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四、这里的军营静悄悄
在大队文艺宣传队里混,有一种类似“上班”的假象,使我嗅到了文明的气息。
余秋雨在他的文章中,动不动就要提到“文明”这个词儿。我的理解,他所说的“文明”是狭义的,不是指“五千年文明”那一类,而是指“文雅”、“礼貌”、“谦谦君子”。他是过来人,知道那个年代有多野蛮。
在宣传队的青年群体中,我终于吐出了一口浊气,暂时告别了野蛮。
宣传队补充了2队的老代、6队的小于和我之后,渐入佳境,很快拿出了一台新的节目。
由于不可能抽调那么多人脱产,因此,队里的每个人都要一专多能。
拉二胡的,也要上台演个角色。我是编剧,也演了一个农村干部角色。妇女主任也不能吃闲饭,她演了小话剧中的一位老大婶。
节目排完后,先给本大队的老农看,检验一下,然后参加片区4个大队的汇演,最后再选拔节目到公社参加总汇演。
给本大队社员公演的那天,我们精神抖擞。晚上,也是在露天,寒意料峭,有的节目只能穿衬衫,但一上台就物我两忘了,哪还能感觉到冷?
没上过舞台的人,可能不知道:舞台表演是人类最富有刺激性的工作。上台后,你完全融入了角色,而且也知道自己的一举手、一投足,都吸引着台下万众瞩目。
演出开场很不错,老农们被我们全新的阵容给镇住了。红扑扑的舞台妆、鲜艳的演出服、高亢嘹亮的歌声,足以让老农陶醉一晚上的了。
在演小话剧的时候,出了一点儿岔子。妇女主任脑袋上扎个白毛巾,挎了一个柳条筐上场,由于她身躯硕大,台下忍不住一片哄笑,站在边台的演员们也直捂嘴。
妇女主任硬着头皮撑到最后,一下台,就伏案痛哭,大家连劝都不知道该怎么劝。
不管怎样,演出是成功了,全队士气大振。几天后,到临近大队去参加片区汇演,一看才知道:天外有天。人家的水平,几近专业,我们拼了老命,好歹排到了第二。
几天后,附近军营的解放军来人联系,请我们去友情演出一场。
部队来了汽车,把我们拉到驻地。这是一个军用机场,里面静悄悄的,有柏油路、绿化树和亮堂堂的路灯。大礼堂里,军人坐得满满的,鸦雀无声。
我们的演出,显然超出了他们的期待。军人们原来可能想,能看上一场二人转也就不错了,没想到一个农村的文艺宣传队,能把节目演得这么有时代感。军人的高兴,我们在台上就能感觉到,只听得全场掌声雷动,反映远比老农热烈多了。
演出结束后,部队领导千谢万谢。等我们把服装、乐器扔到了车上,首长说:先别走。”我们立刻会意:这是要请我们吃夜宵。
导演小赵先上了车,没听到首长说话,看我们大家不动,他急了:“还愣着干嘛?上车呀!”
大家哄地笑开了。
因为事出突然,部队食堂简单炒了几个菜,煮了一锅面条当饭。我一生中,只有那一次,吃面条不放任何调料,但滋味奇香无比。
临走之时,我恋恋不舍,这么好的军营,怪不得人们都想当兵。好几百号军人,散场后悄无声息,迅速散去,整个大院又是一片静悄悄。
当兵的生活,真是太文明了。面条即使不放盐,也那么好吃。
四十五、幸福失而复得
按照现在的标准,那时候的知青是典型的“失败者”或“边缘人”,地位连老农都不如。每次回城,我都有强烈的屈辱感,养我长大的城市,把我一脚给踢开了,而农村这个“后娘”,面孔又不冷不热的。
我们处在了绝境。
有条件的知青,积极表现,争取出路。我们没条件的呢,那时候没有高楼可以跳,就只能强挺着活,轻松一天算一天。奥斯维辛里的犹太人,只听说有被折磨死的,没听说有自杀死的,这就是绝境下人的韧性。
过完了一个欢欢乐乐的早春,到了春耕大忙时节,宣传队暂时解散,队员各回各队。大忙季节,大队不能集中那么多脱产的人——在舆论上受不了。
回到队里,我憋着劲儿忙了一个春天,就等着“归队”的一天。
5月,是田野上翠绿的季节,莺飞草长,万物蓬勃。忽然有一天,我听说,宣传队又恢复了。我很纳闷:怎么我没接到通知?难道……我心里浮起了不详的预感。
果然,晚上“前工人”老高来找我,说宣传队确实恢复了,但决定不要我了,让他去,请我把手里的文艺材料交给他。老高是我的忘年交,我不能说什么,只是心里很痛。
第二天去上工,感觉社员的眼光,有幸灾乐祸的,也有怜悯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得罪了大队的头头儿,想想自己该做的都做了呀!也许,我生了这个不是农村人的模样儿,那就是得罪了人家。
从天上掉到地上的感觉,很难受。在野地里干活儿,想到往日的“战友们”正在排练室里嘻嘻哈哈,心里就更痛。那时也不知怎么了,把这种小小的得失看得太重。一个农村的文艺草台班子,能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占多大分量?可是,这是事后才有的觉悟。
只要是人,就不可能不计较一时一事的得失。中国人,本是最要面子的啊。
郁郁寡欢中,渐渐来到了初夏,铲地就要开始了。觉得好像过了一世,其实也不过才半个月。忽然一天的黄昏,有人见我从镇上回来,招呼我说:大队宣传队让你马上去报到呢!”
