯法传统中，在起诉程序中嵌入了一个对证权利。作证必须基于两个见证行为：证人必须看见某种犯罪事实并在视觉上亲自感知它，然后他或她必须见证那个犯罪。
当录像或者闭路见证最初被允许在一些美国的法院使用时，它面临着一系列法律的挑战，官司一路打到了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嘉丽亚（Scalia）抱怨这样的程序可能只是“虚拟地符合宪法”。计算机媒体的交流受到一系列类似的挑战。它同时代表行动和文字、话语和书面符号，直接和间接、第一人称的诉求和第三人称的行动以及诸多混合的表达，常常介于见证和证据之间。”
事物总有两面性，如同硬币的正反面，有言论自由就一定会有对言论自由的限制。针对言论自由的限制，从限制的对象可分为两者，即针对言论内容的限制及非针对言论内容的限制。前者是指限制某一种类型的内容或某一观点的言论，目的是针对言论传播的影响力，例如：限制色情网站的接触、检查特定政治或宗教观点的出版品等。后者并非直接针对言论的内容，而是针对言论表达的方法或管道，例如：报纸的张数限制、集会游行的时间、地点管制，非针对内容之限制仍有可能会造成针对内容限制的效果。区分针对言论内容的限制、非针对言论内容的限制，即所谓的双轨理论。对言论内容的限制可分为三种情况，但都存在争议的空间：
第一个受到限制的出版领域就是对色情内容的限制。这是在政治领域之外的对出版自由的挑战。如果出版自由是绝对的，那么对色情出版就不应该有限制。除了少数例外，绝大多数色情制品都是描述两个集团 ——女人和儿童 ——其中之一的个体，作为对象被另一个集团 ——男人 ——所使用，通常是带有暴力地对待。这样看来，色情出版物是一个带有强烈政治联想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谁的权利应该受到保护？是色情制品的出版商和消费者，还是被异化成消费商品的女人和儿童？这个问题随世界各国不同的文化传统、宗教背景、制度环境、法律体系有较大差异，但总体而言，还是倾向于对此类的出版物做出一些限制，至少不能对未成年人开放。
第二个更为狭隘的政治问题涉及到通过暴力煽动推翻政府的出版物。绝对的出版自由会要求政府保证那些试图推翻它的人拥有出版号召人们起来推翻它的材料，甚至出版那些教会人们如何制造炸弹以及在何处及如何放置它们的手册。许多人认为这样一个观点太滑稽可笑了；而另外许多人则认为它实在太合情合理了。煽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仇恨，例如种族主义也是在这个限制内，不过这一方面也存在诸多争议。例如恩斯特·宗戴尔（Ernst Zundel）因否认犹太大屠杀的言论，按照加拿大的《反仇恨言论法》，此法禁止“虚假新闻”和“对公众利益有害”的言论，被判 15个月的监禁。美国一流的公共知识分子乔姆斯基在他的《理解权力》（Understanding Power）一书中提到这个例子，他写道：“一旦你进入到一个案子，没有人喜欢说过的那些东西，那么，捍卫言论自由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他还补充说，宗戴尔在美国不会被起诉，有《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法宝，然而，许多美国知识分子都支持加拿大的决定。
而美国标榜自己是世界最自由的国家，造成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与国家安全和战争状态之间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