嗯?
乾坤扭转了?我做了各种分析,都不得要领。吃罢晚饭,就去了大队。
妇女主任乐呵呵地跟我谈,大意是,以后你就专职搞创作,为迎接8月份公社大汇演做好准备。
我问:这回,不能半截让我回去了?”
妇女主任坚定地:不能了,你放心干。”
见了昔日“战友”,个个都对我很亲。
老代和小于连忙把我拉到院子里,说:把你开掉,我们俩坚决不同意,去找了书记,说宁肯我们俩回去,也要让你来。”
我问他们:把我开掉,是什么理由呢?”
小于说:说你个头儿太高了,上台去不好看。”
果然,非我族类,人家看着就是不顺眼。
后来两天,我又陆续听到一些消息。原来,大队打的主意是:老高会拉二胡,让他来,即可以编写脚本,又可以拉二胡,比我的利用价值要高。
但这只是理论上的可行性,实际情况是,老高是20世纪50年代的青年,如今人到中年,思路上已不能与时俱进,完不成编写脚本的任务,跟年轻人的关系也很紧张。
这样,大队领导受到了来自几方面的压力,不得已,才让我回来。
我又过上了莺歌燕舞的生活,过一天算一天吧。
我觉得,我真的是这个社会的异类,今后的日子,也不会平坦。
四十六、一生中最美的一觉
现在有人咒骂我们那一代是“渣滓的一代”;也有人怜悯我们是“废掉的一代”。其实,代际之间,是没有聪明和愚笨之分的,差别全在于时代崇尚不同。
我们年轻时,也认为:30岁以上的人,都该枪毙。”
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看来,30岁以上的人只知道老婆孩儿,懦弱、自私、毫无大志。
直到我活到了年近花甲,才明白了:人生,除了“老婆孩儿”,还有什么更大的意义?很多可怜人,穷尽一生,连“老婆孩儿”的问题尚且解决不好呢,还谈什么“改造世界”、“拯救众生”?
青年和老年的最大区别就是,青年以为这世界上谁也击败不了自己,老年人则明白:这世界要想击败你,如同踩死个蚂蚁。
谁也不用狂妄,到老了,就都明白了。
我们那时候,也是聪明的。那时候,8个样板戏中有5个是京剧,所有的唱段加起来,也有100多个吧,有人能全凭记忆,一个音符也不差地唱出来。这样的聪明才智,要是用在数理化上,何愁不出科学巨人?
我们的才华,就是这么流散的,像水渗进了无边的沙地。
宣传队恢复之后的日子,我感觉很舒畅。恢复活动以后,正值夏锄大忙,大队为减轻舆论压力,让我们宣传队轮流到各生产队去帮助劳动,这样在名义上就是不脱产的了,免得“贫下中农”提意见。
协助各队劳动,各队当然要给面子,让我们干的都是较轻的活儿。我是编剧,那时还给我配备了一名“秘书”,是9队的回乡女青年小翠。她写的字,比别人稍微像样一点儿。下到生产队后,就给我们两人找了一户清净人家,坐在炕头上写作。我写出草稿,小翠替我誊清。
文字工作这东西,是软性的,手快的和手慢的效率很不同。我历来是属于手快的,因此大部分时间可以用来休息。在老乡家,人家把一间屋子让出来,没人打搅。正好有小翠是聊天对象,我们聊宣传队的家长里短的时间,远多于写作的时间。
诸位可不要想歪了——小翠仅有中人之姿,又不是我感兴趣的那种,所以我们只是“战友”,绝无其他。
宣传队虽然每天“上班”的时间比老农下地的时间晚得多,但在农村,除了病患,没有一个人是可以睡懒觉的。“老爷儿”没升起时,全家就都起来了。劳动力是凌晨3点半下地干一阵活儿,大约6点钟回来吃早饭,然后不到7点再下地。我们只不过免去了凌晨那一段劳作。
因此白天还是感觉困。一天下午,我和小翠在老乡炕头上“创作”,我感觉困意袭来,跟小翠说了一声:不行,我要睡会儿。要是有人来,赶紧叫醒我。”说罢,倒头就睡。
一觉醒来,太阳都快落山了,这一气儿,竟睡了3个小时!
插队8年中,大白天睡得最痛快的,就是那一觉。那是我一生中最美的一觉。
农村没有假期,只有下雨天是放假。在那时的老农看来,城里人全是懒汉,哪有太阳晒屁股还不起来的?太阳出来,不就是照亮大地让人干活儿的么?
一个人,年轻时代最缺乏什么,什么就是他一生最大的幸福。年轻时家里穷掉底儿的,发财就是最大幸福。年轻时被女孩子瞧不起的,泡妞就是最大幸福。而我年轻时,干活儿的时间太长,睡觉的时间太短,因此大白天睡上一觉,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到现在也还是。